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各地域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國學”
蔡德貴：您多次呼吁創立大國學，您在給袁行霈的信中，更為明確地指出：國學，實際上是中華文化的同義詞。您也曾應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之邀，為《中國通史》題詞：“普及中國史，提倡大國學”。您為什么要提倡“大國學”？
季羨林：現在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歧義很大。按我的觀點，國學應該是廣義的“大國學”的范疇，不是狹義的國學。既然這樣，那么國內的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所創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國學”的范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齊魯文化互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齊魯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過去光講黃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長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實都應該包括在國學里邊，敦煌學也包括在國學里邊。
國學的發展不是封閉的，其發展離不開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兩種形式，一個是輸出的，一個是進來的。敦煌學是進來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的文化，都到過敦煌。佛教從國外進來，經過很長時間的演變，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佛教。敦煌學里邊有很多內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國吸收外來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沒了。吐火羅文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是不是也算國學？當然算，因為吐火羅文最早是在中國新疆發現的。吐火羅文是中國古代的一種語言，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很多人以為國學就是漢族文化。我說中國文化，中國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國文化是我們國內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這56個民族創造的文化都屬于國學的范圍。而且通過文化交流，后來融入到中國文化里的外來文化，也都屬于國學的范圍。
我們現在的國學研究還很粗糙，很多應該包括的內容還沒有挖掘出來。弘揚國學，絕不是復古。任何事情都是要前進的，國學也要前進，里邊的精華要保留，也難免有一些糟粕，那就去掉。總之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傳統文化不斷發展，外來的文化不斷地融入中華文化之中，這是沒有時間界限的。儒家、道家是傳統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這是不對的。
關于大國學內涵
蔡德貴：幾十年來，您的研究涉及到國內除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早在1984年，您就應上海戲劇學院的邀請在該院戲劇文學系作學術報告，雖然主題是著重介紹印度的戲劇文化，但在講到中國的戲劇歷史時，您提出特別要加強對少數民族戲劇歷史的研究。您還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榮滿族學、蒙古學和朝鮮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能否結合您的研究談談“大國學”的內涵？
季羨林：出版界過去出過的好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醫學史著作，這個“中國”大都是漢族的，滿族的東西沾一點邊。這是不對的。我說腦袋里想著中國，就必須想著56個民族。每個民族的發展都不一樣，當然其中的漢族總體發展程度最高，其次就是滿族。過去講五族共和，滿族在第二，是對的。滿族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但就是不纏腳，很了不起。過去寫過不少文章，探討纏腳的歷史，也有歌頌小腳是蓮花的，說潘妃“步步升蓮花”，小腳不是蓮花，小腳怎么能是蓮花呢？踩在地上，怎么是蓮花？講潘妃“步步升蓮花”，我就不贊成。滿族很了不起，什么都學，就是不學纏腳。
關于滿族學
季羨林：滿族學，按理應該說是“吾家事”，中國國境以外沒有聚居的滿族。但是，研究滿族語言、文學、文化、風俗、習慣等等的學問，在眼前的中國和世界，實在是不景氣。滿族一入主中原就開始漢化。雖然有幾個皇帝看到了這個危機，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到了近代，清代統治結束，研究滿文的學者，更為稀少。西方漢學家中間有旁通滿文者，比如德國的 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過去也有專門研究滿文的學者，比如今西龍、今西春秋等等。新中國成立后范老(文瀾)曾開辦過滿文學習班，邀請當時尚健在的滿文老專家授課。后來據說由于老專家謝世，從而停辦，后遂無問津者。
關于蒙古學
季羨林：蒙古學是世界學說，是世界蒙古學。在漢滿蒙回藏里邊，蒙古學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顯學。各國幾乎都有蒙古學專家，到現在也是世界顯學。原因也很簡單，蒙古當時統治了半個世界。蒙古征服的地方很多，涉及的語言也很多。研究蒙古學的隊伍，國內好像還沒有，尤其是有成績的，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還沒有。蒙古民族曾創建過歷史上最遼闊的橫亙亞歐兩大洲的大帝國，成為歷史上的奇跡。到了近代，蒙古學從歐洲興起。這門學問研究難度極大，它牽涉到眾多的民族和語言，一時成了顯學，歐洲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學家。清朝末年，此風傳至中國，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為首的許多漢文著作出現了。后來陳寅恪先生也在這方面寫過一些論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我們雖然有掌握漢文資料近水樓臺之優勢，但通曉與蒙古史有關的眾多的語言文字，則遠遜西方學者。不用說超過西方學者，就是想同他們比肩，也尚有待于我國學者極大的努力。
關于朝鮮學
季羨林：至于朝鮮學，做好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應該廣泛探討與朝鮮文有關的古今語言文字，仔細對比，認真加以科學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膽的假設，在這個基礎上，再繼續探討，最后才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中國的朝鮮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具有向心力。在歷史上，朝鮮半島也出現過分分合合的局面，朝鮮族在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過貢獻，唐代有很多高麗僧赴印度留學。他們一方面吸收中國佛學，另一方面又把佛教傳入日本，后來他們又傳入了宋明理學，并加以發揚光大。
