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廠務工的少數民族。

在城市擺地攤的藏族婦女。

從事表演工作的少數民族。

烤肉串的維吾爾族師傅。

做拉面的回民廚師。

　　編者按：

隨著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逐漸增多。由于民族心理和風俗習慣的不同，加上地域、歷史和文化的差異，少數民族務工人員進入城市后，不僅要沖破體制的障礙，還要突破文化、民族心理和語言的障礙。因此，重視和關注這類人群在城市中的生存和適應狀況，對于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著重要意義。

針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在城市的文化適應性問題，本報記者張華志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離土就業、文化互動與中國少數民族鄉村發展”的課題負責人，曾帶領課題組先后赴湖北武漢，廣東珠海、佛山，河南洛陽，北京牛街等地，進行了歷時3年的實地調查。在對105名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年齡、性別、民族成分、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狀況、職業類型、經濟收入等基本情況進行了解的基礎上，從環境適應、經濟適應、社會適應、身份轉變、心理適應等維度，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在城市社會中的文化適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討。

從農村到城市：如何適應環境、經濟和社會變化

　　一、少數民族務工背景

為深入分析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在城市中的適應性，我們首先對105名訪談對象的年齡、性別、民族成分、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狀況、職業類型、經濟收入、外出務工背景等基本情況進行了解。

本次調查的對象中，呈現男多女少、30歲以下年輕人偏多、回族偏多、文化程度偏低等特點。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國家法定允許的最低務工年齡為16歲，但調查中仍然發現有1名15歲的務工者。這些被訪者外出務工的背景情況如下：

1.外出城市選擇

外出地點沒有明確性，選擇和親友在一個城市工作的居多。

杜鷹等學者在針對漢族農民外出的研究中發現，地區發展不平衡，推動農民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而經濟發達的城市正是外出農民的第一選擇。

在課題組的調查中也發現，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去得最多的也是城市。但是去哪個城市工作，并不一定是外出者主動選擇的結果。在105名被訪者中，有65人是由親人和朋友介紹而來，占全部被訪者的61.9％；認為某城市經濟發展狀況好、機會多而主動選擇前來的有31人，占全部被訪者的29.52％；另外有9人來自當地農村、就近在當地城市就業的被訪者，占總人數的8.57％，這幾個人全部是回族，他們不出遠門的原因在于外地生活（如吃飯）非常不便。

13號被訪者：趙某，男，35歲，白族，珠海某公司焊工，來自云南。

我老家在云南的大山里，家里太窮了，有兩個孩子，一個在讀書，一個該上幼兒園了。家庭負擔重，所以就出來打工。同村老鄉（也是一個姓的親戚）說廣東好，賺錢容易，所以我就跟著他來了。當時是2002年，剛過完年，就到廣州了，后來又到佛山，最后還是朋友給介紹才找到現在的工作。過去從來沒有到過外面，什么人都不認識，只有找老鄉互相照應，要是沒有村里人帶我出來，我可能不出來。

16號被訪者：楊某，女，20歲，苗族，佛山某服裝廠車衣工，來自貴州。

這邊還是比家里好多了，肯定要出來掙錢，但是有些老鄉提供的工作是假的，說招保姆，其實是招去從事色情服務。求人不如求己，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會去敲別人的門。更何況，現在有些老鄉也不老實，村中就有一些人是被騙去做傳銷。現在與十年前相比復雜多了，有些人不老實，他們說的與我見到的不一樣。還是得在勞務市場上找工作，自己小心就可以了。

92號被訪者：馬某，女，17歲，回族，在河南某縣城一家服裝店工作，家在該縣城郊某回族村。

去年夏天初中畢業，不想上高中，就決定找個事情做，沒想過到外面去打工。因為是回族，在外面飲食不方便，就決定在縣城找個工作。現在在店里賣衣服，早上來上班，中午到街上的回民飯館吃一頓飯。縣里回民比較多，吃飯也方便。晚上騎自行車20分鐘回城郊家中。村里有幾個人在縣里的大超市、大賣場上班，他們也都是回族，有時候還能結個伴回家。覺得這樣挺好，非常方便。

2.外出務工原因

經濟驅動仍然是少數民族外出務工的最重要原因。

對于農村人外出務工的原因，學術界的主要觀點是，中國農民外出的首要目的是增加收入。至于少數民族的外出原因和漢族是否有區別，有研究者曾考察壯族進城務工者的外出原因，發現中年人是為了養家糊口，年輕人則是為了經濟獨立，雖然看似出現某種分化，但賺錢這一目的是毋庸置疑的。最近有研究者對在武漢市務工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員進行調查發現，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是進城務工者的最主要目的。

本次調查也發現，經濟驅動仍然是少數民族外出務工的最重要原因，以“掙錢養家”作為回答的被訪者占全部被訪者的54.29%。然而，具體原因仍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稍有差異，如年輕未婚男性往往是認為老家沒有什么機會，出來見見世面，學些手藝；未婚女性相比而言較為顧家，她們外出務工，是考慮到既能貼補家用、又能擺脫繁重的農活；已婚無孩子的男性一般來說是為了多掙些錢，養家糊口；有孩子的中年男性則認為，城市里的教育條件對孩子的成長有利，因此選擇外出務工；已婚女性之所以外出務工，有的是因為家庭經濟原因，也有的是為了跟隨外出務工的丈夫。

3.對所在城市的看法

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對目前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和城里人持肯定的態度。

陳云等人曾對在武漢市務工的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發現，被訪的務工者中有61%認為城市生活質量比家鄉高。此次調查設計了這樣的問題：怎樣看待自己打工的城市，和家鄉有什么不同，以及城里人和家鄉人有什么不同。

調查的結果呈現出民族和職業的差異。有19名被訪者表示，除了天氣、氣候等不一樣外，所在城市和家鄉沒有什么明顯差別，其中18名是信仰伊斯蘭教、從事餐飲業的被訪者。而其他從事非餐飲業的被訪者則強調他們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和家鄉有明顯不同，認為城市經濟發達。其中，認為城市有錢的占全部被訪者的39.05％，認為城市環境好、生活方便的占13.33％，認為城市好但又講不清楚具體原因的占15.24％。另外，認為城市不好、治安狀況差的占4.76％。

在談到城里人和家鄉人的差異時，認為城里人有錢的占全部被訪者的11.43％，認為二者在觀念和習慣上有區別但又講不清楚具體區別的占23.81％，認為城市人冷漠、不團結、不文明、性格不好的占35.24％，認為城市人文明、熱情、有修養的占17.14％。基于此次調查的數據，結合他人的研究，課題組認為，絕大多數務工者對其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以及城里人持肯定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助于他們堅定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信心。

4.外出遇到的最大困難

衣食住行是少數民族務工者在外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飲食仍然是他們外出的最大障礙。

除了有28個被訪者認為沒有遇到什么困難之外，其他77個回答者都至少遇到了一個或兩個以上的困難。困難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不便、經濟壓力大、孤獨想家、語言和交際障礙、不能照顧家庭、子女上學等方面。

在此次調查中，信仰伊斯蘭教的被訪者占大多數。因此，以“衣食住行不便”為最大困難的被訪者較多，占全部被訪者的21.9%。尤其對于穆斯林來說，飲食不方便是他們外出遇到的最大困難。感受到經濟壓力的被訪者占18.1%，主要集中在從事餐飲業的回族被訪者中。這些人的經濟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與餐飲生意的好壞有關系，而餐飲生意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受從業者自身素質以及飯店所處地理位置、外在環境制約。

70號被訪者：哈某，男，34歲，回族，在武漢某高校附近經營拉面館，來自青海。

因為母親去世得早，我很小就外出打工，也沒上過學，不識字，出門在外感覺很不容易，最基本的是不會算賬，普通話也是跟著電視里慢慢學的，用了兩三年時間才學到現在的程度。妻子在店里幫忙，經常想家想女兒。現在生活太辛苦，忙的時候每天起早貪黑，閑的時候，像現在（臨近寒假，學生放假時期），一天只有二三十塊錢的收入，房租都不夠，每天就一個勁地想能不能搬到位置好一點的地方開店。但是沒錢，也找不到可以幫忙的人。如果能搬走，生意好的話，就把女兒接來這邊上學。不行的話，過段時間就回老家了，在老家起碼生活安定一些。



在對被訪者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解的基礎上，課題組從環境適應、經濟適應、社會適應的角度，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社會中的文化適應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二、對環境的適應

1.語言適應

雖然有本民族語言的存在，但被訪者對普通話的掌握幾乎是普遍的。普通話仍然是外出務工者與他人交流的最根本的工具。

課題組將受訪者的語言適應分為聽、說兩個方面，分別考察了被訪者對本民族語言、普通話以及務工所在地語言的聽說能力。將語言聽說能力，依次劃分為“完全不能聽（說）”、“簡單會聽（說）一些”、“基本能聽（說）”以及“完全能夠聽（說）”四個層次。

