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區多元宗教共存之歷史與現況
2013-11-21 11:52:43 作者：admin 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 瀏覽次數：0
藏區多元宗教共存之歷史與現況
［摘要］根據文獻資料和實地考察，藏族地區并非藏傳佛教一統天下的單一教區，而是共存著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大園地。當然，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在藏族地區不具有普遍性或沒有舉足輕重的社會影響力。因而藏區宗教，依然以藏傳佛教為中心，而多元宗教共存的特殊現象，只是在一小部分藏區或較偏僻的個別村落出現，故對大多數世人來說，這確實是一件鮮為人知的領域。下面從歷史和現實的視域對巴塘基督宗教、鹽井天主教堂、昌都清真寺和拉薩清真大寺略作考證和描述。<br />
［關鍵詞］藏區；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實地調研<br />
一、巴塘基督宗教的產生及衰落<br />
縱觀歷史，巴塘基督宗教的產生及衰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不同文化間相互沖突或接納的過程和結局，其中既有客觀機遇又有主觀因素，而且主客觀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矛盾狀態。因此，巴塘基督宗教雖然經過艱難曲折而逐步立足于巴塘，但是最終又以歷史性偶然或必然遭遇而徹底衰亡。而當下以個案的角度描述巴塘基督宗教的境遇，已經成為需要借助歷史文獻資料才能去追尋的往事。故在此主要借助文獻資料對巴塘縣歷史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作簡要介紹。<br />
（一）天主教的產生及衰落
根據《清實錄》記載：“同治二年十月（1863年11月），東路法國羅勒拏、蕭潔日等于今春派無賴劉姓由爐城運來茶包，在巴（塘）、里（塘）一帶散給漢兵，要結人心。”[1]這是法國傳教勢力初次進入巴塘縣境內的案例。當時清朝中央與地方政府，均對外國傳教士的活動深感憂慮，但法國傳教士力圖打通康藏之路，遂派神父吳依容駐足康定（打箭爐），神父巴布埃進而到巴塘，置買土地，建造房屋及教堂3座。實際上，早在咸豐十年（1860）法國天主教士依據不平等條約，持中國官方護照已在康定傳教，從而延伸到臨近的巴塘地區。[2]
法國傳教士在巴塘縣城的傳教活動，經10年慘淡經營之后，與當地藏族居民的宗教信仰及文化習俗不相融洽而發生沖突，最后遭受滅頂之災。同治十二年八月（1873年10月）藏族民眾不僅將巴塘縣的傳教士驅逐四散，而且將教堂及其他輔助房屋全部拆毀并夷為平地，甚至延伸到鹽井和莽里二地，將這里的兩座教堂也給焚毀，并乘機搶劫其財產物資。從而迫使巴塘、鹽井和莽里三地的司鐸、教士均逃避至打箭爐（康定）。[3]
清朝光緒六年（1880），奧斯馬加[4]的伯爵攝政義等人，欲由四川經巴塘進藏區，終被藏族民眾持械阻攔而逼迫改道入滇（云南）；[5]光緒七年（1881），巴塘法國天主教堂司鐸梅玉林，押運西方貨物13馱前往鹽井，在核桃園搭帳篷住宿時，被三巖藏民劫殺；[6]光緒三十一年（1905），巴塘藏族民眾又焚燒法國天主教堂，并將牧守仁和蘇烈二位神父槍殺于巴曲河畔。據史料檔案記載，從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32年中，巴塘地區共發生5次大教案。[7]
以上頻頻發生的教案，是巴塘藏族民眾以藏傳佛教信仰者的立場或情緒堅決抵抗西方基督宗教并同傳教士作堅決斗爭的結果，從而有力地遏制了法國天主教在巴塘一帶的傳播和發展。因此，至民國末年，在巴塘的法籍司鐸、神父紛紛取道云南回國，將天主教堂及其財產暫交當地教友看管。1949年12月，巴塘和平解放，天主教堂及其財產轉由仰恩吉村管理。1957年民主改革，將天主教堂財產收歸公有，其宗教活動也從此完全停止，在巴塘的法國天主教歷史畫上了句號。<br />
（二）基督教的產生及衰落
