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脈"秦嶺與中華文明

2015-08-16 23:07:48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秦嶺與中國農業文明多樣性互補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根源于“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的產生與發展需要溫度、濕度適中的氣候條件。我國大陸基本處在北緯20度到北緯50度之間，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陸歐亞大陸和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交接處，形成了典型的季風氣候，適宜農業文明的發展。秦嶺橫亙于中國中東部，西起甘肅臨潭縣白石山，東經天水麥積山，穿越陜西，直至河南，全長約1600公里，南北寬數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氣勢磅礴，把中國大陸分為南北兩半。冬季，它阻擋西伯利亞的寒風南下長江流域；夏季，它阻擋東南季風氣流進入黃河流域，造成了秦嶺南北截然不同的氣候條件。史前時期，秦嶺南北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農業文明：一是以中原黃河流域為核心，包括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華北旱地農業文明，以粟作農業為主，兼營多種雜谷，輔以多種家畜飼養和狩獵等；二是以長江流域為核心的水田農業文明，以稻作農業為主，兼有魚獵、狩獵等。這種南稻北粟的基本格局已得到相關考古發現的普遍印證。

南稻北粟的中國農業文明各有特色，又相互補充。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南稻北粟的農業文明就有了初步交流。從公元前3000年末期開始，南北農業文明的交流逐漸深入。至晚商時期，以殷墟為中心，大約已形成了半徑600公里的文化區域。商周以后，中國農業文明的南北互補與聯合更加密切。春秋戰國時代，秦國逐漸占領渭河流域，成為先進農業生產力的開拓者，其后，秦國從褒斜道翻越秦嶺，吞并了富饒的巴國和蜀國，并修建都江堰。因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在地理及農業上的密切聯系，致使古代一度曾將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并為“關中”。至唐代中晚期，江南的農業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蘇秉琦先生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就曾經指出：“兩大農業區(秦嶺南北)的兩種農業體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響乃至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互補等復雜情況。這樣一種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農業格局，一直影響到整個歷史時期。”中國農業文明的多樣性互補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秦嶺與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形成

巍峨的秦嶺造就了關中的雄勝。關中盆地“四塞以為固”(《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關中“四塞”之東、南、西三塞均由秦嶺山脈所成，東邊華山、王順山、驪山，東延為肴山，橫亙于黃河與洛水之間；南邊太白山、終南山等，雄峙于關中平原的南部；西邊岐山、陳倉山等，阻隔于關中西部。另外再加上堯山、黃龍山等逶迤連綿的北部山系，一起組成了關中四面環山的地形地勢。在四周綿延起伏、層巒疊嶂的山脈之間，藏有許多雄關險隘。舉其要者則有四處：東為潼關或函谷關，南為武關，西為散關，北為蕭關。潼關是東部進入關中的天然防線，南依秦嶺，北有渭洛并黃河之要，西有華山之屏，東面山峰連接，谷深崖絕，險厄峻極；函谷關則扼崤函之險，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咽喉；武關是關中的南方門戶，建在秦嶺南麓陜南商山的谷澗，懸崖深壑，號稱“三秦要塞”；散關則西扼關中交通要道，南依秦嶺山脈，乃蜀秦往來之咽喉，兵家必爭之地。另外北方的蕭關居六盤山東麓，控扼塞北通向關中之要道。因恃秦嶺，關中進可攻、退可守，形成了“制內御外”的絕佳態勢。占據關中，就意味著掌握了天下“要領”、扼制了九州“咽喉”。

秦嶺形成了八百里秦川的肥沃富饒。秦嶺北翼塑造了兩條大河——涇水和渭水，秦嶺北麓又發源了六條河流——灞水、浐水、灃水、滈水、潏水和澇水，涇水與灞水等六條河流最后一并匯入渭水。八百里秦川即為八水的沖積平原，土質疏松肥沃，地勢舒展平坦。早在《尚書·禹貢》中，關中之地即被列為最上等的土地。加上歷代所修渠道，如秦國的鄭國渠，漢代的漕渠、龍首渠、六輔、白渠等水利工程，以及漢唐諸運河的開通，關中平原的灌溉條件獲得擴展，為農耕生產提供了優良條件。張良稱關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史記·留侯世家》)。《史記》稱“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貨殖列傳》)。至隋唐時代，關中仍有“天府”美稱。

