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徘徊在退與不退之間

2015-08-16 23:37:43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冉求，魯國人，比孔子小29歲，以擅長政事列于孔門“十哲”。

有一次，孔子讓幾個弟子談志向。子路說他可以治理“千乘之國”。冉求低調一點，說只想治理一個方圓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治理三年能讓老百姓過上富足的日子；不過禮樂教化方面，自己還不行，得依靠賢德君子。夫子認可冉求有這樣的才能，曾對人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可以去當總管。還說，以冉求的才藝，從政是綽綽有余。

夫子對冉求政事才能的贊賞，從他回答子路關于“成人”的一段話中，尤其昭然可見：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夫子這里舉了四個人，前三位都是魯國的前賢，他們分別有超出常人的智慧、道德（清心寡欲）和勇敢，只有冉求是當時活著的后輩；把他和三位前賢并列，可見夫子對冉求的“藝”（才能）是何等抬舉。夫子說，有這四個人卓異的優點，再加上禮樂的修養陶冶，就稱得上是“成人”（即完人）了。

盡管對冉求的才能如此肯定和贊賞，但夫子卻又認為，冉求只是“具臣”而已——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與季氏同族的季子然問孔子，仲由（子路）和冉求是否稱得上是大臣？夫子說，所謂大臣，就是要用道義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辭職不干；如今的仲由和冉求，可以說是具臣（即辦事干練的臣子）吧。很顯然，在夫子看來，“以道事君”是桿標尺，達不到它的，哪怕再有才能也稱不上大臣。這里且不論子路，單說冉求，他有哪些表現，讓夫子覺得他沒做到“以道事君”呢？從《論語》記錄來看，有如下幾件：

一件是，季氏（指季康子，以下同此）祭泰山，孔子知道后，責問時為季氏宰（季氏的行政總管）的冉求：“你難道不能阻止么？”冉求說“不能”。夫子很生氣。當時只有周天子和諸侯才有祭大山的資格，季氏作為卿大夫去祭泰山，分明就是“僭禮”；而身為季氏宰的冉求不加勸阻，這在夫子看來，也是有違禮制和道義的失職行為。

再一件是，季氏準備攻伐鄰近小國顓臾，冉求和子路去告知夫子，夫子聽說后便責備冉求，認為他作為季氏宰難辭其咎。冉求分辯說，他和子路本來也不贊成這件事，可顓臾近鄰季氏封邑，為防后患而攻取它似乎也有其道理。夫子聽后更生氣，指責冉求為貪得無厭找借口，又說了一通“謀動干戈于邦內”將招致禍害的道理。后來，季氏放棄了攻顓臾的圖謀，這可能跟冉求轉達了孔子的反對意見不無關系。

還有一件是，季氏“用田賦”，冉求也沒有勸諫、阻止。《論語》中有一則：“冉求曰：''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很可能指的就是這件事。冉求說，我不是不喜歡夫子的道義，可是（要勸阻季氏）我的力量不夠。夫子說，力量不夠的，是半途而廢，而你現在卻是止步不前（意指冉求根本沒有對季氏進行勸諫）。對季氏“用田賦”，孔子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按先王之制，“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國語·魯語》），即有戰事時才征收賦稅，無戰事則免征；而“用田賦”實行常年征收，這不僅是違制，而且還會增加民眾的負擔。所以，孔子對冉求未盡勸阻之責很不滿。然而，據《左傳》記述，季氏在推行“田賦”之前，曾委派冉求征詢夫子的意見，孔子答以“丘不識也”（我孔丘不懂這種事），求詢三次都是這樣；季氏心里很不痛快，讓冉求傳話給孔子：您是國老，期待您的高見好辦事，為何不明白地說個話呢？孔子還是沒搭理。但他在私底下對冉求說，君子要按禮制行事，事情應做得適當，賦斂須盡量微薄，若是貪婪無厭，就是推行田賦，也會覺得不夠的。還說，季氏既要恣意行事，為何還來問我呢？……孔子的這番話，冉求傳給季氏，但季氏聽不進去。沒過多久，魯國便實施了“田賦”制，時為魯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

《論語》記載：“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事很可能就發生在推行“田賦”之后。孔子或認定，冉求作為季氏宰，這也等于是他在幫助季氏聚斂增財，因此怒而宣稱，冉求不是自己的門徒，還叫弟子們擂起鼓來，一起攻擊他。古代戰場上開戰先要擊鼓（所謂“一鼓作氣”），不過夫子這里說的“鳴鼓而攻之”，并不是要掄起拳頭或棍棒，對冉求進行“觸及皮肉”的教訓。王充的《論衡》對此有解釋：“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可見，“鳴鼓而攻之”，就是擊鼓造聲勢，對冉求進行嚴厲斥責，這是文斗，有點像后來那種“現場批判會”。不知當時孔門的“小子”們，是否真的遵從師命，對年近半百的冉求“鳴鼓而攻之”——若有的話，想必會很好看——可惜《論語》又沒有記錄。不過，夫子沒有因為說了“非吾徒也”，而真的開除冉求的名籍，這一點倒是可以肯定。不然的話，冉求怎么可能還列名于孔門“十哲”呢？

《論語》有一則記述，孔子曾將冉求和子路作對比：“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這是說冉求生性退縮，因此要推他向前；子路膽子有兩個人大，所以得拽他一下。倘若是這樣的話，那么，冉求數次未對季氏進言勸諫，似乎跟他膽怯退縮的性格有關系了。然而，在《左傳》中，卻呈現出一個與此迥異的冉求——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春，齊國進犯魯國，季氏問冉求怎么辦，冉求說，你們三位（季孫氏、叔孫氏和孟孫氏）中的兩位率軍抵御，一位留守在朝。結果叔孫氏和孟孫氏都不肯率兵出戰。冉求于是又對季氏說，那就只能由您親自率師，背城一戰了；還說，叔孫、孟孫兩家不愿出戰也很自然，因為執政大權都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負國政，齊人攻打魯國而不能作戰，便是您的恥辱，這就不配跟諸侯并列了。聽冉求這么一說，季氏覺得只能如此。于是，冉求受命率領左師，與齊軍激戰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揮下，魯軍作戰勇猛，齊軍倉皇潰逃，冉求再三請求追擊，季氏想見好就收，沒有允許。……事后，孔子聽說冉求用長矛攻破齊軍，也表示了贊賞。

從《左傳》的記述來看，冉求顯然不是那種怯懦退縮的人，在魯國面臨危難的時刻，他敢于對頂頭上司季氏直言無忌，甚至說出有“冒犯”意味的話（如“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而一旦身臨戰場，英勇善戰不遜于子路，也沒有臨陣退縮的表現。如此看來，按照孔子所謂“道”的期望，冉求或有所不足；但在事關國家安危，身當“執干戈以衛社稷”時，他是不畏怯，不退縮，敢進言，敢擔當的——這時候，他是一個“當仁不讓”的勇者。（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