當法國天主教在巴塘地區受挫趨于萎縮或衰退之時，美國基督教卻試圖并開始傳入巴塘。根據史料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美國醫生史德文來巴塘以行醫為入世之謀，漸得巴塘信仰。商得川邊邊務大臣之許可，在城內租佃貴族協傲家房屋，設立基督教堂，附設醫藥部、康化學校，深入民間通曉邊情，業務日興。”[8]這是描述美國基督教最初如何傳入巴塘地區的歷史文獻依據。<br />
宣統二年（1909），美國史德文醫生、浩格登牧師與巴塘糧臺王會同租得巴塘縣南門外架炮頂野壩30畝地，修建一座教堂、一所半西式醫院（后稱華西醫院）、一所學校（后叫華西學校）、一幢孤兒院和牧師住宅等，并大面積栽植從美國引進的蘋果樹。顯而易見，美國基督教之所以傳入巴塘，以醫院、學校及孤兒院等開辦社會公益福利作掩護或支撐點，才得以在巴塘順利立足并有了短暫的發展。如1924-1925年僅一年時間，在巴塘基督教堂受洗禮的藏族教友達40余人，以及孤兒院內的60多男女也受洗禮入教；又如1928-1929年期間，在僅有300余戶的巴塘城鎮居民中竟有美籍男女34人之多。[9]這是美國基督教在巴塘得以暫時“興隆”的實例。<br />
民國二十一年（1932），當地政局動蕩，洋人離開巴塘，基督教會由華人牧師李國光主持，其后派裴以德協助至巴塘和平解放。1950年，美國人出境，教會由李國光等人主持，教務開始衰萎，信徒趨于減退。1957年，民主改革，政府將基督教會全部土地征收。當時教會擁有土地達120多畝，基督教徒約49人，其中執事以上27人，牧師1人，長老2人，傳教士2人，布道員1人。此外，民國十四年（1925），由美國基督教總會派來的牧師馬德勒主持修建了巴安基督教禮拜堂，位于巴塘城內，建筑面積217平方米。1958年伊始巴塘基督教會停止了一切教務或宗教活動，其禮拜堂也無人管理，后因年久失修成為危房，于1985年拆除。至此美國在巴塘的基督教會歷史宣告結束。<br />
（三）小結<br />
通過以上法國天主教與美國基督教會在巴塘地區的傳播歷史，我們可以從中得知，雖然兩者在傳教過程中表現了各自不同的傳教風格，或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途徑，但是最終兩者誰也沒有真正融入到藏族百姓的日常生活或文化習俗之中，更無法同藏族百姓的正統宗教信仰和諧相處。因此，西方基督宗教在巴塘歷史上只留下了曇花一現式的短暫足跡，而沒能奠基繼往開來的歷史或現實基礎。<br />
二、鹽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
鹽井天主教也經過大體上同巴塘基督宗教一樣的歷史，可其最終命運又與巴塘天主教或基督教截然相反的結果。因為鹽井天主教在其歷史上曾獲得了一段較安定的生成發展的社會環境，并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成功地培育了信仰天主教的本土藏族群體，故有其今日的天主教傳承或存在。下面對鹽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的產生過程和現實狀況作簡要介紹。<br />
（一）鹽井天主教的風雨歷史<br />
據有關專家學者的考證，[10]天主教是在1865年開始傳入鹽井地區的。最初是從察瓦博木噶（今西藏自治區察隅縣境內）被逐傳教士逃到鹽井地區，借宿住戶從事社會慈善事業，不僅為村民免費就醫，而且救濟家庭貧寒者，同時，向附近的藏傳佛教剛達寺大量布施，贏得僧俗群眾的贊許和認可，從而在上鹽井村立足并開展傳教活動。傳教士首先從剛達寺手中購買土地，修建教堂，進而在村民中傳教并吸納當地教徒；緊接著建立衛生所和學校，繼續向村民免費看病治療；在學校設立幾個不同班級，由傳教士或信徒擔任教師，講授藏文、漢文、英語、算術和音樂等課程。[11]可以看出，由于傳教士的聰明才智或不懈努力，尤其是采取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的策略和方法，使天主教在鹽井地區獲得立足之空間并得以初步發展。<br />