蔡德貴：您曾為張至善、張鐵偉翻譯的阿里·阿克巴爾的 《中國紀行》寫序，肯定“對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季羨林：我的朋友白壽彝，本人是回族。白壽彝當時雄心勃勃，有個計劃，搞一個千萬字的《中國通史》。 “回”泛指的就是穆斯林啦，信仰伊斯蘭教的。它包括國內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阿拉伯國家對世界的文化交流啊，有很大的貢獻。比如這個糖。糖，英文不是sugar嗎，都是從梵文來的。世界的糖史，就是糖的歷史，有兩本，一本是德國人寫的，我借過；一本是用英文寫的。德文寫的那本啊，材料多，比較嚴謹。英文寫的那本，很潦草，反正關于中國的那一部分，幾乎全是錯。杜環的《經行紀》，我用過。那時候唐朝周圍的少數民族啊，文化幾乎沒有，尚武，打仗行。唐朝時代的呢，就是打仗打不過他們。
咱們研究西域啊，比較晚。這方面的書啊，只有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講得多一點。那時候，長安那個地方啊，有點像后來的上海，各民族都有，當時當然是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
關于藏學
蔡德貴：您一直支持對藏學做研究，您從1946年在北大創辦東語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請于道泉到系任教。于道泉又和原來已經在東語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鵬、韓鏡清幾位同事，創辦了藏文專業，開始招生。第一次招生雖然只有兩名學生，卻使藏學這一專業在高等學府內正式立足，開始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季羨林：我曾經在《一點希望——致藏學研究中心》的信中說，在全世界范圍內，藏學已經成為顯學。歐、美、日本許多大學里都設有專門研究機構，對西藏的歷史、宗教、語言、文學、民俗、藝術等等，進行深入細致認真嚴肅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國研究佛教者幾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譯文，原文已佚，漢譯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難以進行。這是一種非常可喜的現象。
藏學的根源當然是中國西藏。我國藏族有長久的文化傳統，藏學研究也有悠久的歷史。漢族文學者中也有不少對西藏的語言、文字、宗教、歷史發生興趣的。近年來，他們寫了大量水平很高的專著和論文。這當然又是一種非常可喜的現象。
同世界各國研究藏學的水平相比，我們當然是占優勢的，但是，我們也有不足之處。對此我們決不能執行鴕鳥政策，或者視而不見，這是自欺欺人的行為，為我輩所不應取。論藏文使用水平，外國學者當然不如我們。但是論輔助條件，論科學的研究方法，則外國藏學研究者又往往超過我們。我們決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鶴鸛飲海，井蛙觀天。這樣是絕無進步可言的。據我個人的看法，我們最大的弱點是對于國外研究情況不甚了解，信息極不靈通，甚至連想了解的愿望都沒有。國外藏學研究的專著和雜志也十分不全。這是非常危險的，是阻礙我們科學研究進步的。當今之計，我們必須廣通聲氣，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漢藏兩族的學者密切協作，攜手共進，取長補短，決不能劃地為界，自立營壘。能做到這一步，我國的藏學研究就能大踏步前進，為這一門學科開辟新天地，大放異彩，無愧于我們偉大國家的聲望和地位。密宗應該是藏學的重要內容。
藏學跟印度的關系更為密切。藏文使用的字母，是婆羅米字母演化的。婆羅米字母是和田那個地方使用的。藏文的字母就是從和田的婆羅米字母演變出來的。 “貝葉經”不是藏學，什么經都可以寫，貝葉就是我們沒有見過的一種什么樹，也不是葉子，一種樹啊，大概底下有一塊(可以當作“紙”)，當時沒有紙，在上面寫字，就叫貝葉經。貝葉經不一定都是佛教經典，因為當時的貝葉就是“紙”，寫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經也可以寫在貝葉上)。因為佛經東西多，所以大多數貝葉經都是佛教的經典，但是不能一聽貝葉經，就以為是佛經，不一定。
關于敦煌學
蔡德貴：您在主編《敦煌學大辭典》的時候，“敦煌學”一條由您親自執筆，可見您很重視敦煌學。
季羨林：“敦煌學”這個名詞，是陳寅恪先生最先使用的，其涵義比較籠統，凡研究與古代敦煌有關的學問，都可以稱之為“敦煌學”。特別是有名的莫高窟和19世紀初(或18世紀末，相差不過一年)發現的藏經洞，其中圖籍琳瑯滿目，成為全世界許多國家學者研究的對象。 “敦煌學”之名因之日彰。至于“吐魯番學”這個名詞，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學問。因為吐魯番地區考古發掘工作做得比較多，成果比較大，所以就以“吐魯番學”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其中并沒有多少玄妙之處。敦煌吐魯番學具有六個方面的價值：第一，對研究中國歷史和地理的價值；第二，對研究中國文學藝術的價值；第三，對研究語言學、音韻學的價值；第四，對研究宗教問題的價值；第五，對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價值；第六，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價值。
敦煌的意義啊，得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講。世界文化是東西傳遞的，從東方傳到西方，從西方傳到中國，這中間就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為什么呢？因為世界文化啊，無非兩大重點，一個是中國文化，這個不用說了；另外一個是古代的希臘、羅馬文化。世界別的地方沒有產生這么重要的文化，而這個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是絲綢之路。敦煌的文書，除漢文寫本外，?盧文、回鶻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寫本約占1／6，可見敦煌是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新疆地區更是多種語言、多種宗教、多種文化在這里廣泛傳播與交流，有漢文、梵文(古印度)、吐蕃文 (古藏文)、回鶻文 (古維吾爾文)、于闐文、龜茲文、希伯來文、突厥文、吐火羅文等等。
龜茲學也包羅在國學的范圍。龜茲本來就是古印度、希臘—羅馬、波斯、漢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匯之處，自漢代以來設立的 “西域都護府”、“安西都護府”相繼設在龜茲。敦煌學自然也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此外，2005年在田陽舉行第四次壯學學術研討會，我曾發去賀信表示支持。
注釋：此部分根據季羨林先生臨終前的多次口述綜合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