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禮儀制度中的傘

2015-08-21 22:08:37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明《出警入蹕圖》

《光緒帝大婚圖》（局部）

明《出警入蹕圖》（局部）

《大駕鹵簿圖》（局部）

磁縣東槐樹村北齊宗室高潤墓墓室壁畫舉哀圖

洛神賦

宋《望賢迎駕圖軸》

唐閻立本《職供圖》

儀仗傘起源于上古神話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此后，它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成為中國禮制性政治的組成部分。

歷代帝王或外出巡游，或大典宴請，不僅用傘遮風避雨、障塵蔽日，而且也具有保證九五之尊的帝王不輕易露其顏面，助壯威儀的作用。隨著制度的逐漸完善，儀仗傘在使用數量、使用范圍、大小規格以及色彩、質料等方面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和等級區別，使其成為朝廷的鹵簿要器，統治者身份地位和權勢的象征物，使其具有等級森嚴的階級特性。

秦代儀仗傘的使用情況，史載不詳。但從安車上的傘來看，當時已經建立起一套制度了。

漢高祖劉邦初立，開始實行朝儀，并形成完整的禮儀制度。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這鹵簿中當包括儀仗用的傘。《后漢書》卷三九《輿服志》詳細記錄了漢朝對車輛和傘蓋的限制：皇帝、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使用羽蓋；皇太子和皇子則使用青蓋，稱為“王青蓋車”；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官員為皂蓋，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詔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一般的庶民百姓并沒有用蓋的權利，至于商人，在重農思想濃厚的漢朝甚至被禁止乘車。

漢代統治者之所以要制定帝王、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等的鹵簿，其意義在于“隆典祀，重朝章，明等威，彰物采，非特為觀視之美而已”。其作用有五：一是保障帝王及隨員的安全；二是顯示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三是規范禮儀的等級，“明制度，示等級”；四是顯示國家的綜合實力；五是顯示對自然神和祖先的虔誠。

從漢代眾多的畫像磚來看，權勢者一般都由侍從撐傘，但侍從地位低下，不能與其并行，故專門設計了曲柄傘具，以供撐傘者跟隨其后，而又不影響傘的使用效果。

漢朝滅亡后，由三國而至晉朝和南朝多沿用漢制，如《晉書·馬隆傳》：“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而北方的北魏以鮮卑族入主中原，保留騎射風俗的同時逐漸將漢人的車蓋發展為傘，新出現的傘就將原本車蓋的等級禮儀規定沿襲下來。北魏規定：三公及王車，青蓋，庶姓王侯及尚書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并給軺車。北齊在北魏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上，用翟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以上官，用青傘朱里。再其下一直到士人，用青傘碧里。

魏晉南北朝時儀仗傘的使用，在當時及后世的繪畫作品及考古資料中多有反映。著名畫家顧愷之依據曹植的《洛神賦》而作的《洛神賦圖》，里面就畫有儀仗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壁畫，其出行圖中描繪有較多的儀仗，而這些儀仗則往往以曲柄傘蓋和旗、旄的組合為主。此外，當時的石刻雕塑和畫像磚中也有不少反映這一時期儀仗傘的資料。

北齊的法律和制度對隋唐影響深厚，繼北周而建立的隋朝在制訂《開皇律》的時候，更多地參考了北齊律，《開皇律》成為后來唐律之藍本。《隋書·禮儀五》記載：“王、庶姓王、儀同三司已上、親公主，雉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已上官，青傘朱里。其青傘碧里，達于士人，不禁。”由此可見皇室也用青傘，其不同是傘內里的顏色為紅色，百姓用的青傘是外面青色內里碧色。山東嘉祥縣英山下隋徐敏行夫婦墓壁畫《徐侍郎出行儀仗圖》，畫面上有四人身著圓領或翻領衫袍，并肩而立，二人執燈，一人執傘，一人執扇，反映了隋代的儀仗制度。