至于最初到鹽井地區的傳教士為何人，有學者考證并得出推斷：“首次來鹽井的傳教士是Biet Felix，此人取漢族名字為畢天祥。自1865年天主教首次傳入鹽井至1950年鹽井解放為止，先后有畢天祥、丁成莫、呂伯恩、彭茂美、蒲德元、穆宗文、葉蔥郁、杜仲賢等17人任鹽井天主教教堂的神父或傳教士。其中大部分來自法國、德國、瑞士，也有來自四川康定、巴塘、云南維西、德欽等。”[12]然而，值得提出的是，鹽井天主教自1865年至1950年80多年的傳播與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曾遇到過多次劫難或中斷。如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康區的所有傳教士均被從康定等地撤回東南沿海地區。1905年，巴塘、鹽井、維西掀起了反洋教運動，駐上鹽井的法國傳教士蒲德元迫于當地群眾的追殺，倉惶出逃至德欽縣的茨中教堂，至1906年5月才得以徹底平息；1912年，鹽井天主教堂再次遭到搶劫；尤其是天主教一再受到清廷及民國政府和當地駐軍的保護，天主教的努力及影響越來越大，原先屬于剛達寺的土地被教堂得寸進尺地侵占，更多的信佛群眾皈依天主教，引起剛達寺及其信教群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導致20世紀40年代鹽井天主教堂與剛達寺之間的最后一次沖突，當時剛達寺武裝僧人強行驅逐鹽井天主教神父杜仲賢，甚至最后置他于死地。佛教寺院重新占領土地，接管教堂，并勒令天主教信徒改教換名。至此外國傳教士在鹽井的傳教歷史宣告結束，但天主教信徒難以改變其內心的信仰；1951年，經由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主任邦達多吉等的調解，教堂再次成為了天主教教民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從此兩者間的爭執或沖突不復存在。[13]鹽井天主教與藏傳佛教開始走向和諧共處的新時代。<br />
（二）天主教堂及其藏族信徒<br />
根據筆者2005年7月實地調研并采訪魯仁弟神父等第一手資料，鹽井天主教堂創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是由法國巴黎外坊傳教會所建；至1932年，其權利讓給瑞士奧斯丁會，前后經過17位外國傳教士或神父主持，至1949年中斷。解放后，教堂改用小學、中學，1979年主建筑拆毀。1982年，一位叫史光輝的漢族老神父，從云南維西到鹽井探望教友，老神父借此機會舉行宗教活動，傳授宗教儀軌，對沒有經過洗禮儀式的教徒進行洗禮。故從1982年始鹽井天主教重新恢復，當時主要由本地一位老修女帶頭并召集一些教友約2、30人，在教友家中聚會過宗教生活。后來向政府申請在村邊修了一間平房作為宗教活動場所。隨著人數的增加，小平房不能容納，于1987年又搬到老教堂（原教堂生活區完好），當時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數達3、400人。同時，西藏民宗委撥款2.5萬元作為恢復教堂的資助，自1985年至1999年之間國家或各級政府共撥款15萬左右。從2002年開始修建新教堂，其資金來源面向全國籌措，共投入450萬元，于2004年12月25日舉行了新教堂竣工落成典禮。同時，在教堂旁新建一座3層鐘樓，每層吊掛一大鐘共3口大鐘。每天早晚做禮拜時先要敲鐘報時。據說，過去不敲鐘而擊鼓，其鼓聲很響亮。[14]
教堂和鐘樓外觀帶有濃厚的藏式建筑風格，其內部則按天主教堂原貌，如教堂天花板和墻壁則是由河南天主教信徒繪制的《舊約》和《新約》中的人物。教堂有一輛日本三菱獵豹V6300小車，神父外出使用，自己會開車，平時在附近騎摩托車。據說，以前神父事務繁忙、外出較多，現在教堂竣工后事情相對少了。[15]
天主教堂位于芒康縣鹽井鄉上鹽井村（yar lho grongh），2002年9月26日由芒康縣人民政府批準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教堂旁立碑用漢藏兩種文字分別寫著“鹽井天主教堂文物保護單位”和“tsha lhovi gnam bdag chos khang rig dngos srung skyob tshan pa”。目前，鹽井天主教堂有5名神職人員，即神父、老修女、二名小修女和一位修士；另有一名獻女輔助教堂事務。其宗教活動，平日每天早晚都有禮拜，如早上7:30時，晚上天黑時分開始做禮拜，每次大約不到一個小時，禮拜內容為祈禱、唱圣歌；而禮拜天（星期日）從上午9時至12時做禮拜和參與彌撒。<br />
