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鋒”許小年：批判的目的是改良
2015-08-22 16:35:26 作者：陽化杰 來源： 瀏覽次數(sh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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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1136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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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許小年探望四川紅白鎮(zhèn)中心學校的學生
“一把刀的鋒刃不容易越過，所以，智者說，得救之道是困難。”
—— 摘自毛姆小說扉頁，源自古印度哲學經(jīng)典《奧義書》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fā)自北京
桌上的餐盤一個一個地撤了下去。
小餐廳包間里，最終只剩下記者和許小年。有一瞬間，我有如坐針氈的感覺。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總是眉頭緊鎖，擰成一個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辭鋒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讓人聯(lián)想到了某個人——雖然，把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魯迅，很落俗套。
說他像刀，鋒芒畢露，出手精準，直刺要害，其學界友人陳志武笑稱之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個可以躲的洞。”
他對媒體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個場合，他把十幾個圍著他的記者一個一個地“訓”過來：“不專業(yè)，不認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課，盲目追逐熱點。”一位做經(jīng)濟報道的女記者至今不能釋懷：“他是我所見過的經(jīng)濟學家中，最傲慢、最沒有禮貌的。”
許小年自嘲說：“我把記者們?nèi)嫉米锪恕?rdquo;
他對同行亦不留一點情面。見京城某位“入仕”經(jīng)濟學者近年來頻頻為中央經(jīng)濟政策背書的言論，他直接批之：“斯文掃地，學界悲哀。歸去來兮，自由之思想，歸去來兮，獨立之精神。”
最狠且準的，是他對政府政策和體制之弊的批判，刀鋒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讓聽者既覺痛快淋漓，又隱隱生出不安。他的學生、一位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上EMBA班的企業(yè)家疑惑地問記者：“許教授說的這些話，你們媒體真能寫出來么？”
他非常不買賬，非常無所謂，有時非常酷，有時非常悲憫，和悲憫之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絕望。
鋒利，是個性然使，也是一種啟蒙策略，許小年曾說：人們的慣性思維像是一層硬殼，頑固地包裹著舊觀念，愚昧地拒絕新思想，“我試圖用事實和邏輯產(chǎn)生沖擊，敲碎這層硬殼。”
知識分子的獨立、士子的家國思想和某種紅色正統(tǒng)教育烙下的情感，在這位思想者的身上糾結。置身于這個大社會變革時代，他一樣也是新舊世界交替的產(chǎn)物。
青春 幻滅——告別革命
在母親七十多歲的時候，許小年和老人家有過一次對話——“您年輕時在學校參加地下黨，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個您所認同和擁護的政府。現(xiàn)在我天天批評這個政府，您能接受嗎？”
“她想了一會兒，給了我一個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追求。’”
“我特別感謝母親。她從來不干涉我的研究，只為我取得的成績而驕傲，不管結論和她畢生事業(yè)的方向相左還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紅”的革命接班人。許小年的父母原籍寧波，是上世紀40年代上海灘的進步大學生，在讀書期間雙雙加入中共地下黨。他們的上級是喬石，時任中共地下黨上海學委的負責人。
當國民黨當局覺察到這一批青年地下黨員，要對他們實施抓捕之時，打入國民黨內(nèi)部的地下黨截獲了這一情報。在組織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單上的七十多個青年學生從上海轉移到皖南新四軍解放區(qū)。許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帶的根據(jù)地工作，待到淮海戰(zhàn)役結束，進入合肥，許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當時父母的工作單位——青年團安徽省委。他后來曾問父親為什么會參加地下黨，父親告訴他：一是因為國民黨太腐敗，二是“不知道他從哪里得到的印象，說國民黨不打日本人”。
建國初期，中央政府組建機械工業(yè)部，從全國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黨員干部。1957到1958年間，許小年的父母奉命調(diào)到北京，從那以后，兩人在機械工業(yè)部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了近大半個世紀。退休時，父母都是局級干部。
成長于這樣的紅色干部家庭，許小年從小浸潤于最正統(tǒng)的思想中——“愛黨，愛國家，愛人民，對社會負責任，對人民負責任。”無論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無情、充滿嘲諷，但字里行間總能讀到一種“自上而下”的情懷與立場。他也承認，自己心底里“對這個黨、對共和國，還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領袖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里貼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長達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啟動。
十來歲的“革命小將”投身于紅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號召紅衛(wèi)兵小將砸爛舊世界，我們就去砸，破‘四舊’，批斗地富反壞右，抄過他們的家，打過人，這些事情我都干過。”
從1966年8月起，毛澤東在天安門多次接見紅衛(wèi)兵。許小年沒有趕上第一次，他參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個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記憶中。“遠遠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我們揮手，我們聲嘶力竭地喊著萬歲，在廣場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淚。我也暗自發(fā)誓，一定要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傳統(tǒng)，把他們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進行到底。非常非常單純。”
不久，單純的“革命接班人”隨兩萬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貧窮，讓許小年驚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形容，一點都不過分，老鄉(xiāng)們破衣爛衫，一條一條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來烏黑烏黑的，他沒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長時間沒洗過。
“這就是我們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們從小聽的歌兒，唱的是老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yè)，三五九旅從30年代起就在南泥灣開荒，開出了‘陜北的好江南’，為什么三十多年過去了，老區(qū)的農(nóng)民仍然這么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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