民族文化的尋根之旅
2015-06-18 22:02:34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黃河東流去》作為李凖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飽含了作者巨大的心血。作品分為上下兩集，其中上集完成于1978年，下集完成于1984年，最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李凖憑借《黃河東流去》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第一名。作品以1938年日本侵略軍進入中原，潰退南逃的國民黨軍隊扒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淹沒河南、江蘇、安徽三省44縣，一千多萬人遭災的歷史事件為背景，描寫了黃泛區人民從1938年到1948年經歷的深重災難及期間展開的悲壯斗爭。
然而，距離作品獲獎30年后的今天，當我重讀這部彌漫著濃郁農村氣息和農民情結的作品時，我認為李凖寄予在《黃河東流去》中的深廣農民情懷已經不再是評判這部作品的惟一價值尺度和參照標準。正如李凖在《我想告訴讀者一點什么？》中解釋這部作品為何會歷時5年時所言：“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由此，從這一層面上講，李凖之所以“把創作的進程放慢”，其潛在因素是他已經意識到農民這個群體合力呈現出的品質不再只是“農民”的專屬，即這種集體品質背后所蘊藏的意義指向已超越了“農民”這一單一場域。同時，李凖說，他寫《黃河東流去》的時候“仍在思考”，他思考的到底又是什么？
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內核
的探尋與吁求
在《黃河東流去》的后記部分，李凖指出：“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歷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說。 ”與李凖一貫的農村題材小說不同，他將“難民”作為《黃河東流去》的主題，從國民黨“以水代兵”事件寫起，展現李麥、海老清、海長松、王跑、海春義、陳柱子、藍五等七戶農民被黃河淹沒家園后，背離故土“在死亡線上掙扎下的倫理和生活”。因為李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農民形象，所以學界往往據此把研究重心放置在《黃河東流去》中“農民”或“農村”的論域內。然而，事實上，李凖在《黃河東流去》的尾聲部分卻給出這樣的暗示：“在這些故事中，作者介紹了他們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紹了他們的堅定和勇敢。作者想通過這一段歷史，尋找中華民族生存的‘信心’。” 既然作者意在“尋找中華民族生存的信心”，那么，這里的“信心”又是什么呢？
(一)仁愛俠義
仁愛，作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是建構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不可或缺的精神根基。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孟子的“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儒家的仁德思想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筋骨脊梁。在《黃河東流去》中，李凖有意尋找仁愛思想的蹤跡。然而，出于“難民”主題宏大敘事的需要，作品對仁愛思想的召喚集中在特定的角色身上。
徐秋齋，作為《黃河東流去》中最年長的老者，不僅性格豁達而且具有很濃的“恕道”思想，同時也是李凖寄予傳統文化質素最多的角色。作為年紀最長的農民，徐秋齋身上留存了中華民族最底層最悠久的秉性特質——他篤信人應該有“仁愛之心”的主張，覺得處世對人應該“推己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對人的過錯不必茍責，要有寬恕、原諒的胸懷。當聽說王跑的驢子被漢奸隊搶走后，他先是“氣得兩眼發紅，手腳發涼”，隨后給王跑出了一個好主意——讓王跑把蛐蛐放到褚元海棗紅大馬的耳朵里，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出救治“走馬猴”的戲，最后把從護兵手里賺回的35塊錢給王跑，并安慰他說：“給吧，你的驢錢！”
如果說徐秋齋熱心幫助王跑是念在赤楊崗同鄉的情分上，那他幫助素昧平生的梁晴卻真真是俠義之舉。梁晴隨著其他背鹽婦女入住“福興鹽行”，發現鹽被偷后，哭著跑到徐秋齋卦攤前算能否把鹽找回來時，徐秋齋不但沒有收她的錢，反而帶著她義正辭嚴地找鹽行掌柜理論，掌柜最終因他的聲色俱厲不得不賠償被偷婦女的鹽錢。如果說，徐秋齋為王跑討回驢錢時以妙計取勝，那么他幫陌生的背鹽婦女們討回鹽錢時的個人英雄主義便帶有英武硬朗的俠士風范。
(二)犧牲精神
