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的分野來講，不管現在有多少細致的分工，學術永遠有正道，不管社會怎么變化，正道是不變的，有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感覺。”

旅法人文學者趙越勝去國多年，其《帶淚的微笑》、《好聲音，真正的Bel　Canto》、《若有人兮山之阿》等美文，近年通過《讀書》、《愛樂》等實現小規模的“文字還鄉”。前幾年，趙越勝回憶其精神導師、倫理學大家周輔成先生的長文《輔成先生》，在其好友張志揚、朱正琳、周國平、徐友漁、陳嘉映、梁治平等人組成的“圈子”里流傳，并被擴散至更廣闊的中文互聯網世界。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曾讀過《輔成先生》的未定稿，“尤其喜歡前半部分，趙越勝與輔成先生的問學過程，那種源自知識的泰然和激動，讀來讓人感動”，覺得“八十年代真是讓人無比懷戀”。學者丁東去年年底主編的《先生之風》收錄了《輔成先生》。

近日，趙越勝的隨筆集《燃燈者》簡體字版收入“思享家”系列叢書出版。新書上市前夕，回國探親的趙越勝破例參加了該叢書的發布會，與朱正琳、周國平、崔衛平、何光滬、黃集偉等人一起追憶周輔成先生、回顧1980年代的“文化熱”。

我們現在也就只是有些會館而已

2006年，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曾掀起過回憶“文化熱”的熱潮。盡管去國經年，趙越勝對活躍1980年代北京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識界的貢獻，仍被人屢屢提及。

哲學學者周國平在其自傳性文字里曾這樣回憶:“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后，他便經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這就是周國平記憶中的“趙越勝沙龍”，他還記得，當時某位以“江南第一才子”自居的學者，因為被趙越勝認定“沒文化”而始終排除在他們的沙龍之外。

作家柯云路當年“京都三部曲”中《夜與晝》里的“哲學——藝術月會”即以趙越勝沙龍為原型，他曾向筆者證實:“當時的沙龍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龍，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龍，趙越勝沙龍是改革開放年代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當時大家都很活躍，不像現在這么務實”，“我見過趙越勝好幾次，記得好像是在地安門東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熱心，在那個時代比較新潮”，“我和他比較多地談存在主義，他談論的話題和直接關心國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樣，更有文化性質，不是落實于具體層面，總的來說是希望突破過去的思想禁錮，把各種學派介紹進來。那時最大的命題就是‘思想解放’。”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高級講師蘇煒是趙越勝的好友，他記得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識界有“走向未來”叢書、“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三大文化圈子，他當時參加最多的文化沙龍是“《讀書》服務日”和趙越勝沙龍。趙越勝沙龍以學者甘陽領銜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班底為中心。

在蘇煒印象中，趙越勝沙龍的聚會一般選在每月的最后一個周末，“一般是從下午開始，圍繞一個專題，請一個人主講，然后大家發表討論意見。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趙家，由趙越勝和詩人阿堅張羅，偶爾也拉隊伍出去下館子)，聚餐后繼續開聊，此時音樂是助興的話題，包括著名男高音范競馬的演唱。”

蘇煒記得，趙越勝沙龍談論最多的還是當時《讀書》上的某篇熱門文章，或就彼時的“文化熱”、“方法論熱”、“為學術而學術”等現象或話題展開討論。此外，徐友漁、陳來和甘陽等訪學歸來的學人介紹海外見聞也是趙越勝沙龍的一個保留節目。

躬逢其盛的趙越勝沙龍參與者們用文字以及各自的方式表達著對那段在精神上彼此取暖的啟蒙歲月的感念，但是，當年沙龍的主人趙越勝告訴筆者:“八十年代文化沙龍，這是后來人們對當時的某些活動賦予的文化意義，你千萬千萬別當真，不過是幾個虛心向學的青年人常在一起談談讀書體會罷了。哪里有什么沙龍，真正的沙龍，要到雷加米埃夫人的客廳里去找。竊以為，我們現在也就只是有些會館而已。”在趙越勝定居多年的法國，雷加米埃夫人正是19世紀初法國貴族社會中一位銀行家的太太，在當時的法國文化界享有較高地位，引得德維達等很多畫家紛紛為其繪制肖像。

回望自己的1980年代，趙越勝說:“那時候重要的是都有熱情，我們那時候剛開始都差不多是研究生，國平是第一屆，我是第二屆，后頭有甘陽那么一群人”，“當時我們有一個基本判斷，中國文化要先放到一邊，一點不是否定中國文化，我們都是從那里面熏出來的，我們也愛透了孔、孟、莊的東西，唐詩宋詞都是我們的枕邊讀物，那時候倡導把西學搬引來，覺得中國要和世界融合。我們這群人里很多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沒有變化，認為我們的基本判斷還是對的。”

周輔成先生就是學術正道

“我們也不怎么談學問，多為閑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時隔多年，周國平對趙越勝沙龍的細節記憶猶新，“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么遙遠。在那以后，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周國平1990年代兩度去巴黎，都住在趙家，趙越勝帶著他同游巴黎、逛博物館、拼紅酒。

如今的趙越勝，“在巴黎郊區那所住宅里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他依然嗜書如命，自從有了網上書店，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一批，讓國內的親人訂購了捎去”，“他顯然沒有融入法國社會，也無意融入，法語能說但談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學車，很少出門，出門則須仰仗妻子開車或公交。他是越來越像一個農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無比。”

用周國平的話說，趙越勝的清高“給了我們這些文章不如你卻挺樂意出書的人很大壓力，使我們覺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牛津版《燃燈者》只收錄了三篇長文，除了對一位漂泊海外終老他鄉的名記者以及1970年代教自己彈琴唱歌的文藝青年唐克的追憶外，趙越勝的《輔成先生》一文在中文世界被廣泛閱讀和轉載。

周輔成先生(1912——2009)是長期被遮蔽的已故北大哲學系教授、倫理學大家，對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康德、克魯泡特金、董仲舒、戴震等有深入研究；抗戰期間，在成都與學者唐君毅等人創辦《重光》并任《群眾》雜志主編，其后又與唐君毅、牟宗三合辦《理想與文化》雜志。周輔成先生對“文革”后期的趙越勝有啟蒙之功。

在簡體字版《燃燈者》的發布會上，趙越勝說:“周先生身上有一種正道，他經常愛說學術的正大性。從知識的分野來講，不管現在有多少細致的分工，學術永遠有正道，不管社會怎么變化，正道是不變的，有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感覺”，“我就是白描周先生這個人，要說有一點感人的力量，就是周先生這個人的力量，他就是學術正道，就在那兒擺著，不管有多少風吹雨打，多少灰暗晦明的時刻，那盞燈就在那兒亮著。”▲撰稿/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