在105名被訪者中，對于本民族語言，達到“基本能聽懂”以上水平的有73人，占全部被訪者的69.52％；基本會說的有65人，占61.9％。普通話方面，能基本甚至完全聽懂的有100人，占95.24％；達到“基本會說”以上水平的有94人，占89.52％。當地方言方面，基本甚至完全能聽懂當地語言的有58人，占55.24％；達到“基本會說當地語言”以上水平的有40人，占38.1％。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雖然有本民族語言的存在，但被訪者對普通話的掌握是普遍的。普通話仍然是外出務工者與他人交流的最根本的工具。有33.3%以上的務工者能對務工所在地的當地語言有所掌握，這也是外出者希望能更好地融入當地生活的一個表現。

在調查中還發現，絕大部分維吾爾族流動人員的普通話講得不是很好，這就使得維吾爾族流動人員基本上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交圈中生存和發展，在城市中表現出其獨特的民族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這既增加了城市社會文化的多元性，同時也給城市社會的整合和管理帶來了一定難度。

2.風俗習慣

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能夠強化本民族身份的認同。尤其是在餐飲行業工作、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員，基本能恪守清真習俗。而從事其他行業的穆斯林，大多只能做到飲食上的清真。

外出務工的少數民族具有與當地不同的風俗習慣，主要表現在飲食方面。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他們要遵守清真的習俗。王曉毅對在“深圳民俗村”工作的穆斯林進行調查后發現，他們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持“堅持和變通”態度：年輕人可以只做早上的一次禮拜，男人可以不去清真寺而在家里禮拜。齋月時盡管工作繁重，民俗村的穆斯林還是堅持封齋。

課題組在83名信仰伊斯蘭教的被訪者中，同樣發現這些離土就業者在風俗和信仰上的“堅持和變通”。在飲食方面，他們基本都能保持清真習俗，主要是自己做或到清真食堂吃；60人能夠堅持過伊斯蘭教節日，占72.29%，其中有47人能堅持每周到所在城市的清真寺做禮拜，占56.63％；在民族服飾的穿著上則較少遵守，除非是在非常強調民族特色的回族飯店才穿著民族服飾。這說明，作為外來人口的少數民族穆斯林，其自我身份認同和約束主要不是在服飾等方面，而是在飲食、節日慶祝方面。

經比較發現，從事餐飲業、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是保持民族特色最明顯的一個群體。而從事其他行業、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全部為回族）則在伊斯蘭教節日和做禮拜等方面的頻率小于前者。另外，在27名從事非餐飲業、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中，過伊斯蘭教節日的只有9人，而堅持每周到清真寺做禮拜的只有6人。這些人一般在工廠或其他單位上班，工作壓力比較大，所以較少考慮過節日。課題組分析認為，從事餐飲業的人本身就處在一個強化伊斯蘭教飲食特征的場域，恪守教規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有7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的被訪者聲稱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其中大學以上學歷的有3人，還有兩個回族被訪者分別聲稱信仰基督教和佛教。有意思的是，這7名被訪者在飲食習慣上仍然恪守清真習俗。在他們身上，生活習慣、民族和信仰是完全分開的，民族、生活習慣如同先賦地位一般不容改變，信仰卻是后天可以改變的。

11號被訪者：撒某，男，52歲，回族，佛山某拉面館老板，來自青海。

高明區沒有清真寺。平時就在家里做禮拜。還好，禪城區有清真寺，每周我們都會全家坐一個半小時公交車到禪城區的清真寺做禮拜。車費是挺多的，但是這是我們的傳統。

97號被訪者：沙某，女，17歲，回族，在浙江余姚某電子廠做手電筒，來自河南。

以前在家里都是要過節的，還去清真寺做禮拜。現在我和小姨在外面工作，就不能像在家里一樣，過節也是有時候過、有時候不過。要是開齋節的話，我們就自己做些豐盛的飯菜，慶祝開齋節。但是我們不封齋，因為上班需要體力。禮拜沒辦法做，心里有就行了。

7號被訪者：陳某，男，29歲，彝族，在佛山某化工廠做塑料，來自云南。

出來打工有11年了，妻子現在和我在一起。不在家里是不好過節的。廣州這邊很多人也不懂，外面彝族的節日也多。每逢大的節日，我們就找老鄉一起吃頓飯，或打打電話問候一下。

其他民族，比如以“貨郎擔”的形式在城市中四處販賣飾品的苗族女性，則很強調對服裝的遵守。如同在拉面館、燒烤攤等清真飯店內，男性一般都戴一頂白帽，女性佩戴頭巾。經過進一步調查，課題組發現，他們對服裝的遵從并不完全是出于信仰或生活習慣的需要，還因為他們發現并相信“穿民族服裝，東西好賣”這個市場邏輯，民族服裝被他們有意識地當成一種標識而加以強化和展示。

88號被訪者：韋某，女，36歲，苗族，山東淄博的民族飾品小販，來自貴州。

在這做生意時，我每天都穿自己的民族服裝，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少數民族的，我賣的又是這種少數民族的飾品，所以在我這兒買東西的顧客要比在漢族人那兒多得多。可能他們覺得我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吧！所以，我穿民族服裝賣東西，一般比較好賣。在家鄉時，民族服裝是有時穿有時不穿，穿是因為民族生活習慣，但有時候覺得不方便也就不穿。 

　　三、經濟適應情況

1.就業 

　　第一，少數民族外出流動的穩定性較差，職業選擇的被動性較強。

調查結果顯示，有52.38%的被訪者聲稱，目前所工作的城市不是他們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地方，在此之前曾或多或少地去過兩三個城市。其中，穆斯林的流動性較高，但其職業的穩定性（主要從事餐飲業）卻比其他被訪者高一些，這也與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特殊風俗有關。這種職業上的“從一而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出務工的穆斯林在職業選擇上的被動性和其他工作技能的缺乏。

27號被訪者：賽某，男，29歲，回族，北京牛街某清真餐館廚師，來自甘肅。

16歲就出來了，跟著朋友一塊出來的。先在蘭州一個老鄉開的拉面館干了兩年。在蘭州競爭比較大，聽說太原生意好些，后來和朋友到太原，之后還去過杭州，在浙江大學附近一個老鄉開的拉面館也做了一段時間，去年就到北京這邊來了，我還是做拉面。我也沒什么其他手藝，就會做拉面。

47號被訪者：韓某，男，26歲，撒拉族，洛陽某拉面館廚師，來自青海。

我17歲那年初中畢業，就想自己闖蕩。覺得外面自由些。我去了不少地方，先去廣州，南方嘛，都說好掙錢，給一個老鄉的拉面店幫工，后來又到深圳，海南也干過，然后到廈門、福州、上海都待過，都是給別人做拉面。我就愛自由，兩個月前剛從武漢轉到洛陽這里，是一個朋友介紹過來的，還是做拉面。

第二，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在城市中從事的職業類型單一，主要從事帶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服務行業。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從事餐飲業者居多，在工廠務工的少。

105名被訪者中，從事餐飲服務業的比例最高，為55.24%。其中，回族主要經營清真餐館、拉面館，維吾爾族主要以經營羊肉燒烤、賣葡萄干等為主，土家族則主要經營土家風味餐館，壯族以開桂林米粉店為主，等等。根據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職業的交互分類關系看，信仰伊斯蘭教、從事餐飲業的少數民族占53.34％，遠高于信仰伊斯蘭教、從事其他行業的25.71％。而有著其他信仰的少數民族務工者則主要從事其他行業。

第三，在工廠工作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務工者比較少。

課題組發現，僅有幾名被訪者是在工廠務工的回族，他們是河南南陽的調查員直接進入當地的回族村落找來的。據這幾名務工者介紹，基于成本的考慮，南方的工廠里面一般不配備清真灶，這讓信仰伊斯蘭教的務工者很難生存。可見，飲食禁忌限制了信仰伊斯蘭教的務工者的職業發展空間，其他人則在飲食習慣上不受限制，這使得他們可以方便地在諸如工廠的集體食堂之類的地方就餐。排除受餐飲習慣影響的被訪者，和大多數漢族務工者一樣，在工廠務工也是少數民族外出者的主要職業，有21人在工廠務工，占被訪者的20％。

排在第三位的職業類型是商品銷售，如在清真超市做銷售、經營民族飾品生意等。除此之外，另外有一些學歷較高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從事文化教育、辦公室文職、工程技術等工作。然而，這些人只占全部被訪者的7.61％。有相當一部分被訪者從事的是建筑業、保潔、搬運等重體力職業。由此可以看出，與漢族流動人員相比，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從事的職業類型比較單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城市適應能力的有限性，也反映出少數民族以民族特色為“賣點”經營的生存策略。

