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內外“共生”的典范

2015-08-16 15:16:09 作者：佚名 來源：中華民族文化網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核心提示】正是通過“共生”，即漢族與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斷接觸和共生，使原來只是中原地區的局地民族，發展成了因“內共生”而充滿活力的擁有近12多億人口的民族，其中的各種語言、方言和各個地方的文化都能各得其所。同時，她的“內共生”屬性和表現涉及社會構建的各個領域。

作為一個視角，共生論有助于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漢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及其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漢族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單個民族，常常被人們視為民族同化的典范。根據一般流行的說法，漢族人口之所以這么多，主要是靠同化了很多別的民族實現的。有人將這一過程比喻為“滾雪球”。然而在今天，如果從“內共生”的視角進行觀察，我們就有充分理由將漢族看作是“內共生”的產物。應該說，這更有助于了解漢族之大的真諦所在，而且從中也能看到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未來活力之源泉。

正是通過“共生”，即漢族與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斷接觸和共生，使原來只是中原地區的局地民族，發展成了因“內共生”而充滿活力的擁有近12多億人口的民族，其中的各種語言、方言和各個地方的文化都能各得其所。同時，她的“內共生”屬性和表現涉及社會構建的各個領域。

首先在語言文字上，盡管從秦始皇開始就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度同衡，錢同幣”，然而卻始終未能實現“語同音”。不僅如此，由于與各地原有語言的越來越多的“共生”，漢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多樣化的語言。源自中原的古漢語每到一個新的環境，并不是簡單地吃掉即同化當地語言，而是與當地語言“共生”在一起。例如粵語方言，盡管以秦代漢語為基礎，帶有較多的上古漢語的特點，但也不是秦代漢語的簡單搬用，而是與本地的古粵人（百越）語言的結合，留有許多古粵語的痕跡。吳語形成的過程也如此。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當地通行的百越語與楚語、中原漢語兩源長期“共生”，而逐漸形成古吳語。作為現代普通話主體的北方方言，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斷互動中，其因“共生”而發生的變化甚至比南方還更大，以致在語音上有些甚至面目全非。這種“共生”分化現象也反映到所謂的漢語官話中。經過歷代與不同區域、不同族裔群體的持續性“共生”，漢語官話已經分化為各具特色的不同官話，如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分別以北京話、西安話、成都話和揚州話為代表。

“共生”也使漢族的區域文化經歷了各具特色的演化過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點，譜寫了共同性和差異性的此消彼長、共同繁榮的歷史畫卷。總體而言，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漢族文化主要以黃河流域為主，自此到隋唐以前，大體上是共同性漸增與差異性漸減；隋唐以后，隨著一些新的區域文化的加入，并在這些文化與漢文化頻繁發生摩擦和沖突（這也是一種共生）后，使得漢文化圈逐漸擴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齊魯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義，被賦予華夏文化傳統的正宗地位，且不乏粗曠古樸、豪爽熱烈的特點；燕趙雖屬漢族農業文化地區，但早期因與游牧文化關系密切，形成了勇武好搏擊的特點，后隨著歷代統治者在北京建都，燕趙文化逐漸具有一定的“正統性”；三秦文化則由于與北方和西域長期的文化交流，具有了包羅萬象、兼容并蓄的特點，后因漢族文化中心逐漸向東南轉移，其原有的文化開放性日益減弱，保留了較為傳統的文化心態。此外，以太湖為中心的吳越文化具有細膩、恬淡、婉轉、雅致、清新的特征，以四川為中心的巴蜀文化兼具以熱烈、詼諧、高亢為特征的地域文化傳統，嶺南文化則帶有濃厚的域外色彩，而東北文化則具有農耕文化與游獵文化交融的特征。

也許有人會說，各地發生的這些所謂的“共生”現象，如果再換個視角不就是文化“同化”的現象嗎？應該說，根據“共生三領域”原理，在“共同領域”和“中間領域”，尤其是那些離開自己“圣域”而走進另一“圣域”的個體和群體被同化，在歷史上是經常發生的。例如北魏孝文帝帶領鮮卑人選擇內遷而主動被同化，其實也驗證了“三領域”在民族共生與同化之間的功能差異，即所謂的被同化，不管其主動與否，主要是發生在內遷群體身上的，亦即這些鮮卑人離開自己的“圣域”而進入漢文化的傳統“圣域”，從而使被同化成為必然的結果；而那些仍留在鮮卑民族圣域即留在平城的群體的漢化過程不僅“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