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 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戰爭的小說

2015-08-16 16:51:00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一、內容及主題 

1．內容 

《水滸傳》是我國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長篇章回小說。它以北宋末年史書記載的宋江起義作為主要依據，結合民間傳統的戲曲、話本中有關故事加工創作而成。 

小說以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為主線，通過一百零八位傳奇式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經歷，描寫出他們由個體覺醒到發展為盛大的農民起義隊伍的全過程，表現了“官逼民反”這一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必然規律，塑造了農民起義領袖的群體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狀況和社會矛盾。 

高俅是封建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小說以他的發跡作為故事的開端，意在表明“亂自上作”。作者還寫了大批的貪官污吏和地方惡霸，如西門慶、鄭屠、毛太公等，正是他們狼狽為奸，漁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們不得不鋌而走險，奮起反抗。小說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深層原因——官逼民反，傾向鮮明地描寫了人民群眾反抗壓迫者的行動。 

作者站在被壓迫者一邊，通過對一百零八位英雄的描寫，概括了當時不同階層的人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從覺醒到反抗的斗爭道路。像魯智深的反惡霸，林沖的受凌辱，宋江的被迫害，武松報殺兄之仇，晁蓋、吳用劫取不義之財，以及潯陽江上的張橫、張順，揭陽嶺上的李俊、李立，梁山泊岸邊的阮氏兄弟等，他們都是由于受迫害而不得不起來反抗，從而匯成一股狂波巨瀾，奔向梁山泊。小說歌頌了農民起義領袖們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正義行為，肯定了他們敢于造反、敢于斗爭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救急扶困的義士，當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壯大了起義軍的聲威，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義事業登上峰巔之時選擇了妥協、接受招安，終于葬送了起義事業。小說通過宋江起義的失敗，客觀上總結了封建時代農民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

2．主題 

在《水滸傳》的主題研究中，目前還存在著不少爭議，主要的觀點有三種：一是認為歌頌的是忠義(“忠義”說)，二是認為寫的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說)，三是認為表現的是市民的意識與追求(“為市井細民寫心”說)。其他的觀點都是從這三種基本觀點中派生出來的。 

其實這些爭論并非產生于現代，而是自該書出現后就一直存在。比如在明清兩代便有該書究竟是寫“強盜”還是表現“忠義”的激烈爭論，而魯迅就說過該書是為市井細民寫心的話。應該說這些觀點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都揭示了作品所包含的一些思想意蘊。 

解放后一直到現在，楊紹萱、王利器、馮雪峰等學者先后提出“農民起義”說或“農民運動”“農民革命”說。稱《水滸傳》是“農民起義的教科書”；是“無數次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以文學形象為手段所做出的一個總結”；是“雄偉的農民戰爭史詩”；“是一部反映封建社會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小說”等。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郭預衡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采納了這種觀點。 

我們認為，小說主題出現多元理解，與幾種基本事實有關：一是北宋末年宋江起義屬于農民起義，作品揭示了它的基本規律和客觀意義；二是水滸故事長期在都市流傳，既有對市民生活的描寫，又有對市民階層感情的滲透；三是小說成書時經過文人加工改造，成書后又有不少修飾評點，所以儒家忠義思想始終貫穿全書。 

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其故事又在民間經過幾代人的不斷積累和加工，全書的思想內涵就顯得豐富復雜，并非“忠義”兩字所能概括。長期以來，廣大群眾之所以喜愛這部小說，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于它歌頌了英雄，歌頌了智慧，歌頌了真誠。《水滸》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們空手打虎，倒拔楊柳，殺貪官污吏，拒千軍萬馬，一往無前，“敢于大弄”。他們智取生辰綱，三打祝家莊，神機妙算，出奇制勝，其斗爭的計謀與策略，實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特別是當這種勇力和智謀表現在為百姓抱不平、申正義時，更能引起廣大群眾的共鳴，魯智深的“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武松說“從來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都由于建筑在保護弱者的基礎上而更加激動人心。小說中的李逵、阮小七、魯智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禮法、不計名利、不做作、不掩飾，“任天而行，率性而動”，保存了一顆“絕假純真”的“童心”，與那些被封建理學扭曲了人性的“假道學”“大頭巾”的虛偽做作、心胸狹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致晚明的批評家李卓吾、葉晝、金圣嘆等紛紛稱贊他們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爛漫”“使人對之，齷齪銷盡”。這也說明了《水滸》所反映的這種精神帶有一定的市民意識，與后來涌動的個性思潮息息相通。至于小說反對錢財的積聚與貪求，強調“疏財”以成“義士”；追求“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盤分金銀”，“圖個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間“交情渾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都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說蒙上了一層特殊的江湖豪俠的氣息。 