第四，在職業獲得的途徑上，主要通過熟人介紹工作。

調查結果顯示，在74名為他人打工的被訪者中，有82.43%是依靠親友或老鄉聯系的工作。職業獲得上的這種熟人介紹方式，既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一種城市生存和適應策略，同時也體現出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強烈的族群認同感，也構成了其就業和創業的社會支持網絡。通過調查分析，先出來的打工者對后來者有較強的示范作用，依靠親友外出是這些少數民族外出的主要方式。事實上，國內外的大量調查也顯示，農民工首次外出依靠的社會資源不是來自政府和市場，而是來自農民家鄉的親緣網絡。

102號被訪者：艾某，女，16歲，回族，廣州某家具廠拼花工，來自河南。

我是被姐姐帶到廣州的。姐姐今年23歲，3年前來的廣州，在家具廠做拼花工。去年我初中畢業沒有升學，父母就讓我到廣州找我姐，現在我和姐姐是一個工廠的同事，都做拼花。離家遠，和親人在一起相互照應很好。過了年我們還到廣州上班，而且我們還要帶我叔叔家的堂弟去找工作了。我們村里還有到蘭州打工的，他們都是先去一個人，然后再帶其他人去。鄉里人在城里沒熟人，就得靠老鄉、親戚。

79號被訪者：阿某，男，29歲，維吾爾族，在武漢烤羊肉串，來自新疆。

我出來得不算早，21歲時在家里沒事情做，就跟著老鄉出來了。去了好些地方，廣東、湖南、貴州，還有河南都去過。你問我怎么能去那么多地方，都是有老鄉在嘛，說哪里生意好做就到哪里，就是賺錢，也想開開眼界嘛。

第五，少數民族身份對就業影響不大，民族歧視現象較少。

我國實行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優惠措施。然而，早年有學者張繼焦等人在對北京就業或創業的207名少數民族務工者進行調查發現，希望獲得“政策優惠”等措施的被訪者只占不到10％。

在這次調查中，課題組成員專門詢問了被訪者在找工作時有沒有強調或刻意隱瞞民族身份。100％的被訪者回答“沒有，也不需要”。雖然沒有被訪者遭到民族歧視，但遇到挑戰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事情還是有的。

100號被訪者：安某，女，27歲，回族，東莞某廠從事汽車喇叭制造，來自河南。

我們回民出來工作很不容易。在廣東那邊，很多人不知道回族是怎么回事，所以還得給他們解釋。之后，別人都尊重我的習慣了。我自己倒是沒怎么遇到民族歧視，周圍的人也對我不錯，倒是我的妹妹在東莞另一個廠找工作時，招聘人員看到她的簡歷上是回族，告訴她說：“上班的話廠里食堂是吃豬肉的，你吃不吃？”當時我妹妹就很生氣，就走了。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歧視，也許他們說出來是好意，但總覺得不舒服。

13號被訪者：趙某，男，35歲，白族，珠海某電子廠焊工，來自云南。

少數民族身份對我們打工的沒什么作用。出來打工的，就沒有民族區分了，都是來自天南地北的打工者。老板只想著怎么賺錢，才不會想給你優惠的待遇。倒是對那些當官的有用。我一位親戚就因此升職了。

2.收入

自己當老板的外出者整體月收入高于為他人打工者的收入。

調查顯示，少數民族流動人員進城務工的經濟目的非常明確，有54.29%的是為了掙錢養家，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在對收入做考察時，課題組區分了這些務工者是雇主還是被雇用。其中，有74人是為他人打工，占全部被訪者的70.48%；有31人是自己當老板，占29.52%。 

　　通過對這些外出者的收入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自己當老板的外出者整體月收入高于為他人打工者的收入，其中有12人的月收入超過6000元以上。做老板的絕大多數是從事餐飲業者，這部分人的收入相對穩定。

為他人打工的被訪者中，在南方工廠里的普通工人工資偏低，而工廠里有技術的工人和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收入在中等水平。收入最低的，主要是一些在清真餐館打工的被訪者。他們一般和店主人是親戚，在店里幫忙或當學徒，平時吃住在店里，不怎么用錢、花錢，回家時結算一次或有需要時向老板要錢。

少數民族務工人員月收入不高，表面上似乎與他們改善自身經濟狀況的強烈愿望并不相符，但許多人仍然對此比較“滿意”。調查顯示，有73.33％的人認為現在的經濟收入比那些在老家做事的人要高些，比較滿意現在的生活。但是，少數民族務工人員收入過低的事實還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這直接影響了他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妨礙了其城市適應能力的增強，不利于其盡快融入城市社會。

3.住房和醫療

第一，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以租住房屋為主，多與親友合租，條件比較簡陋。

住房是個人生存的一個基本條件。吳維平、王漢生等學者在對北京、上海的流動人口租房情況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僅有不到1%的流動人口在工作所在城市中擁有房屋所有權，多數人不得不住在條件更差、更為擁擠的出租房中。課題組在本次調查中發現，租房的有82人，占全部被訪者的78.1%；有14人由單位提供住處，占13.33%；只有8名被訪者有自己的住房，占7.62%。值得注意的是，在這8名自有住房的被訪者中，有4個是家住在當地郊區、工作在城市的人，只有4個外來者在當地購買了住房，實際只占全部被訪者的3.8％。

總體而言，租房者基本上是與他人合租。如從事清真餐飲業的租房者，主要與親戚租住在一起。從事其他行業的被訪者，多與朋友或同事合租。在他們看來，與人合租尤其是與老鄉同住，既能節約資金、分攤成本，又因為彼此有相同的文化、習慣，在生活上、精神上也能相互照顧、慰藉。租房條件上，他們大多住在20至40平方米的出租屋內，只有簡單家具，有的甚至沒有廚衛，條件相當簡陋。

10號被訪者：吳某，男，50歲，侗族，佛山某制衣廠統計員，來自湖南。

老家的房子有兩層，墻上都貼了磁磚。現在租住的20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睡覺的地方，又是做飯的地方，還是上廁所的地方。用“熱得快”在膠桶里燒水，洗澡也是在房間內進行。雖然生活很不方便，但沒有辦法，這不是自己的家。

47號被訪者：韓某，男，26歲，撒拉族，洛陽某拉面館伙計，來自青海。

1998年，我17歲時就出來了，中國的東部和南部跑了個遍。在外面都是和朋友、老鄉在一起做事。現在做拉面，就和老板一家住在一起。房子是租的，有40平方米，算是一室一廳吧，沒有廚房，就在后面加了個小房子，算廚房，有衛生間，家具說齊全也就是有床和桌子。

97號被訪者：沙某，女，17歲，回族，在浙江余姚某電子廠做手電筒，來自河南。

我去年初中畢業，就和我小姨到浙江余姚的電子廠上班。小姨來浙江好幾年了，比較熟，我媽也比較放心。其實廠里面也有宿舍，還比較便宜，每天只要交2元錢。但我們還是在工廠附近租房子住。因為宿舍不準做飯。你知道的，我們回族吃飯習慣和漢族不一樣，廠里沒有清真灶，我們根本沒辦法吃飯，再貴也要租房子。房子是當地農民的瓦房，月租200元，大概30平方米。沒有廚房，買個電磁爐就直接放在屋子里做飯。這個房子也既是廚房，也是我和小姨的臥室。衛生間我們是沒有的，但是有個小院子，我們倆就在外面的工地上撿了好些碎磚石塊，自己壘了個簡易廁所。

41號被訪者：蘇某，男，19歲，回族，武漢某開發區一拉面館伙計，來自青海。

哥哥在武漢開拉面館，我就跑來了。哥哥和嫂子住在店子后面的一個房間里，我和其他的伙計就住在店里，晚上把店里的餐桌拼在一起就是床。買床也麻煩，又沒有地方放，這樣也很好，已經睡三年了，也習慣了。你問其他的拉面館，都是這么住的。

  　雖然住房條件簡陋，但在談到對住房的適應時，很少有人將其列為“不適應”的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來外地打工的少數民族人員對住房條件差在心理上早有準備，基本上能適應城市中比較差的住房條件，在物質經濟層面表現出非常強的城市生存及適應能力。

第二，生病去醫院就醫者少，多買藥自己解決。

在對待疾病的態度上，大多數被訪者都是抱著簡單對付的態度。一般而言，如果不是患有危及生命的重癥急癥，少數民族務工者不會主動治療或到正規的大醫院去就醫。在被訪者中，49.52%的人選擇小病情況下自己買藥解決問題，21.90％的人選擇去私人診所就診，只有15.24％的人選擇去醫院就醫，剩下9.52％的人則選擇忍住不看病，“扛過去”。

26號被訪者：米某，男，16歲，回族，北京某大廈保安，來自河南。

我年紀輕，一般不生病，要是有頭疼發熱的，一般都能扛過去。我才不去醫院呢。去年年底有個同事得了流感，吃了幾天藥沒好，就到大醫院去看了。結果，看個感冒都要兩三百元，以我們的收入根本承擔不了；再說正規醫院的醫護人員服務態度比較冷漠，對我們打工的老是看不起，大醫院的醫療水平不一定就高，花了錢治不好病的事情也很多，我不迷信去大醫院，要是真有病了，扛不過去，就回老家去看。