天主教信徒以上鹽井村為主，下鹽井村只有7、8名信徒。上鹽井村有120多戶人家，800多村民，其中68%的村民信仰天主教，大約540多人，其中40歲以上大約150人，其余均為40歲以下的年輕人。現在信徒人數是歷史上最多的時期。據1997年和2005年兩次粗略統計，均為540多人，其中包括在外工作或打工的約180名信徒。在其8年期間信徒人數既沒有增長，也尚未減少。此外，有關文章中稱鹽井天主教約有600或700多藏族信徒。[16]雖然鹽井天主教的藏族信徒人數有待進一步核實，但是不同統計間的數字懸殊不大，在總體上不影響對鹽井天主教信徒人數的估計，暫可取中間數約600人左右。<br />
鹽井天主教信徒對教堂有義務，需要獻儀（相當于布施），有條件多則幾百元，沒條件少則10元左右，這是為家人或別人祈禱保佑而奉獻的禮物，由一位修女負責或管理此項工作，其收入每年大約1.6萬多元。<br />
而鹽井天主教堂的主要收入則依靠釀造葡萄酒，每年凈收入達2萬多元。每年八、九月份是釀酒的繁忙季節，主要雇傭當地百姓來做，采用法國釀造技術，每年能釀酒4000斤。加工后在教堂地下室存放5、6年之久。因為沒有技術條件做包裝瓶，只好用塑料桶買散裝，每斤10元。主要由參觀者、政府部門、接待辦和賓館等購買。<br />
天主教堂從事慈善工作，自1997年以來教堂相繼為：一家貧困戶買了一匹騾子（2000元）；一家貧困戶家長死后留下3個孩子，出錢承辦喪事，并送了4000斤糧食、300元錢；一家貧困戶送了一頭奶牛（700元）；一家貧困戶治病送了800元；以及向上鹽井村小學捐資1萬元；另外，為了活躍群眾文化生活，2004年組織村民表演節目，分4組每組資助400元，共1600元；還為改善或綠化周邊環境方面也投入了不少資金。<br />
在信仰方面，鹽井天主教信徒在家中供奉圣父、圣母和十字像以及圣水、圣香等。而且這里的天主教信徒對教堂里的圣水稱呼“額曲”或“曲丹巴”（sngags chu, chu dam pa），這一稱呼完全同藏傳佛教的宗教術語相一致；此外，村民在家中設立的天主教“圣龕”也叫“曲康”（mchod khang），又與藏傳佛教的“佛龕”稱謂毫無差異，借用了相同的名詞。另外，天主教信徒無論唱圣歌還是做彌撒都用藏文或藏語，因為信徒大多不懂漢文，且識字者亦甚少。據說過去教堂辦夜校教藏文，70歲以上老人都會藏文，而現在年輕人不重視學習。特別是老教徒在背圣經或做禮拜等方面都比年輕人更能嚴肅認真對待。<br />
在喪葬方面，天主教信徒按照天主教的儀式舉行，上鹽井村有一處天主教公墓，信徒去世后都實行土葬，立碑刻寫亡靈姓名。然而，僅以土葬來標榜天主教信仰者的喪葬文化特征，也不十分準確，因為鹽井地區信仰藏傳佛教的信眾也采用土葬。據說，兩者間不同之處，除了藏傳佛教信眾在墳墓前不立碑刻寫亡靈名字外，還在于天主教徒辦喪事比較嚴格，以上下鹽井村比較，下鹽井村村民在喪事聚會上可公開喝酒和玩耍，而上鹽井村村民在喪事上，雖允許年輕人喝酒，但必須適量規矩。此外，在婚姻方面，如按天主教的規矩，其信徒結婚必須是在雙方自愿的前提下進行。實際上，現在大多村民孩子是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婚禮不在教堂舉行，而在各自的家中操辦，其儀式也很簡單，如請老教友在家中念圣經就算完事。據魯仁弟神父講，教堂開放9年來，他在教堂內只主持過一次婚禮，那也是為自己的侄女主持。說明這里的天主教信徒除了信仰對象不同外，其余社會習俗同信仰藏傳佛教的百姓基本一致。[17]
（三）天主教教民與藏傳佛教信徒<br />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鹽井村一家人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如父親信仰天主教、母親信仰格魯派，孩子們或跟父親到教堂禮拜、或跟母親去寺院朝佛。然而，一家人雖信仰不同宗教，但家庭成員之間和睦相處。這便是上鹽井村各不同宗教和諧相處的一大宗教亮點或社區特色。為此，下面以幾個實地采訪個案作具體介紹：<br />
A、采訪天主教信徒榮生
榮生，男，藏族，60歲，上鹽井村村民，信仰天主教。全家7口人。妻子，叫措姆，58歲，女兒叫旺姆，37歲，女婿叫扎西次仁，31歲，三個孫子，老大14歲，上初一，老二12歲，上五年級，老三10歲，上二年級，都在鹽井鄉里（下鹽井村鎮）上學。1949年前，榮生在教堂夜校里學習過4個月，懂點藏文。現在每周去一次教堂，平常無事可做時也去教堂。每次去教堂做禮拜時，有錢捐獻1-2元，沒錢或沒帶錢也就算了。<br />