假若說李凖在徐秋齋這位老者身上寄托的是傳統文化中的仁愛俠義，那么他賦予嫦娥、愛愛、秀蘭和玉蘭等年輕女子的便是舍生取義的獻身精神和殺身成仁的犧牲精神。
嫦娥是作品中最先高揚犧牲旗幟的女性。她在葫蘆灣和母親李麥、哥哥天亮走散之后，隨徐秋齋和梁晴擠火車到了西安。這個本該作為被保護對象的13歲姑娘，不僅要照顧毫無血緣關系的徐秋齋，而且還要每天出去撿拾菜葉替梁晴分擔生活壓力。當她得知徐秋齋因心疼自己被看煤人綁在火車上抽打而拖著病體外出要飯時，便主動向梁晴要求賣身到人市，當這個提議被梁晴拒絕后，嫦娥又毅然決定謊報年紀去寶雞的工業合作社上班。為了安慰梁晴，她在坐上火車后說：“晴姐，這里邊跟個小房子一樣！還有長板凳能坐。”在敘述這一情節時，李凖采用了“零度情感介入”的敘述策略，其藝術效果便是愈加激發讀者對嫦娥的深度同情和憐憫，而由此反襯出嫦娥舍己為人的高尚品格。
與嫦娥相比，玉蘭是作品中命運最悲慘的姑娘。作為長松家眾多子女中的一個，玉蘭深知自己和姐姐秀蘭在家庭中的位置是極其尷尬的，因為“她們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層的”。在饑餓肆虐的日子里，“少女們的饑餓是更為可憐的”。所以，當玉蘭看到姐姐秀蘭為給家人換得80斤口糧而自愿被賣給人販子后，她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而獨自悄然離開家找人販子，將自己賣給洛寧縣石澗村的老地主張漢臣做妾，最終在張漢臣老婆的折磨下小產身亡。
具有犧牲精神的還有愛愛、梁晴、宋敏等，因為李凖著力表現“難民”主題，所以這種犧牲精神不再是宏大壯烈地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而是黃泛區的普通民眾為了家人鄉鄰而舍身忘我的平凡事。這也正是李凖在《黃河東流去》“開頭的話”部分透露的本意——“在這部小說里，幾乎看不到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他們都是真實的人。”而恰恰因為是“真實的人”，他們表現出來的獻身精神和犧牲品格便顯得格外“真實”。
(三)自強不息
“中國人民的忍耐力是驚人的。他們可以背負著兩肩石磨生活，他們可以不用任何麻醉藥品‘刮骨療毒’。”為了表現中國人這種驚人的忍耐力，李凖將堅韌不拔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澆灌到李麥和鳳英這兩個角色身上。
李麥，作為《黃河東流去》的核心人物，“是個生活能力極強的人”。她秉承了中國農村婦女身上的“堅忍”品質。從她四歲喪母跟隨失明老父流浪要飯時起，就注定要面對坎坷命運的考驗。然而，她又不同于長松的媳婦楊杏和海老清的媳婦老清嬸，她遇事從不悲觀消極，甚至坐以待斃，是一個“不信神的女人”。當她爹李甲子死在地主海福元的磨坊里時，她用“哭”的方式逼海福元掏錢買薄木棺材裝殮李甲子；當她被海福元趕出磨坊后，勇敢地向鄰居海青牛訴苦并獲得生活的依靠；在海青牛出獄冤死后，她帶著兒子天亮和女兒嫦娥艱辛過活；當黃河水沖垮了自己家園后，她及時引領鄉親去沙崗避難；當落難尋母口時，她積極配合宋敏等新四軍抓漢奸、搶軍糧；當因搶糧工作和兒女走散后，她毅然決定和宋敏相依為命；當找到散落在西安等地的鄉親后，她勸說并帶領大家返回故鄉重建家園……即便李凖因為“提煉‘酒精’”的緣故，致使李麥這個角色沒法像《李雙雙小傳》中婦女典范李雙雙一樣生動，但是作為作品中最接地氣的農村婦女，她身上承載著李凖苦心探尋的傳統文化自強不息的堅韌精神。
如果說李麥是年長婦女的榜樣，那么鳳英便是年輕婦女的標桿。鳳英在黃河淹沒赤楊崗后，隨父親劃船到赤楊崗鄉民避難的沙崗，在浩劫中與春義簡單完婚。隨后跟春義擠火車到西安偶遇鄉親陳柱子并說服春義留在陳柱子的牛肉面館打工，最終決定自立門戶經營餃子店。在與春義的逃難中，鳳英逐漸褪換掉傳統婦女靦腆、內向、保守的精神外衣，在苦難的歷練中展現樂觀進取、敢想敢拼的新面貌，努力用自己勤勞的雙手爭取生存的主動權。李凖之所以著力塑造鳳英這個新女性角色，其深層用意是想借助鳳英這種農村年輕女性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品質不僅不會后繼無人，反而會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對國民性的冷靜審視和理性反思
李凖自敘道：“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說的。農村的家庭關系的變化，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在《黃河東流去》出版之前，從1953年11月20日在《河南日報》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起，到1960年代的《李雙雙小傳》，李凖的作品無一例外地熱衷于表現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然而，“在描寫他們這些優秀的道德品質的同時，我也描寫了他們的因襲負擔，描寫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識。這些精神枷鎖，就像幾十條繩索，沉重地套在他們身上——無疑，這是我們國家長期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在《黃河東流去》中，李凖不僅開掘“難民”主題下農民群體身上沉積的民族文化優良品質，同時更注重用魯迅式的批判眼光來審視他們因襲的負擔。根據李凖審視農民因襲負擔的角度不同，他在《黃河東流去》中集中展現了三種國民劣根：