3號被訪者：黃某，女，38歲，壯族，佛山某居民區清潔工，來自廣西。

我是和丈夫一起出來的，丈夫身體比較弱，兩人也是個照應，主要是掙錢給女兒讀書。像我們這個年紀了，容易生病，在外面就害怕生病，一般情況下，感冒了就買點感冒藥，要是發燒什么的，就到診所里看看。我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診所，很方便。去醫院看病太麻煩，還很貴，沒有診所方便。

  究其原因，少數民族務工者簡單應對疾病的態度，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看病難、看病貴”等狀況分不開。相比較而言，對于少數民族務工者來說，如果說住房條件差還可以適應，那么，就醫難就是他們城市生活的難以承受之重了。

4.消費和閑暇

第一，部分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的消費觀念趨于理性化，比較注重教育投資和個人形象的完善。同時，他們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狀況的愿望也比較迫切。

對掙來的錢如何支配的問題，有61.9%的被訪者選擇花掉一小部分、其他存起來的方式。在每月的花銷上，分別有60％和48.57％的被訪者把“吃”和“住”列為每月最主要的開銷。除此之外，有34.29％的被訪者將購買服飾與化裝品也作為主要花銷之一，這部分人主要是年輕人。而已婚有子女的被訪者則更多地把花銷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去。這種趨于理性化的消費觀念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數民族外出務工的主要目的還是改善經濟條件，賺錢照顧家庭。同時，被訪者的消費主要還是用在基本的生活開支上，可以從側面看出被訪者的收入水平低。

10號被訪者：吳某，男，50歲，侗族，佛山某制衣廠統計員，來自湖南。

算算我的經濟帳：每個月我和兒子的工資加起來是1600元，一家三口在國道邊租了一間20平方米的簡易平房，沒有廁所、廚房。含水電費在內，月租大約是250元。自己和妻子做飯，一個月吃飯費用是500元；兒子在工廠吃午飯，以5塊錢算，一個月就是150元。一家人一個月的吃飯錢加起來大概650元。每個月要固定給讀大學的兒子匯500塊錢。妻子身體不好，我和兒子都不愿意讓她外出工作，但城里的消費太高，她有時也得做點兒雜活。兒子每個月都得把大部分工資上交，曾經談了一個女朋友，因為沒錢被拒絕。現在想存點錢給兒子找個媳婦，錢是一分一毛地從本來就所剩無幾的日常生活費中摳出來的……

第二，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的閑暇生活比較貧乏單調，多為自我娛樂型的，大部分人空閑時在家看電視或睡覺。

調查發現，被訪者在空閑時間主要做的事情，以看電視、睡覺、閑逛、上網、打牌和讀書看報等為主，參加體育鍛煉者較少，基本上沒有人參加社區活動、外出旅游等。

18號被訪者：普某，男，40歲，彝族，佛山某模具廠工人，來自云南。

周末和新年不能回家，最喜歡打麻將，與周圍打工的人一起玩，賺點“快錢”。很少看電視，在農村家里有電視機，在這里沒有，也不喜歡找人聊天。

3號被訪者：黃某，女，38歲，壯族，佛山某居民區清潔工，來自廣西。

閑暇時間一般是到附近逛一逛，看電視、看雜志、吹牛、睡覺，有時候打打牌，很少賭錢。

104號被訪者：溫某，女，23歲，回族，廣州某家具廠拼花工，來自河南。

我們村里來了好幾個人，我妹妹也和我在一起，就住廠里的宿舍。廠里人少，就讓我倆住一間房，別人宿舍都是住3個人。因為我倆是回族，不在食堂吃，就自己在宿舍做飯吃。平時上班也很緊，經常加班，只要休息就想睡覺，或者看電視。

  　　通過對這些案例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因為大多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工作時間長，很少或基本上沒有按國家法定的節假日休息，加之工作條件艱苦、勞動強度大，等到下班休息時，就沒有精力或時間外出休閑娛樂了。另外，由于娛樂消費開支的負擔能力嚴重不足，所以，待在宿舍里看電視和睡覺，則成為最經濟的選擇。　　

5.子女教育開支

如果條件允許，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大多愿意把子女帶在身邊親自教育，但信仰伊斯蘭教的務工人員對學校教育的重視程度一般。

子女教育花費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城市里的學校由于教學質量比較好，自然也吸引著外來務工人員。比如，來自青海、甘肅等西部地區、經營餐飲業的回族，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有相當一部分是文盲，大多是小學文化程度），把孩子帶在身邊、在內地接受教育總比放在老家沒人管要讓人放心。但對于這些外出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來說，把子女帶來自己工作所在的城市受教育，并沒有那么簡單。比如，進入城市的學校學習，可能另外要交上一筆借讀費，這無疑會增加額外的開支。

課題組發現，在37個有處于求學階段的孩子的被訪者中，除了有兩個被訪者的子女已經進入大學之外，有22名被訪者把子女帶來了自己工作所在的城市讀書，另有13名被訪者仍然把子女放在了老家。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從事餐飲業的務工者較多把子女帶來身邊讀書。究其原因，除了經營餐飲業的少數民族外來人員收入較為穩定、豐厚外，還由于經營少數民族餐館的一般是夫妻雙雙在此，因此孩子自然帶在身邊。對于子女的未來預期，有18人表示希望子女將來能好好讀書、上大學，學到一技之長，有8人回答無所謂。

64號被訪者：郝某，男，42歲，回族，在武漢某高校附近經營餐飲業，來自青海。

在湖北待了8年，之前在宜昌和漢口工作，也是做拉面生意，每個月有三四千的收入。兩個孩子都在這里上學，兒子上初中，女兒上小學。對于以后的打算，我也說不清楚，關鍵是看孩子們上學怎樣，希望兩個孩子可以一直上學，大學畢業后可以過上好的生活。

四、社會適應情況

1.社會交往

第一，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與當地人的交往有限，主要依靠朋友和老鄉等強關系獲得相應的社會支持。

社會交往既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員適應城市的重要表現，同時也是其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途徑。調查顯示，被訪者最常交往的人是朋友、親戚、家人、同事、老鄉。在遇到困難時，被訪者求助的主要對象依次是：朋友、親戚、老鄉。而非穆斯林務工者比穆斯林務工人員更容易主動與外人交往。

13號被訪者：趙某，男，35歲，白族，珠海某電子廠焊工，來自云南。

每天在工廠上班，基本上沒有時間去與工廠外的人交往，一起工作的同事比自己的老鄉要親密一些。進廠填資料時，填了民族成分，但是很少人問我是哪個民族的，他們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朋友里面就分老鄉和同事，不分民族。我有一個老鄉在廠里當部門經理，偶爾也會去他家坐坐，與他除了家鄉的家常話，也沒有更多的話。

在調查中還發現，75名回族被訪者中，有20名不喜歡交朋友，原因在于交朋友難免要吃吃喝喝，但由于飲食等風俗不同，會非常不便，即使交友也傾向于本民族或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人。

90號被訪者：馬某，男，40歲，回族，在武漢武昌火車站附近經營拉面館，來自甘肅。

來武漢3年了，還不錯，沒有不安全感。周圍的人都不錯，看起來也挺熱情的。但我從來不跟周圍的漢族交往。生活習慣很不同，不想找那么多麻煩，大家互不相干，相安無事就可以了。平時打交道的就是家人、同族老鄉、熟人，基本都是老鄉了。遇到麻煩時，一般都是找同族老鄉的。萬一解決不了，就找有關的少數民族服務機構，他們會幫著解決的。

除了一些從事餐飲業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全家在一起外，大多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家人和親戚不在其打工地，因此朋友和老鄉是其主要社會交往對象，這種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排遣了城市社會的陌生感和疏離感，有利于他們迅速融入城市社會的生活中，并構成他們在擇業、生活和心理上發生困難時可以得到的強有力的社會支持網絡。但是，這種現象也折射出民族的界限問題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在與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交往上，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只與自己密切相關的部門有聯系。

在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看來，與自己關系密切的部門依次有：城管部門、民宗委和民族事務聯系點、稅務部門、工商部門、街道辦事處等。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以經商為主。因此，上述這些政府部門可以說是與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經常打交道的窗口部門，其管理水平和服務意識，直接影響了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從城市中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力度的大小。

另外，在以上職能部門中，城管部門與外來少數民族人員之間的矛盾最為集中。分析其原因，可以發現，少數民族流動人員主要以務工經商為主，無論是固定門面經營還是流動攤販經營，都可能因為亂擺亂放、違章占道等問題受到城管部門的處理。如果兩者的關系處理得不好，就有可能引發群體性沖突。但調查顯示，各地都在一定程度上貫徹和執行國家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如對少數民族經商者實行免稅或免工商費用的優惠，極大地鼓舞了少數民族經營者的信心。