秦嶺的山林以及河流、湖泊不僅為關中提供了充足的水源，還改善了關中環境，使得關中氣候清爽，山水相間，風景如畫。秦嶺自古以來就是皇家園林和離宮別館的首選之地，關中山水也激發了眾多文人墨客的雅興，僅一本《全唐詩》就留下詩篇百余首。

由于秦嶺與關中的戰略地理優勢與富庶，關中成為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選之地。先后有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在此建都。長安政治中心地位前后長達一千一百多年，成為我國建都時代最早、建都王朝最多、定都時間最久、都城規模最大、歷史文化遺址最豐富的中華古代首要政治中心。這在我國乃至世界各國歷史中都極其罕見。以致古人稱秦嶺為“龍脈”，稱關中為中原的龍首。

秦嶺與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塑造

中國傳統哲學追求“天人合一”。這種觀念來自古人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入思索。傳說最早對自然界進行整體把握的是庖犧(伏羲)氏。他創作了八卦，而八卦作為觀察自然界和天人關系的一種理論思考，毫無疑問是一種了不起的發明。但將古人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予以系統化的則是地處秦嶺山水之間的西周王朝的周文王、周公旦。他們將數千年以來古人探索天人關系的成果予以凝練，形成論述天人關系的經典性作品《周易》。《周易》奠定了中國古代天人關系的基本框架，成為歷代思想家進一步闡述天人關系的主要依據。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道家對天道的認識不同，儒家認為天道尚剛健，主張效法天道剛強的屬性，而道家認為天道總是憑借它柔弱的一面生育萬物，柔弱的方面包含著無限的可能性，主張效法天道柔弱的屬性。這兩種觀點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

中國傳統政治推崇仁義教化。這一觀念起源于史前時代。夏、商時期，中國政治生活進一步向禮制方向發展。到西周時期，周公制禮作樂，不但從制度上構建了宗法社會秩序，而且從行為規范方面制定了嚴格的禮儀。周禮確立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德治與教化原則，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象征。周禮的具體內容經后人的整理與豐富，形成了《儀禮》、《周禮》、《禮記》三種典籍。春秋戰國之后，它們成為不同時代思想家們闡述政治理想的重要根據。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在關中表現得尤為充分。在儒家文化發展演變中，關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用《詩》、《書》、《禮》、《易》、《春秋》等經典對知識分子進行熏陶，使他們熟悉經典所承載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追求，并讓他們充實到國家的官僚隊伍中。漢代所形成的經學教育制度和官吏選拔制度對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中又是道教的重要發源地。相傳老子曾在秦嶺余脈終南山的樓觀臺講授《道德經》。秦嶺南北是早期道教重要的孕育地和傳布地。唐代終南山樓觀臺甚至還成為“皇家道觀”；宋代，陳摶隱居華山，精研道教；金代，王重陽在終南山創立全真道。全真道成為元以后中國道教的主要流派。秦嶺還是中國佛教的重要“搖籃”。秦嶺西段有麥積山石窟，自后秦開始鑿刻，至今保留有雕刻194窟，佛像7000余尊，壁畫1300余平方米，是我國古代雕塑藝術的寶庫。秦嶺中段的終南山是中國佛教傳播的重要策源地。后秦時期，鳩摩羅什在終南山草堂寺創立譯場，開創了中國佛教翻譯事業的新局面。秦嶺又是中國佛教各宗派創立發展的源頭。漢傳佛教8大宗派中，秦嶺及關中就集聚了三論宗、凈土宗、律宗、法相唯識宗、華嚴宗、密宗6大宗派祖庭(若包括三階教之百塔寺則為7大派別之祖庭)。秦嶺是中國傳統精神的交融碰撞之所，閃爍著傳統文明的智慧光芒。（方光華 曹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