盛唐時期，為顯示帝王威嚴，唐玄宗時訂立制度，對各種場合儀仗扇的使用作出了比較嚴格的規定：“大朝會，則傘一、翰二陳于庭（大祭祀陳于廟）；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尾扇，開元初改為繡孔雀）。常朝則去扇，左右留者三（一云各留其三），以備常儀。左尚令供大小方圓華蓋百五十有六，翟尾扇及大小傘翰辨其名數。”①由此可見，宮中大朝會時，要使用大傘一把、大小方圓華蓋一百五十六柄，分別列于御座的左右。

唐朝天子出行時的大駕鹵簿，“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殳，仗衛則有親勛、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蹬、大傘、雉尾障扇、雉尾扇、方雉尾扇、花蓋、小雉尾扇、朱畫團扇、俾倪之屬”。②數目可觀，氣勢非凡。

到了宋朝，對傘的儀制規定更為復雜，儀仗扇的使用制度也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宋史》對此作了十分詳細的記載：

傘，古張帛避雨之制，今有方傘、大傘，皆赤質、紫表朱里，四角銅螭首，六引內者（指皇帝出行時的引導儀仗，分為六隊，故稱“六引”），其制差小。哲宗元佑七年，太常寺言：《開元禮》大駕八角紫傘，王公已下四角青傘，今鹵簿圖但引紫傘，而無青傘之文，詔改用。紹興十三年將郊詔傘扇如舊制，拂扇等不以珠飾。③

而同書卷一五○又載：傘，人臣通用，以青絹為之。宋初，京城內獨親王得用。太宗太平興國中，宰相、樞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內命婦出入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復許中書、樞密院用焉。京城外，則庶官通用。神宗熙寧之制，非品官禁用青蓋，京城惟執政官及宗室許用。哲宗紹圣二年，詔在京官不得用涼扇。徽宗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出入，百官不避，乃賜三接青羅傘一，紫羅大掌扇二，涂金花鞍韉，茶燎等物皆用涂金，遂為故事。八年，詔民庶享神，不得造紅黃傘、扇及彩繪，以為祀神之物。宣和初，又詔諸路奉天神，許用紅黃傘、扇，余祠廟并禁。其畫壁、塑像儀仗用龍飾者易之。

可見，宋朝統治者對傘的使用是十分嚴格的，紅黃傘根據北宋哲宗時期的規定，為皇室所用，因此在哲宗以后，就頻頻發布命令禁止民間私造和私用。青傘雖然原則上允許百官至庶民階層使用，但在使用的范圍方面也時松時緊。有時限制到只有高級官員才能用青絹傘。而傘的飾物也有嚴格的規定，像銅螭首這樣的象征性飾物自然只有皇帝的儀仗才可以使用，皇帝賞賜親王的傘也可以飾金，普通官員和百姓是享受不到這樣的殊榮的。

宋初皇上的大駕鹵簿基本上沿襲唐代制度。建隆四年（963），朝廷即將舉行郊祀大禮，太祖讓大臣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一起詳細制定大駕鹵簿的制度。此后，其制不斷完善和發展。“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宋史·儀衛志》）從儀仗傘的使用情況來看，政和大駕鹵簿，“香案寶輿各九，燭籠二十六，碧襕之數同前。次方傘二、大雉尾扇四（夾執傘、扇各一人）”。“次，傘扇輿輦。大傘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扇四。夾應奉人員一人，十將將虞候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二……法駕同宣和，改為神勇都指揮使。次，重輪旗二，大傘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二……”（《宋史·儀衛志》）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大慶殿大朝會儀衛，其中黃麾大仗“設傘，扇于沙墀：方傘二，分左右；執傘將校四人”。政和中，遼使朝紫宸殿，用黃麾角仗：“設傘、扇于殿下，方傘二，分左右；團龍扇四，分左右，夾方傘。方雉扇二十四，分左右，各二重，在傘、扇之后。”黃麾半仗者，大慶殿正旦受朝、兩宮上冊寶之所設也，用二千四百一十五人。“其外殿中輿輦、傘扇百三十三人……中道傘扇六十六，輦官七十人，素方傘四十四人，弓腳帕頭、碧襕衫、涂金銅革帶、烏皮履。繡紫方傘六、花團扇十二、十八人，雉扇二十二人，準備四人，皆武弁、緋寶相花袍、銅革帶。鳳扇二十二人，黃抹額、黃寶相花袍、黃勒帛。編排儀仗職掌五人，立殿下傘扇后，烏皮介幘、緋羅寬衫、白羅大帶。”（《宋史·儀衛志》）

