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蠻好玩的”是陳子善教授的口頭禪。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史研究，在故紙堆中浮浮沉沉，刨根問底，他覺得“蠻好玩的”；編《現代中文學刊》，每期至少集輯紀念一位過世的文壇大家，形成“專號”或“專輯”特色，他覺得“蠻好玩的”。多少年來埋首書窗，不理閑事，或補名家佚文，或打撈文壇“失蹤者”，他自況“好像探險”、“蠻好玩的”。只是說到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爭論，陳子善不再只是一句“好玩”，而是非常直接地回答：“爭論好啊，學術就要爭論，大家都客客氣氣，你好我好有什么意思？”

——記者

姚克，“他也是魯迅的抬棺人啊”

餐桌看來就是陳教授的辦公桌，記者到訪這天，他坐在餐桌邊侃侃而談。而桌面上除展臂大的一方空間，其余全被給與之齊肩高的書堆占據。書齋并不寧靜，距離餐桌半米開外，就是一臺播放著時事新聞的電視機。抬頭看今世，低頭訪舊人，俯仰之間，陳子善“撈”的不止是過眼云煙。

陳子善說自己現在研究的對象還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些作家，特別是和上海有關的作家，因為他們長期被忽略了，想努力把他們找出來。

陳子善說，這些作家在文學研究史上并非完全空白，但幾乎等于空白。比如有一位作家姚克就非常有意思。他跟魯迅的關系很密切。最近復旦大學吳中杰教授出了一本很好的書《魯迅的抬棺人》，寫了魯迅去世后，在他的葬禮上的五位抬棺人，即巴金、胡風、蕭軍、聶紺弩、黃源，再加上葬禮的幕后策劃者馮雪峰，共六位。當時給魯迅抬棺的共有十多人，確定的抬棺人中也有姚克，但限于資料吳先生沒有寫到。

當時給魯迅抬棺的青年作家大都是魯迅晚年與他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很多是左翼作家。姚克不是左翼，他是一位自由主義作家，但他關注、同情中國的左翼文學。他和埃德加·斯諾關系很好，他協助斯諾翻譯，在英國出版了一本《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把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介紹給世界，這在當時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斯諾在前言中有一段話，“當時我不怎么懂中文，現在也說不上在漢學方面有什么成就，但我找到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姚莘農（姚克原名——記者注），他是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評論家劇作家和散文家，并且是魯迅先生的知友……”

姚克這個人被“忽略”的原因是什么？陳子善認為是《清宮怨》。姚克中、英文都很好，并且積極地參與話劇創作。在上海孤島時期，他寫過歷史劇《清宮怨》，寫光緒皇帝變法，搬上舞臺后影響很大。1949年以后，根據《清宮怨》改編成的電影《清宮秘史》受到批評，當時姚克已經去了香港。這部電影后來的命運是文革時期又遭到更嚴厲的批判，戚本禹寫下洋洋灑灑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借此判定劉少奇“賣國主義”。作為編劇的姚克受此牽連，從此在大陸完全銷聲匿跡。

文革結束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清宮怨》為姚克恢復名譽。可是到現在已經30多年過去了，姚克還是沒有引起文學史家應有的重視，1991年，他又過早地去世于美國，很可惜。

陳子善說，“發掘”姚克，首先是補充上海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史料，其次這位作家本身的經歷也值得咀嚼。他有幾大功勞：一是第一次把曹禺的《雷雨》翻譯成英文，當時翻譯現代文學的不多，他喜歡《雷雨》，一方面指出《雷雨》有模仿外國戲劇的明顯痕跡，一方面認為還是值得翻譯，譯文在他擔任編輯的英文雜志《天下》上連載。后來在香港，他又把英文《雷雨》搬上話劇舞臺。二是他在早期中外文學交流史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視，他把蕭伯納的戲劇翻成中文，同時又把很多中國傳統戲劇，如京劇《打漁殺家》等等翻成英文。三是他在創作話劇和推動劇運方面的實踐，上海“孤島”時期他和費穆、黃佐臨一起辦苦干劇團，到香港后他又在介紹和研究西方現代派戲劇上不遺余力，姚克是一個有特別意義的劇作家。

此外就是他和魯迅的友誼。陳子善說，“他也是魯迅的抬棺人啊！魯迅不能神化，抬棺人更不必神化，但他們畢竟是客觀存在。”姚克對魯迅作品的翻譯是比較多的，他是通過翻譯魯迅作品才跟魯迅認識、交往的。魯迅那時在上海處于半隱匿狀態，但看到姚克的信后通知他去內山書店見面，回答他的問題。在姚克的回憶錄里，他還曾寫下第一次見魯迅先生前的忐忑心情，例如“西裝筆挺、皮鞋锃亮地去見魯迅，如此歐化的打扮，先生是否會喜歡”等等。見面后，他請教了翻譯上的很多具體問題，一接觸一交談，魯迅先生發現他是誠懇、好學的年輕人，后來熟悉了，還請他來家里作客。魯迅對這個年輕人非常信任，與他通過三十幾封信，是魯迅晚年通信最多的人之一，有些信還很重要，魯迅先生對他講的很多話是推心置腹的。

