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一個成長于江南的女子大學畢業(yè)只身赴西北,把畢生心血傾注于敦煌研究
樊錦詩
大運期間在深圳展出的“博蘊華光——敦煌藝術展”再一次把深圳和敦煌,這兩個遙遠的城市聯系在了一起。而伴隨展覽而來的第一個學術報告讓深圳人熟悉了一個和敦煌息息相關的名字——樊錦詩。樊錦詩是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在敦煌工作近半個世紀的她,被人們稱為“敦煌女兒”。
大學畢業(yè)奔向西北
樸素的衣著、灰白的頭發(fā),樊錦詩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老太太。誰能想得到,這個瘦弱的老太太,卻讓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又敬又畏。“博蘊華光——敦煌藝術展”的布展工作進入尾聲的時候,看到專程從敦煌趕來的工作人員加班加點忙了一周,關山月美術館提議請他們集體去游覽一下深圳,誰知道,他們卻擺著手說:“不行不行,樊院長要來了,看到我們干完活兒還不走,要罵人的。”“您真的會罵人嗎?”聽到記者的問題,樊錦詩微笑著低頭喝了一口茶。
48年前的那個夏天,當樊錦詩背著大大的背包,頭戴草帽,坐了兩天三夜的火車來到敦煌的時候,她還是一個25歲的姑娘。樊錦詩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長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從大城市的繁華與江南的旖旎中,一下子來到黃沙漫天的西北戈壁,樊錦詩這個江南女孩很是經歷了一番“水土不服”。她還記得,1963年的敦煌,沒水沒電,住的是土房,睡的是土炕,喝的是咸水,每個新來的人都要拉肚子。最讓她難以忍受的是,這里一天只吃兩頓飯,而且沒有米飯,只有面食。“我后來一直有膽囊炎,懷疑就是那時候落下的毛病。”除了物質上的匱乏,精神上的閉塞也令人倍感孤寂。“那時候報紙一星期一來。莫高窟周圍都是大山,連收音機廣播都收不到,交通不便,也不能隨便進城,幾天見不到外人是常事,外面來個人大家都覺得很新鮮。”樊錦詩還記得,當時放映的電影《列寧在十月》,她看過很多遍,后來連臺詞都背下來了。
“我先生很偉大”
這樣艱苦的環(huán)境直到1981年鄧小平視察敦煌之后才有了較大的改變。而在這里,樊錦詩奉獻了一生的時光。當然,這其間她也并不是沒有動搖過。堅守在敦煌,最讓她感到愧疚的,是對家庭的虧欠。
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學同學,畢業(yè)后兩人一個被分到武漢,一個來了敦煌,天各一方。他們1966年結婚,兩地分居了19年。因為在敦煌的工作,樊錦詩無法照顧丈夫和兩個孩子。最夸張的時候,一家四口人,分居在四個地方。她只能每隔一兩年回去看望丈夫和孩子一次。
最初,樊錦詩想著在敦煌待幾年就調出去,誰知沒多久,“文革”就開始了,整個“文革”期間不可能談調動的事情。“文革”后,終于可以調走了,樊錦詩卻又猶豫了。“十幾年的磨合,我愛上了莫高窟,在這里我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老先生們也勸我別走。”到大城市去,可以夫妻團聚,孩子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走還是不走,這個問題在樊錦詩和彭金章之間扯了好幾年,最終,是彭金章做出了犧牲,1986年,他辭掉了武漢大學的工作,離開了自己一手創(chuàng)辦的考古專業(yè),來到了敦煌。談到這段往事,當有人說樊錦詩為敦煌做出的犧牲很偉大的時候,樊錦詩總是說:“是我先生很偉大。”她常常用“打著燈籠也難找”來形容彭金章。
中國敦煌學后繼有人
在敦煌生活的48年,幾乎把樊錦詩改變成另外一個人。她回憶說,剛到敦煌的時候,每次休假回家,假期結束離開家的時候,心里總是酸酸的,很舍不得。現在,無論走到哪,呆幾天就急切地想回到敦煌。“尤其是到了大城市,總覺得鬧得慌。”
與樊錦詩的交談,能讓人感覺到她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發(fā)自內心的熱愛。提到自己,提到為什么能夠扎根敦煌幾十年,她總是淡淡地強調,我們那一代人和現在不一樣,不能以現在的眼光去看那時候的人。只有提到敦煌,提到敦煌學,她才突然激動起來。聽到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老論調,她不以為然地說:“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樊錦詩說,在敦煌學的研究上,英法學者對非漢文的文字研究有很大突破,比如回鶻文等,而日本與中國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也相近,日本學者用西方搞理工科研究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學,大大提高了人文學科的科學性,在敦煌學研究上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中國學者,在敦煌研究上的腳步并不比外國人慢。在晚清末年,社會極其黑暗的情況下,一些學者在1909年就開始研究并發(fā)布一些敦煌的資料,后來在文學、歷史等領域都有進展。敦煌學研究在“文革”停滯了一段時間,上世紀80年代以后到現在,狀態(tài)則發(fā)生了很大改變。敦煌研究院由“文革”前的40多人,增加到了現在的300多人,研究機構也得到擴充,而且每年都培養(yǎng)一些年輕人才。敦煌學的學術氣氛在國內也非常活躍,出版物越來越多,學術研討會也常有。而反觀國外,根據樊錦詩的了解,敦煌學在國外的研究人員近些年逐漸減少,尤其是青年學者越來越少。“在敦煌學研究上,我們不僅迎頭趕上,而且后繼有人。”(深圳商報記者 梁瑛 韓墨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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