55號被訪者：納某，男，41歲，回族，在武漢某高校附近經營拉面館，來自青海。

有老鄉在這邊，就一家五口來武漢開拉面館了。武漢對少數民族有不少優惠政策，不用交工商稅費，最近才開始交衛生費，收入很好。

88號被訪者：韋某，女，36歲，苗族，山東淄博民族飾品小販，老家在貴州。

我在街上賣我從老家帶來的民族飾品，經常碰見城管，我們是見了城管就跑！但城管對我們挺好的，經常因同情我們是貧困地區來的少數民族而放過我們。　　

2．婚戀生活

族內通婚的觀念在淡化，但擇偶時對信仰的要求沒有改變。

離開原來的生活圈子在城市生活，使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在穿著服飾等保持本民族風格的文化表象上可能會有所減弱，但在深層次的個人對待和選擇婚姻伴侶的態度上，卻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對異文化的包容度。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在傳統上提倡族內通婚。

此次調查設計了對于跨族婚姻的看法的問題。調查發現，83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被訪者中，有43.37%的被訪者不贊成跨族通婚，其中有的是因為“從未想過跨族通婚，因為本民族內通婚是天經地義的”，也有的持絕對的排斥和反對態度；有56.63％的被訪者持無所謂的態度，認為可以跨族通婚，但前提是對方必須尊重自己信仰或皈依伊斯蘭教。而其他不信仰伊斯蘭教的被訪者，對跨族通婚無一反對，態度多為肯定甚至是完全支持的。雖然有人回答“無所謂”，但這個“無所謂”顯得更純粹，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喜歡、投緣就好”。

40號被訪者：烏某，男，35歲，維吾爾族，武漢某燒烤店老板，來自新疆。

弟弟以前在武漢大學讀書，我就過來武漢做生意了，在武漢待了好多年，也交了不少朋友，還談了一個武漢本地的漢族女朋友。我倆談了很多年，因為習俗、信仰方面的不同，最后不得不分開了。后來就回家鄉娶了一個本民族的女人，也隨我在武漢做生意，和漢族通婚還是很不方便。

總體來說，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在擇偶觀念上經歷了一次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隨著流動地點的增加和流動范圍的擴大，擇偶地點的選擇也更加自由和隨意。但擇偶的標準方面，本民族等先賦性因素仍在起著很大的作用。作為少數民族，其婚戀的自由度還是受到民族身份的一定影響。

深層次適應：身份與心理如何調整

　　一、公民素養與職業素養發展

　　 除了應對環境、經濟、社會方面的初步適應外，少數民族務工人員還面臨身份的轉變、心理上的適應等深層次問題。前者包括職業素養的建立和公民素養的發展，后者涉及到心理適應過程中的各種感受。

   第一，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信息匱乏，自我封閉嚴重，職業素養偏低。

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從農民到市民、或從農民到職工的轉換過程，是他們現代性增加、公民素養和職業素養提升的過程。因此，在其身份轉換層面，課題組考察了被訪者公民素養、職業素養的形成，如對待新聞、信息及媒介的態度等。

調查發現，平時對于信息持關注態度的人占全部被訪者的36.19％，低于持一般態度的43.81％。將看電視作為最重要的信息來源的被訪者占70.48％，作為信息來源的朋友和報紙則分別位列第二、第三。他們經常收看的電視節目類型依次是：劇情類節目、新聞類節目、文藝類節目。53.33％的被訪者偶爾看報紙，所看報紙基本是各所在城市的都市報之類的市民報刊，只有極少數大學以上學歷的人看《瞭望》、《南方周末》等較為嚴肅的刊物。另外，有26.67％的被訪者從不看報紙。在對是否上網的調查中，超過一半的人（56.19％）從不上網，而其他上網的被訪者，其目的也主要是聊天、交友。

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對于信息的重要性尚沒有深刻認識，信息的來源渠道相對單一，甚至有18.1％的被訪者將“道聽途說”作為信息的主要來源，更有少數信仰伊斯蘭教、從事餐飲業的女性被訪者從不關注任何信息，從不接觸任何媒介。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這些現象暴露出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信息匱乏、自我封閉的弱點。這對他們在城市中的長期生存和持久發展并不利。

　　對71號和72號被訪者的觀察：

兩人的普通話都不是很流利，交流比較困難，對她們的考察不僅僅要采訪，還需要觀察。兩人都是來自青海的回族女性，都很年輕，都隨自己的丈夫在親戚開的同一家拉面館打工，都還沒有孩子。她們既是遠親又是同事。71號馬某，22歲，文盲。72號白某，23歲，小學畢業。兩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差異，上過學的這位開朗些，另一位則顯得內向、害羞一些。她們沒有做過美容美發，平時頭發都包在頭巾里。但她們會買一些比較好的護膚品，愛美之心溢于言表。平時店里的工作就是洗菜、炒菜、洗碗等。店里為了招攬生意，擺了一臺電視機，播放著電視劇，而這些與她們無關。她們說每天總是很忙，沒有時間看電視。即使閑下來的時候，兩個人就在店面的后門附近，嘰嘰喳喳地用方言聊天。她們不看電視劇，更不看新聞，似乎在她們的生活世界里根本就沒有電視的概念。她們一般不和外人打交道，交流對象除了自己的丈夫就是店里的人。

在針對少數民族務工人員職業素養的調查中，課題組設計了這樣的問題：從事現在的職業，過去所學知識是否夠用？怎樣看待職業培訓？

21.9％的被訪者認為現有知識足夠適應現在工作；26.67％的被訪者認為現有知識從事現有職業不夠用，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從事非餐飲業的被訪者中；39.05％的人認為過去所學知識與現在從事職業沒有關聯性。對于職業培訓的問題，認為職業培訓比較有用、對自己會有提高的被訪者占58.10％；認為不需要培訓、沒有什么用的有42人，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餐飲業從業者占了絕大多數，占27.62％，在這部分人看來，諸如做拉面之類的事情是大家熟能生巧的，根本就不需要培訓。相反，從事其他行業的、學歷相對高一些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由于工作在充分與外界發生關聯、無需區分民族特色、相對開放的環境中，表現出了對于知識和技能培訓的渴望。

　　 第二，在簽訂勞動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方面，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嚴重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

少數民族務工人員進入城市后，從務農到務工，經受著職業上的轉變給他們帶來的種種全新感受。如在單位工作的人就要遵守嚴格的規章制度和紀律。同時，他們也應該具備維權意識。調查顯示，被訪者基本能適應崗位，比較習慣工作單位的工作制度和紀律。其中，在47名從事非餐飲業的被訪者中，僅有4人覺得在工作中受到拘束、不夠自由；其他58名從事餐飲業的被訪者，由于大多是自己經營著家庭型的餐館，只要有客人就開始工作，也就無所謂適應不適應的問題。

對于在城市工作是否簽署勞動合同，31名自己當老板的被訪者不存在簽署勞動合同的問題。其他74名被雇者中，根據行業來看，從事其他行業的被訪者簽勞動合同的比例，遠遠高于從事餐飲業者。在從事非餐飲業的47人中，除了4人自己當老板外，有30人簽署了勞動合同，沒有簽合同的有13人，占應簽合同的人數的30.23％。在從事餐飲業的被雇者中，簽勞務合同的只有5個人，其中4人集中在北京，應簽而未簽的有24人，占應簽人數的82.76％。

和簽署勞動合同相比，工作單位為雇工上社會保險等的比例更低。在從事非餐飲業的30名簽了合同的被雇者中，僅有19名被訪者的單位為其上了社會保險，但保險的內容并不全面，主要是失業保險，沒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也沒有公積金。而從事餐飲業的被雇者，則100％沒有辦理社會保險。

　  101號被訪者：郭某，男，22歲，回族，深圳市某五金廠技術員，來自河南。

　2002年8月，自己出來找工作，當時通過老鄉介紹，進了一個小廠當普工，包吃住。當時也不懂簽合同，按件計算工錢，每個月900塊錢左右，太辛苦，每天晚上還要加班，想換個工作。但老板缺人手，扣住我一個月工錢，想留下我。我還是走了，那一個月工資也沒有拿到，沒有合同就沒有憑證嘛。后來就到現在這個五金廠，干到了技術員。合同簽了，廠里給我上了失業保險，但是沒有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生病就到廠醫務室，一般小病都是免費看。如生大病的話，聽說是廠里給一部分錢就讓你走人了，但我也沒見過這種情況。有保險好處很多，起碼上班心里踏實些，就是上的保險太少了。