而榮生的妻子措姆是曲孜卡鄉拉久西村人，1963年與榮生結婚，便嫁到上鹽井村。所以，她信仰藏傳佛教，2003年第一次去拉薩朝佛，往返路費等共花了4000元；2004年去附近的藏傳佛教寺院崗達寺朝拜，向寺院布施了10元錢。這兩次去寺院朝佛的經歷，基本上表達了措姆對藏傳佛教虔誠信仰的心情。至今措姆依然不去天主教堂做禮拜。<br />
然而，榮生家里沒有任何藏傳佛教供品，宗教圣龕里供奉的都是瑪麗亞、耶穌像等天主教供品。而且榮生還講到他的一個想法：即他的愛人措姆如果死在他前面就要按天主教的儀式進行土葬。<br />
B、采訪天主教信徒洋培
洋培，男，藏族，60歲，上鹽井村村民，信仰天主教。他成為天主教徒是父母信仰天主教，由父母將自己很小就成為天主教信徒，而從自身的角度沒有得到任何選擇或自由。據洋培說，當他孩童時崗達寺向每位僧人下達改信三名天主教徒的任務，因而他的名字是當時由崗達寺僧人起的藏族名字，而不是天主教的教名。<br />
C、采訪藏傳佛教信徒貢卻次仁<br />
貢卻次仁，男，藏族，56歲，上鹽井村村長，已任職村長達12年之久，信仰藏傳佛教，可他的妻子信仰天主教。家中設有佛龕和圣龕，主要是藏傳佛教佛龕，供奉釋迦牟尼、彌勒佛、班禪像等，其次是天主教圣龕，供奉瑪麗亞、耶穌等像，前幾年妻子去世后，天主教供品都被妻子妹妹拿走了。現在家里只剩下藏傳佛教佛龕，此外，還在家中供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像。<br />
目前，貢卻次仁一家有7口人，大兒子、兒媳婦，4個孫子。女兒23歲，在鹽井鄉里開飯館。貢卻次仁談到孩子們的宗教信仰時說，家長一般不干預他們的宗教信仰，到18歲以后自己決定個人的信仰對象。<br />
至于喪葬方式的選擇，貢卻次仁講，按藏傳佛教習俗有土葬、天葬、水藏和火葬4種葬儀。至于采取那種形式，主要根據死者生前的意見，或臨終前自己決定。村民大多采取土葬或天葬方式。如果選擇天葬，需要租車將尸體送往芒康縣城的維色寺附近的天葬場，其開支或費用較高，所以，村民選擇土葬的較多。如按天主教的葬儀，實行土葬，墓前立碑，刻寫姓名、出生年月和去世年月；每當新年墓前送食品。村民去世后，都要請僧人念經。[18]
（四）小結<br />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曉在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芒康縣鹽井納西族鄉上鹽井村，奇跡般地生存下來一座天主教堂。它不僅是西方傳教士近兩個世紀在藏族地區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已成為今日西藏自治區境內唯獨一座天主教堂。也就是說，經過幾代西方傳教士的辛勤耕耘，最后在藏區一個邊遠僻壤，培育出一棵天主教小樹。今天，這棵小樹不但沒有枯萎，而且枝葉茂盛。這是對過去傳教士付出辛勤勞作和奉獻聰明才智的一點慰藉或回報。同時，值得肯定的是，今日的鹽井天主教具有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典型意義，猶如教堂外建筑為藏式文化風格，而其內部結構又為西方藝術風格；其教法儀軌雖遵循天主教《圣經》、圣歌及洗禮等原則，但其藏族信徒采取以藏語讀圣經、唱圣歌等靈活形式。故鹽井天主教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處處體現著多元文化融合之典范。<br />
三、昌都清真寺的歷史沿革及現況
在一般人看來，今日的西藏自治區是一個幾乎全民信仰藏傳佛教的地區。然而，在這片藏傳佛教的熱土上，也可找到伊斯蘭教的圣殿（清真寺）。如在當前西藏自治區境內有4座大小不等的清真寺，而且追尋其來龍去脈，還有一段較長的歷史文化淵源。下面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對昌都清真寺及其穆斯林居民作簡要介紹。<br />
（一）昌都清真寺的歷史沿革及文化背景