魯迅葬禮上用的照片，他晚年拍得最好的一張照片，眼神最慈祥、最有人情味的照片，是姚克陪同魯迅去照相館拍的，為了用在斯諾翻譯的魯迅作品集中，這點知道的人并不多，長期以來姚克的功勞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姚克對魯迅感情也很深，魯迅逝世31周年時，他寫了《從憧憬到初見——為魯迅先生逝世31周年作》，發表在臺灣的文學月刊《純文學》1967年7月號上。《純文學》的主編是大家熟悉的女作家林海音。當時臺灣是不能公開、正面地談論魯迅的，姚克人在香港，不受此約束，林海音發表這篇回憶錄也冒了很大風險。姚克這篇文章是他所看到的1949年以后在臺灣發表的第一篇深情回憶魯迅的人格與人品的文章。

“我是作家！”——從林青霞想到王瑩

陳子善說自己現在感興趣的人物都比較冷僻。姚克之外，他又說到左翼女作家王瑩。

林青霞在香港簽售她的第一部散文集《窗里窗外》，說自己不是美人，是作家！陳子善說林青霞轉身成功，越寫越好：“她曾把最初寫的七篇散文習作給我看過，就一篇比一篇好。她的經歷，她的天份，成就了她。但其實早在1930年代就有一批電影明星喜歡文學，舞文弄墨，這是一個很特別很有趣的文化現象。胡蝶、阮玲玉等可能不在此列，但明星中確有一批文學青年，大部分是女明星，其中一位叫王瑩。”

王瑩當時是左翼明星，她原來演話劇，后來演電影。她經歷坎坷，孤苦伶仃地“漂”到上海。許多人只知道藍蘋與她爭演話劇《賽金花》、主演在抗戰中很有名的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還到美國白宮演給羅斯福總統看；卻很少人知道她曾去東南亞宣傳抗日，做了很多重要的文化工作。我們今天很少關注她、討論她，講到上海的電影就是阮玲玉、周璇、胡蝶，陳子善認為很不夠。王瑩這樣的電影演員，不說她的文學成就，她的電影成就也應該討論。著名戲劇家洪深把1933年稱為“中國電影年”，他推贊的電影導演有費穆、沈西苓和湯曉丹，而演員就有主演了《女性的吶喊》的王瑩。為什么我們現在把她遺忘了？

對于王瑩的文學成就，陳子善認為，她不是一般的文學青年，不是偶爾寫篇散文。她當時已經進入主流文學圈，在施蜇存主編的著名的《現代》上發表散文隨筆，在幾乎同樣甚至更為著名的《東方雜志》上發表小說，在《申報·自由談》和《良友畫報》上也發表過作品。她寫自己的迷惘、感悟和奮斗，寫曲折的從影經歷，寫對黑暗現實的抗爭。王瑩是左翼，她有擔當，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敢于發表對社會的批評。她同時在很多電影雜志上寫文章，談扮演角色的體會等。這才是明星應該做的事情！

王瑩有一句名言，夏衍的序和施先生的書評中都引用了，即“沖出黑暗的電影圈”，這句話不但在當時是振聾發聵，就是今天看來也是意味深長。但陳子善和學生查王瑩的作品，始終找不到這句話，后來查到她在當時另一位女明星艾霞自殺后寫的《沒有和艾霞說最后的一句話》中有一句話，“同是被生活扔到了這黑暗的電影圈”，這就對了，夏衍和施蟄存所記有點出入，王瑩當時離開上海去日本，應該是用實際行動沖出“黑暗的電影圈”。

王瑩在文革中慘死。改革開放以后出版了她的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叫《寶姑》，一部叫《兩種美國人》，都是她的遺作，夏衍為之作序。施蟄存讀了以后寫書評《寶姑》予以推薦。施蟄存當年就很欣賞王瑩的散文，他親口告訴陳子善，他編《現代》培養了兩位青年女作家，一位是翻譯家朱生豪的夫人、詩人宋清如，另一位就是王瑩，老人家為此感到很得意。

這些年來寫王瑩的傳記倒是不少，可她的作品卻一直沒有出版，人們只能從她的傳記中看到她的片言只語，她1930年代的那么多作品都看不到，陳子善說，他和學生編了一本王瑩的小書《剪秋蘿》，他說像王瑩這樣的明星才是真正的明星，她的社會影響不小，在當時引起很多人關注。她有一個粉絲，寫信給她討論人生、文學、電影、愛情，后來他參加革命，南征北戰，成為一名出色的共產黨人，他自己也是位作家，筆名“英子”。兩人的通信在上個世紀80年代公布出來，都是非常好的信。

為了解決《剪秋蘿》的版權問題，陳子善最近開了微博，向億萬網友征尋王瑩與謝和賡的后人的消息。

（記者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