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三國志

2015-08-17 09:39:39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wǎng) 瀏覽次數(shù)：0 網(wǎng)友評論 0 條

 

裴松之為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

著作特點：廣采博引，豐富內(nèi)容

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沈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薄⒚?、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jù)，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zhì)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