根據有關資料，今日的昌都回族穆斯林人，溯其根源，大都來自清代陜西，后又有甘、青、滇等地穆斯林人相繼遷入，他們或經商，或云游，或逃難而來，也有趙爾豐進藏軍中留下的回族軍人。隨著回族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或長期定居，設立伊斯蘭教禮拜場所成為現實。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昌都鎮中心修建了一幢土木結構的漢宮式禮拜堂，初稱“陜西回館”，以社會文化活動中心的形式存在。后來回族穆斯林與藏族居民通婚，不僅其人口進一步增長，而且逐步適應藏族人的文化風俗習慣，并得到當地藏族僧俗民眾的認同，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式創建了昌都第一座清真寺。而以前的“陜西回館”則改名為“陜西會館”，使其演變為陜西籍漢回兩族聚會聯誼的“會館”，設立會長和會計各一人，并籌有公積金，每年端午節和中秋節在會館舉行各種文藝活動。從此清真寺成為昌都地區回族穆斯林人做禮拜的唯一正規場所。同時，對昌都回族穆斯林來說，清真寺不只是宗教活動場所，而且也是社會文化活動中心。正如“清真寺是藏土地上中華民族文化百花園中，酷寒爭生，以其旺盛的生命力開放的一枝梅花！堪為我國回族文化在西南邊陲寺宇建筑的一顆燦爛的明珠。”[19]而不幸的是，這顆明珠毀于10年“文革”時期。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民族宗教政策，才得以在1990年歸還原清真寺部分土地；1991年又得到政府資助和個人募捐，便修復清真寺殿堂，全面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br />
如果說昌都清真寺的過去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場景，那么昌都回族穆斯林人的宗教文化生活又是一副豐富多樣、色彩斑斕且具有地方特色的社會生活畫卷。譬如，昌都清真寺及其穆斯林信徒，雖然也同我國絕大多數穆斯林同胞一樣，屬于伊斯蘭教遜尼派，奉行大伊瑪目哈乃斐法學派，但是他們長期生活在藏區并同藏族百姓同甘共苦、和諧相處，不免受到藏族文化的影響，使昌都清真寺及穆斯林文化具有了濃厚的地方特色。正如昌都清真寺管會主任楊純靈所說：“回族生活在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天長日久，代代延綿，必然使當地回族在文化上產生某些異樣。這些異樣不僅表現在生活細節上，也表現在不同文化基因對回族文化的滲透上。如清真寺殿內吊掛有20幾盞黃綠彩燈籠，以藏習在過節日喜事和穆斯林歸真及有人平時點酥油燈。在清真寺大門前600余平方米的壩上，跟藏寺那樣，穆斯林們對著大門修有高大的香爐，天天早上虔誠的穆女們焚燒柏枝祭祀真主。<br />
昌都回族人不僅操漢語，使用當地藏語，漢語充滿著陜西韻味，而且回民大都有三種名字，經名、漢名和藏名。經名是阿訇取的，漢名是父老取的，藏名一般都是藏民以各人的德行形象而取的。如藏民給楊志平取名叫‘阿訇尼瑪’（尼瑪指太陽），即阿訇太陽之尊名。<br />
過去，回族老人和一部分青年人穿漢裝長褂，一部分青年男子和婦女穿藏裝，婦女頭脖系掛珠飾。凡此種種，表現出回族文化的地域色彩。在生活上卻和藏族人民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穆斯林家庭也吃糌粑、酥油茶。這種藏式首先來自家庭內部。由于回族先民來昌都的絕大多數是單身漢，他們同當地的藏族婦女通婚，盡管她們都信了伊斯蘭教，可她卻把藏族的生活習慣和血統一起融入了昌都穆斯林的生活。今天的昌都回族在形體上除了自有其特點外，和藏族相似之處，就是上述情況的結果。<br />
此外，過去回族住房外形大都是藏漢結合的式樣，里面的格式及裝飾都和古老的漢族一樣。而如今都變成了一幢幢漂亮的藏式樓房，連內部的裝飾基本上也是藏式風格。<br />
總之，影響總是雙向的，藏族同樣也感染了一些穆斯林的生活習慣。每當藏歷新年或辦喜事，藏族人家都油炸回式果點，佳菜、面食等待客，很受人民喜愛。當地的官員、活佛、大喇嘛和一般藏民把阿訇手刀的牛肉，名為‘凈潔肉’都喜歡食用。”[20]
以上引言從多維的視角講述了回藏民族或多元文化在過去的歷史歲月中雙向影響、相互融合、不斷協調，共同創造和諧人類社會的生動實例，而且這一個個活靈活現的實例，便是今日昌都清真寺及其回族穆斯林群體繼往開來、建設美好家園的社會文化資源。<br />
