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承接偉大的文化傳統

2015-08-16 16:24:52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詞語仍然沿用，詮釋卻不相同。同樣的漢字，古今觀念理解差異之大，問題之普遍，稱之為文化代溝、文化斷崖，毫不為過。曾見學者引用“刷刷筷子洗洗碗”歌詞作為勸孝的范例，細思之，子女“回家看看”，吃父母一頓飯，父母似餐廳老板兼大廚，子女只是白食客兼服務員而已。孔子因為“犬馬能養”而否定單純的“能養”為盡孝，而現在，依然被父母所養卻成了勸孝的模本。

古人盡孝有不同的等級。有孝敬，有孝養。如果沒有敬，只有養，那么養就不能夠稱之為孝。另一方面，今人往往看重儀式活動，如跪拜、唱歌之類，又似乎只做敬，不做養，也不是完全的孝。曾子說孝：“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所說養、敬、安、卒，將孝劃分為四個程度。古人又分孝為大中小三等，又分孝為始、中、終三段，甚至不孝也有等級。

《孝經》一書，正文僅1800余字，但地位極為特殊。有學者認為《孝經》之稱為“經”尚在漢代立太學講《五經》之前，其意義重大尚在各經之上，有“大本”、“總會”之稱，可謂經中之經。

《孝經》文本結構的最明顯特征，首先是分列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稱為“五孝”。“五孝”各有不同的等級層面，名位高的人要求有更高的承擔。

“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此處“五孝”與上述孝道之大中小三等，始中終三段，意義不同，不可以一身而兼有之。身為天子諸侯，不可以與匹夫論孝；身為庶人，也不可以與天子諸侯論孝。

《后漢書》載，漢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這段珍貴而感人的情節，顧炎武卻有批評，認為：“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

由此自然產生出一個問題：孔子生三歲而父亡，未冠而母亡，原本無可盡孝，為什么要作《孝經》？孔子少孤，甚至不知父墓所在。如果他想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左右就養，進奉飲食，像曾參那樣“躬行匹夫之孝”，胡可得也？“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如果他想“哭不偯，禮無容”，“擗踴哭泣，卜其宅兆”，像《孝經》所述孝子之喪親那樣，豈可得也？

《孝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行”字非個人行為之“行”，乃是人類生存、生命的運行，即如天地星辰的運轉。“民之行”即人道、人文、文化、文明之意。人道效法天地而助成萬物，故下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

《孝經·庶人章》又云：“用天之道。”鄭玄、陸德明、唐玄宗均解為“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簡朝亮云：“四時迭用其道。”日本《古文孝經》徑作“用天之時”。可知天之經、天之明、天之道、天之時，皆一義，均謂天道四時五行運轉之順序。

《孝經·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孝經》一書稱道先王、明王，而提到姓氏的只有周公。與“周公其人”此節最貼近的一段話，見于《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又云：“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又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知古人言“孝”，有“善繼”、“善述”之義。

又《周禮·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此節言圣與賢、作與述最明。蓋有世業乃有所謂承傳，能開創、作始乃得稱之為智者、圣人，能接續其志意與事業乃得稱之為巧者、賢人。“圣”即“智”，《尚書·洪范》“睿作圣”。“賢”即“巧”，《說文》：“賢，多才也”。未有深通之智，不足以稱為“圣人”；未有多才之巧，不足以稱為“賢人”。故《考工記》此節亦可理解為：“圣人創物，賢人述之。”

韓非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此即古人所說圣人之所以為圣人之公論。

而創業雖難，垂統亦難。《孟子·梁惠王下》：“茍為善，后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善繼”、“善述”而能“垂統”者，如此謂之為“孝”。陳澧云：“《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此即《孝經》稱道周公之意。蓋能承接先祖基緒，則稱之為“大孝”、“達孝”、“至孝”；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緒者，則亦不得稱之為孝。故《考工記》一節亦可理解為：“先祖創物，孝者述之。”

由此而言，《孝經》當可稱之為一部教與學之經，一部上行下效之經，一部繼承之經。

《禮記》云：“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明、圣者，述、作之謂也。”此節論“作”、“述”之別甚明，然而《論語》載“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于此議論紛紜。既稱孔子為圣人，而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何以稱之為圣人？如謂孔子有作，則孔子所作在于何處？

朱子《論語集注》解此節，約有三義：其一，以孔子語為自謙之辭。其二，以為孔子確為有述無作，是賢非圣。“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其三，孔子雖然不作，功業則超乎始作。“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孝經》一書，以實情論之，文本多撮述經傳，情節則孔子與曾參問答，而又篇幅簡短。漢人雖重《孝經》，而其簡冊形制僅當經書之半。《六經》皆長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

《貞觀政要》載唐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與魏徵各有所對，而唐太宗以為當草創之時則草創為難，當守成之時則守成為難。

按《易經》有“隨時之義”，《中庸》有“君子時中”。當其時之謂可，而時有盛衰。故當盛世之時，始作為難，紹述則卑卑無足論；當衰世之時，始作不可得，紹述則難能可貴矣。

孔子當晚周衰世，故不可言始作，只可言紹述。劉炫曰：孔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邢昺曰：孔子“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僣亂，禮樂崩頹”。要之，孔子“述而不作”，孔子之時也。

在傳統中絕的時態下，對于古學的守舊，亦即是重要的創新。故孔子之所為在三代當為述，在晚周則為作。當周文疲敝之時，孰能保三代學術而守之？當秦火之后，孰能保《六經》章句而守之？當民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之時，孰能保數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當此之時，似之守舊，實即創新。

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意謂孔子未能創始，而能善終。據邢昺推論，孔子作《孝經》之年在魯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此時孔子之“述”，其實際作用甚至超乎先圣之“作”，亦猶《孝經》之“總會”甚至超乎《六經》。

孝，上行下效也，先祖行、子孫效也，圣人行、賢人君子效也。凡我華夏子孫，當以承接文化傳統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刪述《詩》《書》之后，殿以《孝經》，越過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論“三才”，繼論“孝治”、“圣治”，凡此均與孔子自身無關，其實寄寓“大孝”、“至孝”、“達孝”一重境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意欲以承接三代文明為期許，以承接華夏神州固有的文化傳統為胸懷。此則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為圣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