為便于官吏將士演練禮儀之用，宋太宗還命人繪制了3幅《鹵簿圖》，珍藏于秘閣。宋仁宗時，宋綬又重新制定了大駕鹵簿禮儀，并編寫了《圖記》10卷。《大駕鹵簿圖卷》就是在宋綬《圖記》的基礎上由北宋畫院的畫師繪制而成的。全卷橫1481厘米，縱51.4厘米。圖中共繪官兵5481人、車輦61乘、馬2873匹、牛36頭、象6只、樂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現了皇帝前往南郊祭拜天地的莊嚴宏大場面。繪制時間應在宋皇祐五年（1053）至治平二年（1065）之間，是研究宋代輿服、儀仗、兵器、樂器等制度的圖文史料。

紹興初，國家經濟非常困難，因此其用傘的儀制也有所變化。皇太子朝謁宮廟、陪祀及常朝皆乘馬，止以宮僚導從，有傘、扇而無圍子，用三接青羅傘、一紫羅障扇，四人隨從。皇太子妃，政和亦有鹵簿。南渡后亦省略不用。妃出入惟乘檐子，三接青羅傘，一黃紅羅障扇。四人隨從(參見《宋史·儀衛志》)。

這乘大轎中坐的是宋徽宗的皇后，也就是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的母親。北宋被金人滅掉，宋徽宗和兒子欽宗及皇后被俘虜到了五國城（今吉林）。宋徽宗死后，他與金人交涉將他的母親從五國城接回杭州。后面兩抬轎內是高宗的兩個女兒去接她母親回南方的情景。

遼金時代，傘在儀仗中常見。如《金史》七九《輿服志二》載：“曲蓋，制如華蓋，緋瀝水，繡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傘，則“正方，四角銅螭首”；蓋，“制如傘而圓頂隆起”。

元朝在中原建立朝廷，于國初復制鹵簿，沿襲宋代，置拱衛權杖，造內外權杖，制象橋，鹵簿制度漸趨完善。中統元年（1260）九月，初置拱衛儀仗。至元八年（1271），造內外儀仗。延佑七年（1320）十二月，英宗即位，始造鹵簿。平章政事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為耗財，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駕二千五百人。至治元年，鹵簿成。其目：曰儀仗，曰崇天鹵簿，曰外仗，曰儀衛”。內有：

大傘，赤質，正方，四角銅螭首，涂以黃金，紫羅表，緋絹里。諸傘蓋，宋以前皆平頂，今加金浮屠。

紫方傘，制如大傘而表以紫羅。

紅方傘。制如大傘而表以緋羅。華蓋，制如傘而圓頂隆起，赤質，繡雜花云龍，上施金浮屠。曲蓋，制如華蓋，緋瀝水，繡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

導蓋，制如曲蓋，緋羅瀝水，繡龍，朱漆直柄。

朱傘，制如導益而無文。

黃傘，制如朱傘而色黃。

葆蓋，金涂龍頭竿，懸以纓絡，銷金圓裙，六角葆蓋。

孔雀蓋，朱漆，竿首建小蓋，蓋頂以孔雀毛，徑尺許，下垂孔省尾，檐下以青黃紅瀝水圍之，上施金浮屠，蓋居竿三之一，竿涂以黃金，書西天咒語，與火輪竿義同。(《新元史·輿服志二》)