（二）今日昌都清真寺與穆斯林居民家庭
根據筆者實地考察，正在（2005年）擴建或新建中的昌都清真寺，其外觀建筑融合阿拉伯、藏、漢三種文化風格，不僅具有濃厚的多元文化特色，而且體現了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理念。新建清真寺共投資40萬元，其中拉薩大清真寺和日喀則小清真寺資助20萬元，昌都回族商人捐款2萬多元。昌都回族居民捐款每人10元至500元不等，其中楊純靈大女兒捐款500元，屬于捐款數額最高者。由于新建清真寺尚未竣工，目前，昌都穆斯林信徒仍然借用楊純靈家的客廳作為暫時的禮拜堂過正常宗教生活。據楊純靈介紹：清真寺中，也有女寺，由女阿訇[21]主持。一般清真寺中男女分開做禮拜，如拉薩清真大寺里女性在二層、男性在一層做禮拜；而在昌都清真寺里男前女后一起做禮拜。<br />
目前，昌都鎮大約有36戶回族家庭，其中20戶家庭中有信仰兩種宗教的現象，既信仰伊斯蘭教又信奉藏傳佛教。就一般而言，男子都信仰伊斯蘭教，女子均傾向于信奉藏傳佛教（藏語稱“dgon pvi chos”，即寺院宗教），而家庭中的年輕人都參加兩種宗教活動，如伊斯蘭教在一年中舉行三種宗教節日，即開齋節、古爾邦節（宰牲節）和圣紀節，期間年輕人都會參與；另外，在強巴林等寺院舉行大型法會，年輕人也會前往參加。<br />
據楊純靈講，他的母親是本地藏族人，自從嫁給父親后不信仰任何宗教，因為藏族人不會念穆斯林經文，可她不違背伊斯蘭教的教規習俗。在楊純靈的記憶印象中昌都地區只有3位純血統的回族女性，所以，許多回族男子不得不娶當地藏族妻子。<br />
而楊純靈的妻子是一位籍貫陜西咸陽的漢族（解放后進藏干部），她雖在生活上隨順回族習慣，可從來不信仰任何宗教，在多元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家庭中保持中立；他們有4個孩子：老大女兒，在昌都地區醫院工作，其丈夫是一位父親漢族、母親藏族的團結族，因而他信奉藏傳佛教；老二兒子在拉薩國家廣播電視部門工作，他去拉薩大清真寺做禮拜，其妻子是一位藏族，她不信仰宗教；老三女兒，在昌都地區醫院工作，其丈夫是一位藏族，兩口子不信仰任何宗教；老四兒子，在察雅縣工作，中共黨員，因而不會信仰宗教，其妻子是一位來自拉薩的回族干部。<br />
簡言之，昌都回族家庭具有多元民族、多元宗教融合或共存之特色，如一家人到外面飯館用餐，會有兩種不同口味，即清真的和不是清真的。從客觀條件來講，昌都鎮清真飯館極少，目前只有兩家，將來一定會增加。如今已有5戶外來回族人家，隨之會增多，尤其是清真寺修復起來后會促使昌都回族穆斯林人口的進一步增長。[22]
（三）小結<br />
通過以上所述，可以認為，昌都清真寺與強巴林寺、穆斯林居民家庭與當地藏族百姓之間，已形成一種互助互信的融洽關系。雙方不僅在宗教信仰上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自由選擇，和睦共榮，而且在日常生活上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因此，昌都伊斯蘭教與本地藏傳佛教自始至終處于一種和睦與融洽之良性互動狀態。在歷史上強巴林寺與清真寺就有相互拜年的習俗，而如今依然保持著這種優良傳統，如1991年昌都清真寺恢復開放，強巴林寺便派人獻哈達、送茶葉，表示祝賀；反之，強巴林寺每次舉行大法會時，清真寺也去人慶祝。[23]由此可得，宗教之間、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則是構建和諧區域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br />
四、拉薩清真大寺之今昔
古往今來，在人們的心目中，拉薩是藏傳佛教的圣地和藏族文化的中心。然而，在這座古老的高原城市里蘊藏著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民族的足跡，而且傳承延伸至今日、展望預示著未來，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它正在成為構建多元文化融合、多元宗教共榮、多元民族和睦相處的和諧城市的文化資源。就清真寺而言，在拉薩市內擁有拉薩清真大寺和拉薩清真小寺。其中拉薩清真大寺便是西藏自治區境內第一清真大寺，下面僅對其今昔歷史作簡要述說。<br />