但是，《水滸傳》的題材畢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極力把它拉入“忠義”的思維格局，以及故事在流傳過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細民的意識，作品最終還是在客觀上展示了我國封建社會中的一場驚心動魄的農民起義。盡管領導這支義軍的主要領袖并不出身于農民，且在思想上打著“忠義”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認其中有些領袖出身于“莊稼田戶”和其他下層勞動人民，他們有一種“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個對頭”的氣概和“殺上東京，奪了鳥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義軍的基本隊伍是一大批莊客佃戶、農民漁夫。這正如第七回結尾處所指出的那樣：“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他們在官逼下造反，組織武裝隊伍，提出政治口號，開展軍事斗爭，以與封建的國家機器相對抗。這就清楚地規定了梁山義軍的基本性質是農民起義。小說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場上，沿著“亂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并從中總結了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是十分罕見、難能可貴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水滸》是一部悲壯的農民起義的史詩。 

（選自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二、英雄人物的塑造 

《水滸傳》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對既真實又帶有強烈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小說描寫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漢，雖然人數眾多，但每個人的面目都很清晰，李逵的心粗膽大、率直忠誠，魯達的粗中有細、仗義剛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細，林沖的忍讓，宋江的謙恭，吳用的足智多謀，都被刻畫得惟妙惟肖，正所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金圣嘆語)。 

首先，《水滸傳》的人物是傳奇性與真實性的完美結合。這里的人物大都是草莽英雄，他們又多帶有傳奇色彩，如魯智深倒拔垂楊柳，武松景陽岡打虎，石秀跳樓救人，花榮箭無虛發等等。但作者在寫這些時，又將傳奇行為置于真實的基礎之上，不給人以虛假之感。比如寫武松打虎，先寫他因醉酒而壯著膽子上岡，又寫他得知有虎后礙著面子硬著頭皮上山，再寫他發現老虎后慌亂中打折哨棒而不得不徒手搏虎，最后寫他打死老虎后用盡力氣而又遇兩虎時失聲驚叫等等，都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 

其次，注意到人物性格的矛盾與發展變化。《水滸傳》將許多人物統合在“忠”與“義”的矛盾統一體中，同時又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增加了性格的立體感，使人物更富于個性化。比如宋江本是鄆城縣押司，家庭富足，受父親的封建傳統思想熏陶極深，因此他雖然仗義疏財，結識不少江湖好漢，但并不主張造反。他的性格中既有忠孝的成分，又有對江湖義氣的追求。在上梁山前，他為了江湖義氣，私自將官府緝捕生辰綱要犯的消息通報給晁蓋等人；在殺死閻婆惜后，又因為要盡孝于父親，便到處躲藏不愿落草為寇。但他最終還是受到造反者的“牽連”，處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之中，直到報效朝廷無望，無路可走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一面用義來投合李逵、武松等江湖好漢的野性，一面又用忠來滿足朝廷降將的心理平衡，從而使他成為大家都能接受的領袖人物。但是他又始終不能與封建正統思想決裂，一旦有了適宜的氣候，又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如此等等，都充分顯示出人物的個性特征。除了宋江，整部小說中，林沖的性格發展變化可以說是描寫得最為突出的。下邊引文還將有詳細的分析，可供參考。 

再次，《水滸傳》多使用白話文，使人物語言個性突出。金圣嘆說：“《水滸傳》并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這句評語點明白話對于語言個性化的重要性。如李逵初見宋江時，其語言就顯示出高度的個性化色彩： 

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廝恁么粗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便道：“我問大哥，怎地是粗鹵?”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卻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粗鹵，卻是甚么?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廝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卻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 

這段對話全用日常口語，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李逵和戴宗兩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李逵出身于農民家庭，目不識丁，性格爽快粗魯，不拘禮節，不會客套，所以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粗話；戴宗多年混跡官場，習慣于官場的禮數，養成了敬上的性格，語言帶有拘禮自高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