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先生在《資中筠自選集》發布儀式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與資中筠先生面對面時，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慚愧：與老人家相比，我們是多么的粗鄙。

已經習慣了與世沉浮，習慣了身上的塵埃，習慣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無語。因為在內心深處，有一種深深的失落，它讓人麻木，讓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靈魂。

對于裝睡的人，怎樣的吶喊都是沉寂，對于不愿邁出的雙腳，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區。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棄？

81歲了，資先生依然那樣睿智與優雅，翻開剛剛出版的五卷本的《資中筠自選集》，有如醍醐灌頂。不論歲月如何匆匆，不論世事如何紛紜，在這世界上，總有人不愿后退，總有人在堅守著文明。這，是怎樣的一種溫暖？讓我們堅信：再遙遠的長路，也將過去，再艱難的地峽，也將穿越，歷史的大潮，終將奔流到海，一往無前。

所以等吧，我們等得起。

百年中國人的自強夢，百年的苦難與堅持，擎著啟蒙這面旗，我們唯有頑強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對前賢，不愧對他們的奮斗、思索與犧牲。

于迷惘處，聆聽資先生的教誨，堪稱平生幸事，每個人都是歷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們，必然會翻開今天的細節，他們會看到的，至少還有痛苦是真誠的，至少我們沒有沉淪。

迷信這樣被破除

北京晨報：許多老一代知識分子都經歷過一段從獨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過程，您當年是如何覺醒的呢？

資中筠：這分三個階段，我們當初受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延續著“五四”精神，東西方內容都有，當時并沒覺得沖突，也沒有西化不西化之說。解放后，隨著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戰”后，歐洲知識分子集體向“左”轉，讓人們相信這代表了未來，是全人類的潮流。 這本身并無大錯。只是這種理想為掌權者所歪曲利用，實施包括思想領域的全面專政，加之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特點和弱點導致自我迷失，產生了迷信，所謂迷信，就是強迫加自愿，上交了獨立思考的權利，一切靠別人的腦子來判斷。有人覺悟早一點，“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點，改革開放后才轉過彎來。至于我個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當時正在“批林批孔”，邏輯越來越荒唐，于是想到領導人年紀大了，糊涂了，這就打開了一扇窗：過去遇到想不通的問題，認為領導總是對的，便努力說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錯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了，這扇窗一打開，就不再能關上，從此心中逐漸亮堂，也就是自我啟蒙。

為什么集體緘默

北京晨報：那一代知識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為什么卻很少有人提出質疑呢？

資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動接受的因素。特別是開始，擁抱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覺得自己也應該改變舊思想、舊觀念。當時沒有用“啟蒙”這個詞，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種新的“主義”的啟蒙。沒有想到實際上陷入了蒙昧。后來，一次次的運動，漸漸擠壓著空間。這些運動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緊幾天松幾天，松的時候好過一點，這樣一撥一撥，人們不斷在自我檢討中，就像溫水煮青蛙那樣，剛開始并不劇烈，自我批評一下就能過關，到后來越來越難，“反右”時幸虧我在國外，回來一看嚇一跳，因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國內，可能就成右派了。幾次運動下來，心里甚至都感覺不到恐懼了，完全變成了一種自律，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全都牢牢地記住了。“文革”時，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我內心很贊同，但不敢說，等判決結果下來后，真是很害怕，幸虧當時沒說出來，不然的話，我不也可能被槍斃了？“文革”時最害怕，因為誰都可以揪你出來，大家爭取留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到后來，對于極左也就接受了。

我們這樣改造自己

北京晨報：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資中筠：是的，當時提出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而消除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之間的差別，不是讓農民變成知識分子，而是讓知識分子變成農民。當時我最擔心的是自己養不活自己，真下去了，發現只要不怕臟不怕累，也沒想象的那么難。對我來說，不怕臟確實是一關，突破起來不容易。

北京晨報：當時沒想過回來？

資中筠：真不想，因為覺得不可能回來。當時想的是趕快把腦袋中的知識忘掉，剛開始干校在京郊，每兩周能回一次家，后來“一號戰備”下來，各單位自己去找地方，我們集體遷到河南，在一個空出來的勞改農場辦干校，整整兩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們非常努力認真，加上科學種田，所以我們麥子的畝產量比當地老鄉要多一倍。

資中筠

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過去不應神話

北京晨報：今天很多年輕人認為，那個時代更平等，是這樣嗎？

資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為大家都窮。實際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隨時可能被處理，就算沒受沖擊，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權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鄉下，遠離權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時干部和國營工廠的工人有免費醫療，可農民沒有，我們下去的人中有的學了針灸，老鄉排隊來看病，稱他為“神醫”。那時各大醫院的名醫都被打下去勞動，讓護士開藥方，可首長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從來不找赤腳醫生，他們會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醫，其實他們每個人的周圍本來已配備了小醫院。

北京晨報：可那時的人不是很樸素嗎？

資中筠：大家確實很樸素，高級干部穿著也很樸素，衣服破了打補丁，有的還坐飛機到上海找專門的裁縫打補丁。

不愿被介紹為首長翻譯

北京晨報：很多媒體上說，您曾給毛主席做過口譯，您似乎不愿意提這件事？

資中筠：我專門為此寫過一篇文章“關于我的履歷”，收在《士人風骨》中。媒體還是喜歡這么提這個，說明我們誦頌圣文化的傳統依然深厚。仿佛曾經為大人物服務過你就如何如何，其實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種頭銜。個人的水平不因服務對象改變而改變，我翻譯過巴爾扎克，媒體怎么就不說了？這件事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無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當時也沒說什么特別難翻譯的話，因為他不參加具體問題的談判。后來“文革”中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人們把首長翻譯看作“身邊人員”，我更加要特別聲明我從來不是。這次關于首發式的報道，有人告訴我網上有的報道干脆就把我說成“毛澤東的翻譯”，其他都不存在了。實在令我無可奈何，不知那記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報：您和周總理接觸更多，對他的印象如何？

資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記性非常好，腦子仿佛是一個資料庫，見過的人他都記得，所有服務員都能叫出名字，能記住她們的某個特點，他很周到，能讓所有人都有親切感，他也愿意在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識面很廣，在各領域都能提出很專業很具體的意見，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當時咱們也沒有現在這樣大局面的外交。抗戰時期他在重慶為中共爭取了很多知識分子。

主動掙脫塵網

北京晨報：您后來為何主動轉向學術呢？

資中筠：在外交系統，最好的工作是所謂“一線”，即在“部里”和大使館，其次是我當時工作的“對外友協”之類，最差的是去學術部門，犯錯誤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對外友協”，需按口徑說話，事務性工作多，那時我快50歲，忽然就想獨立了，不想再事事聽命。更何況，當時國際問題研究所有一個非常好的圖書館，國際問題資料最豐富，我一輩子都是跟著圖書館走，當年上清華也是因為圖書館好。

北京晨報：對這個選擇，陳樂民先生同意嗎？

資中筠：聽說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驚，部里說安排我去駐外使館。陳樂民生怕我答應，因為要去兩個人得一塊兒去，我們都特別不喜歡使館的工作，閉塞且人事關系復雜，還必須事事按口徑說話。陳樂民更厭惡官場，他最喜歡抄寫陶淵明的那句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