由此可見，不同的傘有不同的象征意義，而且與宋傘相比，型制也有了變化，宋以前傘蓋頂部無裝飾，而今加以金佛像。

其中，崇天鹵簿外仗“殿中傘扇隊：……次曲益二，紅方傘二，次紫方傘二，次華蓋二，次大傘二，執者五十人，武弁，紅絁生色寶相花袍”。殿中導從隊：“……次黃傘，中道，傘衣從。”陪輅隊：“黃傘一人”。(《新元史·輿服志二》)

明代儀仗傘的使用制度，較過去更為完備。其使用的數量、品種、色彩等都有比較嚴格的規定。

據《明史》載：“吳元年十二月辛酉，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丹墀左右布黃麾仗、黃蓋、華蓋、曲蓋、紫方傘、紅方傘……殿門左右設圓蓋一、金交椅、金腳踏、水盆、水罐、團黃扇、紅扇。皆校尉擎執。”(《明史·儀衛志》)洪武元年（1368），十月，定元旦朝賀儀：“左前第一行，十五：黃蓋一，紅大傘二，華蓋一，曲蓋一，紫方傘一，紅方傘一……右前第一行，十五：黃蓋一，紅大傘二，華蓋一，曲蓋一，紫方傘一，紅方傘一……皆校尉擎執。丹墀左右，拱衛司陳幢節等仗九十，分左右，為四行。……左行，圓蓋一……右行，圓蓋一……皆校尉擎執。”(《明史·儀衛志》)同年，朱元璋下令：庶民不得使用羅絹涼傘，只能使用油紙雨傘。洪武三年（1370），進一步規定京城內一品二品用傘蓋，其余用雨傘。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命禮部增設丹墀儀仗，黃傘、華蓋、曲蓋、紫方傘、紅方傘各二，雉扇、紅團扇各四，以及羽葆幢、龍頭竿等儀仗物品。洪武十六年（1383），令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應天府尹、國子祭酒、翰林學士許張傘蓋。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大駕鹵簿，“凡正旦、冬至、圣節、會同錦衣衛、陳鹵簿大駕于殿之東西。須要各依次序、毋得錯亂、有失朝儀”。其中有紫羅素方傘八把、紅羅素方傘八把、黃羅直柄繡傘八把、紅羅曲柄繡傘八十四把(《明會典》)。同時，定一品、二品傘用銀浮屠頂，三品、四品用紅浮屠頂，俱用黑色茶褐羅表，紅絹里，三檐；雨傘用紅油絹。五品紅浮屠頂，青羅表，紅絹里，兩檐；雨傘同。四品、六品至九品，用紅浮屠頂，青絹表，紅絹里，兩檐；雨傘俱用油紙。建文四年（1402），規定官員傘蓋不許用金繡，朱丹裝飾。公、侯、駙馬、伯與一品、二品同。成化九年（1473），令兩京官遇雨任用油傘，其涼傘不許張于京城。宣德元年（1403），朝廷進一步完善鹵簿儀仗，其中儀仗扇的數量和品種明顯增加，常朝時有各色羅掌扇四十，各色羅絹傘十，萬壽傘一。筵宴，銷金羅傘四，銷金雨傘四(《明史·儀衛志》)。

永樂三年增定大駕鹵簿，內有紫羅素方傘四把、紅羅素方傘四把、紅羅直柄華蓋繡傘四把、紅羅曲柄繡傘四把、黃羅直柄繡傘四把、紅羅直柄繡傘四把、黃羅曲柄繡傘二把、青羅銷金傘三把、紅羅銷金傘三把、黃羅銷金傘三把、白羅銷金傘三把、黑羅銷金傘三把、黃油絹銷金雨傘一把、黃羅銷金九龍傘一把、黃羅曲柄繡九龍傘一把(《明會典》)。

