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與“廟堂”的歷史意蘊

2015-08-16 23:03:08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6年前寫過一篇《“江湖”的詞源》，專講“江湖”，涉及“廟堂”但未展開，故而補撰一文。

“江湖”七見于《莊子》，未見于儒家十三經和其他先秦古籍，莊子的發明權無可置疑。“廟堂”既見于《莊子》，又見于另外先秦四書，尚須考辨先后。

《“江湖”的詞源》業已辨析“江湖”的歷史意蘊，今再辨析“廟堂”的歷史意蘊。

“廟”即“宗廟”，屬于王權法統。“堂”即“朝堂”，屬于相權政統。王權法統和相權政統，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權共有的兩大要素。《禮記》以前的古籍雖然未見“廟堂”，但是《尚書》、《周禮》、《易經》、《左傳》都有“宗廟”、“社稷”。“宗廟”即“廟”，“社稷”即“堂”。《左傳成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大事有二，在“廟”舉“祀”，屬于王權法統；在“堂”議“戎”，屬于相權政統。

春秋、戰國以前的西周，奉行宗法倫理，實行世卿制度。天子、諸侯是“宗廟”的嫡系后裔，是王權法統的繼承者。卿相、官守是“宗廟”的旁系后裔，是相權政統的參與者。二者是同姓的一家人，此即所謂“家天下”。其時進入“宗廟”、祭祀王權法統的，進入“朝堂”、參與相權政統的，是同一群人。

春秋、戰國所在的東周，禮崩樂壞，宗法倫理動搖，世卿制度崩潰，盡管“家天下”的本質未變，但是江湖庶民力量勃興，游士遍地，布衣卿相。其時進入“宗廟”、祭祀王權法統的，是一小群同姓舊人；進入“朝堂”、參與相權政統的，是一大群異姓新人。

因此，春秋、戰國以前的西周，法統、政統合一，僅是同姓王室嫡庶之間的權力分配與分工合作，其時分言“宗廟”、“社稷”，無須擔心二者分裂，因而沒有產生合言二者的“廟堂”一詞的時代需要。春秋、戰國以后，法統、政統分裂，變成同姓王權法統與異姓相權政統之間的權力分割與利益制衡，其時需要一個合言“宗廟”、“社稷”的名相，弭合法統、政統的人群分裂和利益分歧。撰于戰國中期的儒書《禮記禮器》，率先記下了應運而生的“廟堂”。道家集大成者莊子，隨即以其廣闊全面的社會視野，彌補了廟堂君子視野狹隘的選擇性失明，發明了“廟堂”的對詞“江湖”。后人無論屬于儒家還是道家，再也無法回避莊子首創的二分法。

春秋末年的儒家始祖孔子，是中國第一位游士，周游天下十四年，一方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擁戴王權法統的至高無上；另一方面又追慕西周開國權相“周公”，提升相權政統的制衡能力。后世儒家，倘若僅知孔子擁戴王權法統的保守一面，就是“小人儒”；倘若兼知孔子提升相權政統、制衡王權法統的進步一面，就是“君子儒”。所以儒家集大成者荀子，把孔學宗旨概括為“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后世君子儒，也把儒學傳承稱為“道統”，主張“道統”(用于指導政統)高于“法統”。

春秋、戰國以后的中國，政治建構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根本變化，小國寡民的分封諸侯聯邦，變成了廣土眾民的中央集權帝國。王權法統的一小群同姓繼承者，無力統治廣袤的帝國版圖，相權政統不得不對一大群異姓參與者開放。這一歷史大勢再未改變，但有兩大事件主導了具體走勢。一是戰國時代的法家，強調王權法統對相權政統的絕對控制，而建立第一帝國的秦始皇尊崇法家，廢封建(同姓后裔)，立郡縣(異姓官守)，其后“漢承秦制”，“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澤東語)。二是奠定第二帝國的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相權政統的大門，僅對擁戴王權法統的儒家單獨開放。秦漢以后中華帝國的廟堂政治基本格局，就是同姓王室的王權法統，與異姓儒家的相權政統，在王權至上的前提下相互合作，在相權升降的博弈中相互制衡。廟堂政治格局的總體趨勢，是王權法統日益加強，相權政統日益削弱。比如唐代以前，朝堂設有宰相專座，與君主分庭抗禮；宋代以后，朝堂撤去宰相專座，不能再與君主分庭抗禮。從秦至唐，王權對相權持續進行橫向分割，但是分割以后的相權總和，即儒家官僚集團的力量總和，仍對王權形成重大制衡。從宋至清，相權繼橫向分割之后，又被一再向下貶抑。明朝干脆不設“宰相”，只設“首輔”，政統首領降為法統君主的第一助手。自嘆被君主“倡優蓄之”的司馬遷，僅是西漢小臣。明朝以后的大臣，也被君主“倡優蓄之”，動輒拉下褲子“廷杖”。

簡而言之，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中華帝國史，王權法統不斷壓倒相權政統，廟堂權力不斷侵奪江湖權利，專制力量越來越強。而歐洲從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卻是王權法統日益削弱，相權政統日益加強，江湖權利不斷制衡廟堂權力，民主力量越來越強。例如英國開創的君主立憲政體，國王代表王權法統，是血緣延續的國家元首，成為民族國家的精神象征；內閣代表相權政統，是全民普選的行政首腦，推進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議會代表江湖民眾的訴求渠道，整合江湖、廟堂的利益博弈；媒體溝通各方信息，成為第四權力。廟堂權力的分割制衡，江湖權利的自由競爭，最終抵達了妥協雙贏。(張遠山 上海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