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用實現一個目標、建設五大體系、堅持五項基本原則、完成六方面重大任務，串起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紅線，借鑒了世界經驗、突出了中國特色、反映了人民呼聲和時代潮流。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標志著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對于促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

我國自古以來講求宗法和血緣關系的傳統，家國一體，家國不分，儒家把齊家與治國等量齊觀，并認為二者之間的道理和內涵是互通的、一致的。因此我們一直以來講究人情，不太重視講法制。如家長制、嫡長子繼承制，治國的一套理念完全就是規范家庭、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傳統，也可以說用管理家庭、家族的組織模式來治理國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再比如，三綱五常，君王至上，皇命不可違。君王是天子，神的意志和化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沒有平等對話，有的只是屈尊和服從。所以，我們在《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中看到，柏楊先生對國人的奴性進行辛辣的嘲諷和揶揄。

中國的君主集權體制具有獨特而悠久的歷史，從縱向來看，秦始皇統治中國就開始的集權治理模式延續了幾千年。在橫向上來看，這樣的統治模式還很有市場，在整個東亞地區都信奉威權統治，相信人治，崇拜權威。在老百姓的心中，一個人可以改變一切，出現一個清官比什么都重要。一個王朝到另一個王朝的更迭，往往是農民心中的清官腐化墮落、不得民心進而被推翻的過程。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個過程的轉變將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過程。要以猛藥去疴、刮骨療毒的勇氣和決心，加快職能轉變，建設法治政府。嚴格按照“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堅決做到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使各項決策都遵循法定權限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