第一類，以海老清為代表的逆來順受。“堅忍主義”是中國人民千百年來面對苦難和災難時形成的生存哲學，然而一旦“忍”超出正常限度，其后果就是無條件屈從。海老清這個最地道的老農民，從一出場到最后餓死，保持了一以貫之的忍讓順從態度：當地主海螺子強迫他拉差車時，他“一口氣沒嘆出來，一滴淚沒掉出來，像泥胎一樣呆呆地蹲在地上”；當自己心愛的牛因拉差車累死后，他只能“瞪著紅血絲的眼睛，渾身顫抖著”對國民黨的崔副官說：“我心里不服你！我永遠不服你！”當狠心花掉給女兒雁雁買布衫的錢換回三升蕎麥種子后，沒日沒夜用血汗澆灌蕎麥直到收獲時，卻被東家周青臣的“童子軍”搶走了七袋糧，對此他只能“重重地嘆了口氣”，勸雁雁說：“想開點兒，人家是東家，地是人家的”；當他忍痛用最后一點錢買了兩斗谷子和雁雁碾米時，周青臣又派人搶了10斤谷子，他“看著他們的背影，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說不出一句話，狠狠地用拳頭捶著自己的胸膛”……這個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莊稼漢最終伴著一句“我想吃點什么”氣絕身亡。
第二類，以海長松為代表的封建狹隘。長松，作為海老清的翻版，不僅是一個順從命運的農民，更是一個因襲守舊的農民。在作品中，他作為赤楊崗惟一一個子女眾多的農民，最大的負擔來自家人的吃飯問題。當黃河以排山倒海之勢沖進赤楊崗時，他因懊悔自己剛傾盡家產買到的斜坡地被水湮沒了，便絕望地等著黃河來淹死自己和全家；當聽說隔壁老清嬸的大女兒愛愛因走投無路不得不去戲班說書時，他和很多農民一樣認為“說書唱戲這些行業，是‘下九流’的行當，不是正經人家干的事情”；當他大病垂死之際，他媳婦楊杏拿著愛愛給的鐲子去當鋪換錢請醫生救治他，而他在病好后不但沒有感激愛愛曾援手相助的好心，反而因愛愛被當官的包養而大為鄙夷地說：“享這樣的福，我還嫌……”
第三類，以任彥生為代表的卑微怯懦。李凖在《黃河東流去》的后記中說：“愛情是最能表現一個人的個性和品德的鏡子。”作品描寫了許多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其中惟愛愛和彥生的愛情最苦情。和愛情中有情有義的梁晴、鳳英、雪梅一樣，愛愛對彥生的愛是純粹而熱烈的，但當彥生得知愛愛的心意后卻因自己只是中華照相館的小徒弟說：“我不敢想，我也不配去想，我情愿給你跑跑腿，辦點事”；當在愛愛家巧遇關相云并被問及自己的身份時，彥生“只是點著頭，垂頭站在一邊”，他“感到慚愧和內疚”，想要的只是“剝掉關相云的一身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而且還能系上一條牛皮做的武裝帶”。當愛愛明確表示要做他的妻子時，他“忽然變得堅強起來”，而當愛愛懷有身孕去找他時，他卻“連個照面都沒打，自己遠走高飛”了。
總之，不論是海老清，還是海長松抑或任彥生，他們看似只是作品中的單一人物，但是他們都具有“類型化”的同質性。由此，通過這些個體便能映射出相同類型的群體的共性特點，即國民性的負面品質。然而“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綜上所述，盡管李凖的《黃河東流去》還存在諸如人物類型雷同化、中間人物描寫力度弱、作者主觀情緒介入過多等瑕疵，但是從民族文化尋根的角度看，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價值。通過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度解讀，不難理解李凖花費5年時間寫《黃河東流去》的潛在原因，而這一原因也是他“仍在思考”的初衷——農民作為中華民族最古老的群體形式，他們身上承載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良質素，同時也因襲了國民劣根的負面品質，而作者真正想去探尋和挖掘的，是蟄居在“農民”這一群體精神底層的中華民族的原生力和創造力。從這一層面上說，李凖試圖借助《黃河東流去》重返歷史，有意識找尋中華民族的“根”，探索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以激活中國人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并為現代人類提供精神的棲息之地。
最后，還是回到李凖自己的話上：“一個具有深厚道德精神的民族，不會在歷史上消失，強烈的同情心、團聚力，和傳統的道德力量鑄成了這個民族延續和發展的堅強精神支柱。”而“這本書的名字叫《黃河東流去》，但她不是為了逝去的歲月唱挽歌，他是想在時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們這個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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