明朝對傘的規定還不止于此，傘作為一種儀仗用品，每一個等級使用幾把傘，使用什么類型的傘，傘的規格、形狀、裝飾如何，在《明史·儀衛志》、《明會典》等典籍中都有嚴格規定。如青方傘，根據《明會典》卷一五一規定：傘骨面闊并頂五尺五寸，柄并葫蘆頭共長一丈一尺五寸九分，其面冒以青羅垂青，三檐金頂，四角加抹金銅龍頭。凡傘頂葫蘆皆木質貼金飾，柄俱用竹加紅油，間纏以藤，惟曲柄傘朱紅漆，攅竹為之。

除上述的文獻記載外，當時的繪畫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明代皇帝儀仗扇的使用情況。如在明代宮廷畫家所繪的《出警入蹕圖》中，明代皇帝出京和還宮，均使用了數量眾多的儀仗傘，與文獻記載基本相符。

鹵簿制度經過了一千多年的修訂，至清朝達到了鼎盛階段，尤其是康乾年代，中國古代鹵簿制度最為輝煌。參稽歷代鹵簿制度，不僅儀仗數量，而且各種禮器上的紋飾圖案、顏色大小都統一規范，量加增飾。同時，根據皇帝出巡目的而將鹵簿儀制分為四等，即：大駕鹵簿、法駕鹵簿、鑾駕鹵簿、騎駕鹵簿。清代鹵簿制度在《清史稿·輿服四鹵簿附》中有著詳細的記載。

在《康熙南巡圖》中，浩浩蕩蕩行進的儀仗隊伍中就有數量眾多的儀仗傘，威風凜凜，盡顯皇家氣派。乾隆十三年（1748）冬日，清高宗弘歷出行至南郊祭天，回宮后命供奉的宮廷畫家合繪了出行使用的儀仗器物，名曰《南郊大駕鹵簿圖卷》。圖卷為紙本，縱49.5厘米，橫1690厘米。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設色艷麗，繪制精美細致，內容詳盡完備，詳細記載乾隆皇帝由宮殿前往天壇祭天儀式之盛大壯觀的場面，反映了其時的鹵簿制度。圖中包含3770余人，330余馬匹，11頭大象，5輛大型彩車，248人的皇家樂隊，及886件器皿，這些都參考了大量史籍，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原簽題《皇帝大駕鹵簿圖》，名下注有“元”字。卷首有當時的經延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汪由敦楷書《大駕鹵簿題記》，卷后附由當時皇帝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錢汝成書寫《大駕鹵簿車器全目》。汪由敦（1692-1758），字師茗，號謹堂，安徽休寧人。雍正二年（1724）進士，高宗朝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書法力追晉、唐，高宗愛其書，汪由敦死后，高宗命集其書為《時晴齋帖》十卷，勒石內廷。著《松泉集》。錢汝誠，皇帝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

除皇帝的大駕出行時使用儀仗傘外，皇帝大婚等典禮同樣也要使用儀仗傘。如同治皇帝載淳和光緒皇帝載湉大婚，均使用了數量不等的儀仗傘。光緒十五年(1898)正月，皇帝大婚時，由宮廷畫家繪制紀錄大婚典禮全部過程的大型畫冊《光緒帝大婚圖》，圖中所繪太和殿筵宴場面，殿前法駕鹵簿中出現有大量的儀仗傘。

清代儀仗傘的使用制度，較明代更加成熟。其使用的數量、品種、色彩、大小及制作材料等，較明代的規定更為明確和嚴格。清代鹵簿制度規定：“以上傘、旗，止許京城外用，京城內不許排列。”

辛亥革命以后，隨著中國封建制度的終結和中華民國的建立，這種充滿封建等級制度色彩的儀仗傘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陶學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