　　2號被訪者：潘某，男，24歲，苗族，中山市某裝修隊油漆工，來自貴州。

　　出來六七年了，也記不清自己干了多少工作了，現在就給漢族老板的裝修隊干油漆工。工作是朋友介紹的，老板對我也不錯，沒有簽合同，口頭約定按平方算錢，旺季活多的話，工資就能比平時多點。沒有聽說過什么保險，反正老板把工錢兌現得很及時。

　　 調查顯示，從事非餐飲業的43名被雇者中，有11人遭遇過拖欠工資、延長工作時間、疲勞工作等不公平待遇，占25.58％。從事餐飲業者基本上與雇主是親友，沒有被雇者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

　10號被訪者：吳某，男，50歲，侗族，佛山市某制衣廠統計員，來自湖南。

　　農歷的小年，連續加班兩天，實在是撐不住了，偷偷休息一會，組長就開始吆喝。臘月二十七放假前，每個人發個紅包，里面只有100塊。我不干了，轉身就走。簡直是吃人不見血的資本家！　　

　　對于少數民族身份對就業的影響，除了從事餐飲業的被訪者回答說各地都有優惠措施之外，絕大多數被訪者認為工作和民族沒有什么聯系，只有8名回族被訪者認為吃飯上有影響。

對于單位有沒有尊重其民族風俗，43名從事非餐飲業的被雇者中，只有5人認為受到了尊重，其中有一人的單位辦有專門的清真食堂。其他38名被訪者，其單位沒有清真食堂或清真灶，造成了他們生活上的不便。

工作中和單位產生糾紛時，被訪者最可能選擇的解決方式依次是：能忍則忍、找勞動仲裁部門、其他途徑。其他途徑包括找老鄉、老板和打110報警等。而在城市生活中與他人發生矛盾或爭執時，被訪者最可能選擇的解決方式依次是：平和講道理、忍過去、求助他人協調。另外，有15名從事餐飲業的被訪者表示，除了偶爾要應對個別小混混外，基本上沒有與任何單位或任何人發生過沖突和矛盾。

98號被訪者：梁某，男，22歲，回族，深圳市某電池廠焊工，來自河南。

　　到南方5年了，在東莞干過，也在深圳待了幾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學會了忍。過去脾氣很沖，在家時經常發脾氣，而且要是和別人鬧矛盾了，有時要吵架、打架。剛到南方時，因為脾氣沖和別人打過架，結果被工廠開除。得到教訓后，自己就慢慢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緒，即使有時候在工作上受到主管批評和責罵也能忍過去，因為覺得大家都來自五湖四海，出來就是為了掙錢過好日子。再說，要是人人都很有個性，社會不就亂套了？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在城里干活徹底體會到了。

　　二、文化和心理上的適應

　　1. 心理感受　

　　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生活和工作滿意度比較高，比較享受當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樂趣。

調查結果顯示，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來到城市，因為想家、缺少親人好友、語言交流不通等，最初會在心理上產生不適應，但基本沒有人認為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對自己在城市的發展帶來“很大不便”。隨著在外工作和生活經驗的積累，他們的滿足感也隨之產生。80％的被訪者對目前生活狀態持“很滿意”或“比較滿意”的態度，有73.33％的被訪者“很喜歡”或“比較喜歡”自己現在的工作，33.33％的被訪者不想家或很少想家，只有26.67％的被訪者經常感到寂寞，41.9％的被訪者從未在城市有不安全感。相比較而言，喜歡城市生活和喜歡家鄉生活的比例相近，分別是41.9％和42.85％，有54.28％的被訪者覺得自己和家鄉人有不一樣之處。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雖然遠離家鄉，生活和工作都很艱苦，這些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卻有著樂觀的生活態度。

　   55號被訪者：納某，男，41歲，回族，在武漢某高校附近經營拉面館，來自青海。

有老鄉在這邊，就一家五口來武漢開拉面館了。大女兒15歲了，不想上學就在店里收錢，小女兒在武漢上小學，兒子就在附近上幼兒園。武漢對少數民族經商人員有不少優惠政策，不用交工商稅費，最近才開始交衛生費。我們的店離學校近，生意很好，每個月有1萬元左右的收入。花費主要是交房租、給伙計結算工錢、供孩子上學，也給老家的父母寄一些。雖然武漢現在收入也比較高，我對自己的生活狀態還比較滿意，但以后要回老家。武漢天氣太熱、太潮濕，氣候還是不適應，還是家里親切些。

　　2. 歸屬感

三分之二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過客意識明顯，有四分之一的人有強烈的定居城市的意愿。

調查顯示，在與工作所在地的本地人交往過程中，63.81％的被訪者“一般會”或“經常會”意識到自己是外地人，只有30.48％的被訪者“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外地人。至于今后的打算，有25.71％的被訪者有著強烈的定居愿望，希望能夠在城市買房置業，安家定居；34.29％的被訪者希望掙到錢后，將來回到家鄉葉落歸根；另外還有37.14%的被訪者對未來說不清楚或是沒有想法。課題組通過進一步訪談發現，大部分被訪者只是將現在的工作地當作是一個暫時掙錢的地方，過客意識比較明顯。而就業或創業是否順利，是影響少數民族務工人員歸屬感的一個重要因素。

　　19號被訪者：何某，男，20歲，苗族，中山市某電子廠工人，來自貴州。

　16歲時和一群朋友一起出來的，當時聽說廣東這邊好找工作就來了。當初家里不讓過來，說外面太亂，怕我學壞。我覺得城里人會打扮，人也都很有錢，就是對人不太熱情，好像冷冰冰的，沒有我們老家人熱情。偶爾會有不安全的感覺，但是很少想家，因為城里的生活還是很豐富的，能逛街，還能上網，家里太單調了。本地的城里朋友沒怎么認識，覺得他們都有點看不起人，自己也不算當地人，又不會說粵語，飲食習慣也不太相同，畢竟是個打工的，出來就是為了賺錢，至于以后有啥打算，還沒有想過。

　　6號被訪者：和某，女，22歲，納西族，佛山市某購物廣場銷售，來自云南。

我在佛山待了4年。親戚在這里開了家納西族飾品專賣店，我來幫忙。在家里掙錢太辛苦了，朋友們都出來了，我不出來就覺得沒意思。在家時，總是覺得來云南旅游的外地客人不一樣，于是就出來了。佛山這邊生活挺便利的，比我們老家那里好多了。城里人有錢，比較精明，做事愛斤斤計較，不像我們那里人，大家都很真誠。在家里很輕松，在城市工作就有壓力，比較緊張，但是收入要比家里好多了。不過現在這里治安不太好，我們老家那邊民風還是很好的。在這邊時間長了，也習慣了這里生活，原來吃辣椒，現在也不吃了，粵語也能聽懂、能說一些，現在也結交了一些本地的朋友，覺得自己像一個本地人。以后要多掙錢，目標就是自己能開一個納西族飾品店，不過留在城里，還是需要很大的關系網，一想到這個就覺得有些渺茫，也想嫁個城里人。

　　104號被訪者：溫某，女，23歲，回族，廣州市某家具廠拼花工，來自河南。

　在廣州工作好幾年了，比較適應廣州的氣候，這里生活水平也高，工資也比家里高些。廣東人比較注重吃，口味也清淡，吃海鮮，吃大米，自己剛開始不習慣，現在也習慣了。總的來說，城里人比較文明些，穿著打扮也比較休閑。我比較喜歡廣州，在家沒有發展前途，不上班就沒有任何生活規律，想睡到幾點就幾點，收入也少，不像在廣州，大家都習慣自己掙錢養自己。雖然喜歡廣州，但覺得自己還不算本地人，因為不會講粵語，在外面買東西，別人服務態度不太好，這個時候心里就不太舒服。廣州是我工作的地方，等賺足錢以后，我還是要回家鄉，不過不會在自己的村里成家。我希望能在我們南陽市里買房子安家，那里畢竟是城市，離家也近。

　　56號被訪者：丁某，男，79歲，東鄉族，武漢某高校附近拉面館老板父親，來自青海。

　兒子在這里開拉面館已經5年了。我是兩年前到的這里。老伴去世十幾年了，三個兒子在武漢各開了一家拉面館，就把自己接過來了。自己跟武漢這邊的人交往不多，但是兒子在武漢的朋友很多，單武漢本地人就有幾十個。在武漢兩年，覺得這邊吃穿都好，回去的時候家鄉那邊人都說自己吃胖了，自己也算是武漢人了，因為全部家人幾乎都在武漢，兒子以后也準備在這里買房。

　　三、表現特點和制約性因素

與漢族的人口流動相比，少數民族人口流動不僅僅是城鄉流動的反映，還是跨民族交往的表現。因此，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的城市適應也顯得更加復雜，他們需要面對城鄉流動與跨民族交往的雙重挑戰與考驗，也就表現出了自身的特點。

　　 第一，經濟性目的是流遷的首要驅動力。

少數民族外出務工的動因必然有著復雜的經濟文化因素，研究者大多是用“推拉理論”來解釋人口流動的動因，并認為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構因素，導致了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人口流向相對發達地區和城市。不過，這恐怕只是影響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具體到特定民族和特定個體流動的動因，可能更為復雜并具有個人生活特色。大多數少數民族外出務工的根本目的，是尋求家庭或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流遷文化帶有較強的民族性。

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對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如回族、維吾爾族流動人員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對于他們而言，日常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到清真寺去做禮拜。通過每周五的禮拜，還促進了回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內部的整合。

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主要從事的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餐飲業，他們在城市形成了小集中、廣分布的經濟網絡。例如，在北京，除牛街等穆斯林聚居區外，其他地方的清真餐館之間一般間隔一定的距離，各自招攬著一定范圍的生意，大家共存共榮，相安無事。盡管他們與當地漢族交錯居住，卻又有著自己相對固定的生活和交往圈，保持著濃厚的本民族文化傳統。這既體現了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在城市生存和適應的策略，同時也體現出他們強烈的族群認同感。

　 第三，城市生活經歷增強了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的現代性。

城市中擁有大量的現代性因素，包括龐大的基層組織、工作機構、制度規范和各類大眾傳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訊設施等，也包括各種更利于市場經濟法則順利運行的軟環境。這些城市特有的現代性因素，要求外來者適應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們同城市里生活著的龐大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適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少數民族進入城市務工，也是培養現代理念的過程。

從前述的被訪者具有較高的生活和工作滿意度來看，這些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基本上適應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他們不僅在經濟方面獲得了比務農遠遠豐厚的回報，同時也開了眼界、長了見識。他們偶爾看看報紙，開始關注新聞和信息，學會了上網，交往的朋友在增加，這些都使得他們身上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因此，大多數人從城市回到家鄉后，認為自己和家鄉人不一樣，這也是自然而然的。

除了以上特點，調查中還發現，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在適應城市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制約：

　　 第一，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信息閉塞，尤其是穆斯林的生活比較封閉。

無論是對找工作還是對其他信息的知曉上，親友傳達、道聽途說依然是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他們獲取信息途徑單一、片面甚至低級，自身又缺乏比較和辨別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在南方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淪為黑工也渾然不知。

另外，那些從事餐飲業的穆斯林們，雖然混居在漢族地區，但由于大多是家庭型經營，很少與他人打交道，節慶時也只是與穆斯林同鄉聯系。尤其是他們中的女性，很多從不看電視，從不看報，從不上網，每天交往的人只有親人和食客。他們的生活是極其封閉的，這和當下信息大爆炸的社會形成強烈的反差。也許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他們雖然在城市謀生和生活，但他們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里，與現代都市生活保持著距離，與城市文化相對隔絕。這或許就是他們適應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第二，少數民族務工人員文化素質較低，影響自我發展。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做過“農民外出務工女性”的課題（調查對象主要是漢族務工者），該課題在珠江三角洲的調查數據顯示，外出者中文盲和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僅占17.9％。2002年，楊健吾對在成都市務工的少數民族務工者流動問題進行研究時發現，作為流動主體的青壯年務工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數人只上過小學，其中一些甚至連小學也未畢業，少數人只上過初中，極少數人上過高中，還有的人連小學也未上過。可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尤其是后者)占有相當的比例。在本次調查的105名被訪者中，文盲和小學畢業文化程度的占全部被訪者的1/3強。通過對比可以看到，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的受教育程度整體低于漢族務工人員，這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城市的職業發展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阻礙。

　70號被訪者：哈某，男，34歲，回族，在武漢某高校附近經營拉面館，來自青海。

　　剛來武漢兩個月，以前在蘇州干，后來就到武漢開了個小店面。妻子也來了，沒有找伙計，就我們倆人干。覺得出門在外有很多困難，因為我和妻子都是文盲，不識字，什么都看不懂，電表、煤氣都不知道該怎么處理，也不敢問別人，怕上當受騙，也不會算賬，有困難根本找不到可以幫忙的人。

調查也顯示，一些自身素質較高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往往經濟收入較高，擁有較高的社會聲望，社會關系廣泛，其城市適應已經開始從最初的物質經濟層面向文化心理層面轉變，在城市社會中獲得了強有力的社會支持，已經能夠在城市中立足。因此，要不斷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自身素質，加強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努力提高其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

　第三，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維權意識淡薄，其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現象嚴重。

在單位工作，簽訂勞動就業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是維護職工權益的重要方式。然而，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除31名被訪者自己當老板外，沒有簽勞動合同的竟然占50％。而在南方的工廠里務工者，也有近1/3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的更是稀少。

　　102號被訪者：艾某，女，16歲，回族，廣州某家具廠拼花工，來自河南。

我是姐姐帶來的，姐姐干了好幾年也沒換工作，和老板很熟了，就不需要簽訂合同。找一個好雇主，你干一天都會給錢的。不過要押兩個月工資，一般下一年的5月份結算上一年的全額工資，老板主要是怕技術工跑了不來。做拼花是技術活，要先當學徒工，不包吃住，如果做成品的話，就給算工錢，沒有做就沒錢。每天基本上8個小時班，要是趕貨的話晚上還要加3個小時班。廠里周六周日不休息，國慶節、中秋節、端午節放一天假，還有就是過年的假。那邊時興派利是，過節會發50塊錢紅包。平時不休息，我們也習慣了。我們計件工，像我姐姐是熟手，工資會高一些。我來得晚，是生手，工資不高，干的時間長，會漲起來的。



　9號被訪者：張某，男，23歲，土家族，珠海市某物流公司業務員，來自湖北。

我和公司簽了合同。其實不簽也無所謂，反正是雇主出錢，他要真不給我工資，咱也沒辦法，自認倒霉，告不倒他啊！

　18號被訪者：普某，男，40歲，彝族，佛山市某模具廠工人，來自云南。

我簽了勞動合同，可是工資還是不容易拿到。現在廠里不好招工，老板總怕我們跑了，就扣我們一個月工資當押金，廠里也有保險，自愿參保，不過我可不愿意工資再被扣了，反正遲早要走，老板也沒讓我參加保險。

　　上述說法，反映出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在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下，他們甘愿成為黑市勞工，權益得不到保護。當遇到不公平事件時，他們寧愿忍，不能忍就自認倒霉。另一方面，除北京外，其他幾個調查點的清真餐館，普遍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

　　67號被訪者：高某，男，17歲，回族，武漢某拉面館伙計，來自青海。

　　我和老板是老鄉，親戚介紹來的。我們民族是不簽合同的，約定好了就不會反悔的。約好有三個月試用期，包吃包住，不計工錢，試用期結束，干得好的話，老板留我，再開始算錢。平時沒發工資，老板每個月給點零花錢，想花時可以向老板要，工錢都存在老板那里，回青海老家時再結算。工錢也沒怎么談，看生意情況吧。

從事餐飲業的被訪者與老板都是非親即故，基本上實行的是口頭約定，這可能是穆斯林經商的傳統，我們無可厚非。然而，清真餐館的經營者們卻常借用現代企業制度中的“試用期”制度，這無疑增加了市場經濟的競爭因素，即老板是“看才留人”。老板一方面遵循著傳統，不和員工簽合同，另一方面卻又保留了市場經濟社會中的“試用”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清真餐館的伙計們處在一個絕對弱勢的地位。

總體而言，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對城市的適應，僅僅處在一個經濟適應的階段。雖然他們身處城市，卻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圈子里（或者餐館或者工業區），加上工作強度大，個人自由支配的時間非常少，生活貧乏、質量低劣，自我保障脆弱，權益時常被侵犯，使他們形成了過客的心態，反過來又影響著他們對城市的適應。可以說，這一群體比一般漢族農民工更為弱勢。如何提高他們的適應能力，使他們真正被納入城市發展的進程中，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使其由“邊緣人”轉變為城市的主體建設者，是決策者應該關注并有所作為的。

少數民族外出就業的特點、功能、問題及走向

　一、少數民族外出就業及流動的特點

　　實地調查和研究表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長期生活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向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流動，促進了城市多元化經濟的發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聯系，從而在更廣的范圍、更深的層面促進了我國民族關系發展、加快了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變遷。

　　從總體上來看，少數民族外出就業基本遵循一般人口外出就業的流動規律，都是原居住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具體的推力和拉力有所不同，但是人口流動一般都以追求比原來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生存質量為目的。具體而言，少數民族外出就業還有其自身的特點，而且在不同的民族之間，其特征也存在著很大差異。

　　第一，少數民族外出就業的數量總體落后于漢族。

　　我國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地區，一般獨立地形成狹小范圍的生活圈，過著相對封閉的生活。這些地區地理環境相對惡劣，交通相對閉塞，經濟相對落后，加之受到民族傳統習慣、語言溝通障礙等因素的影響，少數民族較少向外流動和遷移。而在其他地方，一些地少人多的漢族早已習慣于外出掙錢謀生，當外部政策環境為人口流動創造了一定的寬松條件時，其外出就業的人口迅速增多，遠遠超過少數民族。外出就業的漢族甚至遍布民族地區各城鎮，客觀上也推動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人口流動。

　　第二，少數民族外出的從業范圍具有鮮明特點。

　　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所從事的職業大多具有濃厚的民族文化特色，許多人的經營活動首先開始于民族特色食品和其所熟悉的農牧業產品，如皮張、織品等。正是由于少數民族人口的流動，一些具有民族風味的食品才在許多城市得到廣泛推廣，為人們所喜愛。一些以經營少數民族傳統飲食為主的餐飲業在許多城市已經形成相當規模，人們隨處可見打著“新疆維吾爾族風味”、“東北朝鮮族風味”、“西南傣族、苗族風味”等旗號的餐飲場所。還有一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員靠游街經營民族特色產品為生，他們隨身攜帶民族地區的土特產品沿街擺賣。在北京、東南沿海及其他地區的城市，都可以看到經營烤羊肉串的維吾爾族，穿著藏袍賣藏刀、藏藥的藏民，以及穿著民族服裝賣鍍銀首飾和茶葉的西南苗族婦女等。

　　第三，少數民族外出務工人員在流出地代表著現代化力量。

　　外出就業的少數民族大多接受了學校教育，文化素質相對較高，與本民族和本地區聯系密切。因此，這些外出就業的少數民族通常在本民族中有著較強的影響力。他們代表著打破傳統生活的力量，是民族地區現代化分量較重的一個社會群體。

　　第四，一些城市已形成頗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聚落。

　　在我國的一些城市，很早就已經存在世居少數民族，以及因民族工作機關、民族教育機構的設立而形成的少數民族相對集中居住的聚落。隨著近年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大量進入，有的大中城市又新增了一些少數民族相對聚居的地方。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自組織類、單一少數民族居住的聚落。自發流動的少數民族在外出經商過程中，為了適應新環境，充分利用了民族感情和同鄉感情，相互幫助，就近居住，從而逐步形成了一些小型的單一少數民族聚落。比如，一些大中城市形成的以經營民族特色食品為主業的單一民族相對集中的聚落，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魏公村一帶形成的維吾爾族聚居的“新疆村”就屬此類。

　　二是他組織類、多個少數民族共居的聚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旅游事業的迅速發展，民族地區豐富的人文景觀也逐漸得到開發。從中看到商機后，許多大城市在城區建設“民族園”、“民族村”和“民俗村”，這些景點不僅把少數民族民居、風俗、傳統文化按原樣“搬”進城市，還招聘了大批少數民族人員進行民族歌舞表演和民俗表演。這些“民族園”、“民族村”、“民俗村”里的少數民族人員雖然也有一定的流動性，但仍然保持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成員長期居住于此，形成多個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場所。

　　二、少數民族外出就業的流向分類和功能分析

　　少數民族外出就業的流向可分為兩類：

　　第一，向民族地區各類城市流動。

　　人口流動過程中，流入地與流出地距離越遠，流動成本就越高，流動風險就越大。對于大多數長期生活在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他們一開始只在本地區的城鎮之間流動。其中，流出地一般集中在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中心的自治縣、自治州首府、地市所在地和省會、自治區首府。

　　第二，向北京等大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流動。

　　在民族地區各類城市間流動一段時間后，一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員開始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世界”，流動范圍逐漸擴大到更為開放的東南沿海地區和北京、武漢等經濟、文化更為發達的大城市。據估算，目前北京的100多萬流動人口中，至少有10%是少數民族。此外，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婦女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現象也越來越多。據上海市民委系統統計，截至2014年6月，來上海打工、經商、求學和婚嫁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近28萬。

　　總體來說，少數民族外出就業體現出以下功能：

　　第一，使民族交往和民族關系得到進一步發展。

　　民族間的交往交流是民族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少數民族進入城市就業，也有大量漢族進入民族地區的城市。這是多民族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它不僅促進了物流和人口流動，還不斷地打破地區和民族壁壘，使各民族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交往，這是民族關系良性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頻繁而直接交往的過程中，各民族間交往的深度和廣度也得到不斷發展，各民族間在相互認識和了解的前提下，構建相互協調的關系。只有這樣的關系才是現實而有效的，也才是真正的“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

　　第二，使得民族關系進一步復雜化。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低、人口多、民族多，各民族間發展不平衡，民族關系較為復雜。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各民族在相互聯系和交往的過程中，難免出現直接的利益摩擦，加之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使民族關系更加復雜。有些民族關系方面的問題，一開始并不直接表現為民族關系問題，而可能表現為不同民族成員間的一般摩擦，但如果處理不當，也往往成為影響民族關系的不利因素。

　　第三，使城市文化多樣性得到加強。

　　大量少數民族進入城市，將各民族的文化也帶入城市，從而促進了城市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伴隨著改革開放，各民族之間在飲食文化、服飾文化、語言等方面的交流愈益頻繁。如北京的風味餐館，幾乎是不同民族風味飲食的總匯，從南方的傣族、侗族、白族、藏族風味到北方的維吾爾族、朝鮮族、蒙古族風味，從農村風味到牧區風味，應有盡有。從服飾看，如苗族的蠟染，以其天然的意趣、大方的圖案廣受當代城市女性青睞。而在當代城市流行音樂中，不僅可以聽到粗獷的蒙古族牧歌，可以聽到藏族悠遠神秘的韻律，也可以聽到傣族、苗族、侗族細膩、甜美的樂章。

　　第四，加快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化步伐。

　　不斷增加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既是文化傳播的載體，也是文化發展的推動力。他們不僅將各民族傳統文化帶入城市，也將城市的現代生活和文化傳播到封閉的山區和牧場，使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影響，從而推動民族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比如，云南麗江的納西古樂不僅走向全國，也震動了世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是麗江古城在不斷接納旅行者的過程中使得納西古文化聲名遠播的結果。

　　少數民族文化在適應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同時，也日益成為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豐富城市文化的同時也豐富著自己。比如一些城市的“民族村”展示的少數民族服飾、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少數民族風味飲食等，構成了一道道亮麗的風景，成為現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文化正是在走向城市的過程中，逐步走向了重構和現代化的進程。

　三、少數民族外出就業存在的問題

　　在城市民族關系問題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不僅居于非常敏感的位置，而且相關問題發生后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廣泛而深刻的。有跡象表明，近幾年由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題影響城市民族關系的事端日益增多。

　　首先，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和城市居民的個體維度考察，少數民族在外出就業過程中暴露出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引發了一系列社會治安問題。

　　由于少數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與城市生活方式存在一定差別，而一些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存在固守陋習的傾向，如隨地圍坐聚談、酗酒、不講衛生等，這不僅與現代城市文明相背離，而且引起了城市人的反感以至發生摩擦。此外，極少一部分少數民族有偷盜、搶劫、販毒、聚眾械斗行為，有的甚至組織地下黑勢力，對社會治安造成壓力。

　　第二，法制意識不強，無照經商及偷漏稅情況嚴重。

　　許多少數民族經商人員由于沒有本地開具的、用于申請領取城市經商執照的介紹信或證明，加之對所到城市政府有關部門存在戒備心理，擔心受到限制和約束，因此多不愿與有關部門主動接觸。一些少數民族流動經商人員不辦執照，有的在路邊擺攤或販賣管制刀具，明顯違反了所在城市的市場管理條例和市政管理規定。

　　第三，在語言、文化、習俗、心理等方面的適應過程中面臨困境。

　　除了一般流動人員面臨的各種困難外，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在城市還存在特殊的困難和文化、心理適應問題。一方面，許多以漢族為主要居民群體的大中城市，不具備一些少數民族必需的生活設施和條件。如，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在飲食方面需要清真食品，信仰方面需要清真寺，喪葬方面還需要專門的土葬墓地等。另一方面，對一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員而言，語言的障礙大大影響了民族間的交往。一些少數民族進入城市后，由于語言交流上的不流暢，與當地社區和居民的交往并不密切，幾乎獨立于社區生活之外，使之與城市社會生活很難相融。另外，與城市居民間存在的巨大的經濟生活水平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來了心理失衡，使得部分流動人員心生雜念，甚至行為失控。

　　第四，遭到部分城市居民的歧視。

　　城市中部分當地居民，特別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漢族居民，由于對少數民族不了解，加之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產生了歧視心理，有的還表現出了歧視行為。比如，有些居民不愿意將房子出租給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有的旅館以種種借口拒絕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入住，有的酒店、餐廳以種種理由拒絕少數民族人員就餐，有的出租車司機不愿意乘載穿著民族服裝的人員。另外，在就業問題上，一些行業和部門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員也采取歧視的態度。

　　第五，民族特性往往被城市居民忽視。

　　在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城市中，少數民族的文化、民族特性很容易被忽視，傷害民族感情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一些打著“清真”旗。（張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