（一）拉薩清真大寺的滄桑歷史
根據有關資料，藏族人早在公元8世紀，就同阿拉伯人在商業上有往來；至11世紀，克什米爾地區的穆斯林商人已進入西藏拉薩經商；至14世紀，在拉薩城內做生意的克什米爾穆斯林商人，開始定居落戶并有與藏族通婚者，遂形成一群新興的民族群體，藏族人稱其為“卡切”（Kha che），意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族群。<br />
由于西藏地區盛行藏傳佛教，克什米爾的伊斯蘭教在拉薩始終沒能發展起來。直至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拉薩的穆斯林群體籌資在拉薩城內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這就是今日位于拉薩市城關區河壩林（八廓街以東300米入口處）的清真大寺，全稱“拉薩清真大寺”。最初該清真寺規模較小，占地僅有200平方米；乾隆三十一年（1766），拉薩清真大寺獲得清朝政府贈送的一塊題寫“咸尊正教”的匾額；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朝政府派兵平定廓爾喀人入侵后藏事件后，拉薩清真大寺得到清軍中穆斯林軍人資助而進行維修和擴建；1959年，拉薩清真大寺在叛亂戰火中被燒毀，1960年又得以重建；在“文革”期間只受到輕度破壞，1978年再次得到修善，1979年重新開放。1985年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中央代表團向拉薩清真大寺贈送了題寫“清真古寺”的匾額，現懸掛在其大門上。2002年，共投資300萬元，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政府撥50萬元、拉薩市政府撥50萬元，大規模修善清真寺大門和蓋建商品房等，于2003年竣工；后又投資100萬元，主要建設清真寺庭院，于2004年完成。由此可見，拉薩清真大寺不僅有著源遠流長的滄桑歷史，而且始終得到歷代中央政府和地方部門的關懷，因而有了它過去的文化傳承和今日的發展空間。<br />
（二）今日拉薩清真大寺及穆斯林居民生活<br />
目前，拉薩清真大寺占地面積達26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1300平方米，整個院落東西長，南北短，形成平面布局不規則的格局，建筑結構由大門、前院、宿舍、宣禮塔、禮拜堂、浴室等組成。其中大門朝北，莊嚴肅穆；宣禮塔是一座高13米的四層六角塔，為石木結構，十分精巧；禮拜堂是主體建筑，矗立在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平臺上，座西朝東，內有13根柱子，整個建筑占地面積有285平方米，堂內鋪有大型地毯，西壁掛有麥加天房掛毯，北側設有阿訇講經的臺座，呈現一派潔凈清雅之氛圍。可以說，拉薩清真大寺為所有定居或旅居在拉薩市內的伊斯蘭教信仰者提供了自由而寬松的過正常宗教生活的場所。<br />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拉薩古城除了清真大寺之外，還有兩處按照穆斯林習俗建立的墓地，即拉薩市北郊的奪底山溝的墓地和拉薩市西郊的吉采魯丁的墓地。按傳統拉薩的穆斯林人每年8月份在奪底溝的穆斯林園林舉行被稱為“抓飯節”的節日，過去習慣進行10天野外娛樂活動，期間請阿訇講古蘭經，并舉行禮拜、祈禱等宗教儀式。<br />
從歷史上看，城鎮藏族居民離不開穆斯林人。由于藏族人長期受藏傳佛教的熏陶或受宗教觀念影響，經商意識較淡泊，尤其忌諱大量殺生。所以，一來拉薩市場需要穆斯林商人來活躍，二來藏區城鎮需求宰殺牲畜的專業人員。不難看出，現實社會的發展要求，決定了伊斯蘭教最終在拉薩城區生根發芽。據有關文獻史料，1903年，在拉薩城內約有200多從克什米爾和中國西部來的穆斯林人，他們主要從事經商活動，當時在拉薩不僅有清真寺，而且還有一個由中國西部穆斯林人開辦的清真飯莊；1936年，僅從克什米爾來的穆斯林人數就達300人，當時他們大都身穿藏裝，但男人纏頭或婦女戴蓋頭，在飲食方面，也喜歡吃干肉和糌粑，以及喝奶茶或酥油茶。可以說，拉薩穆斯林人身上具有濃厚的藏文化風格，不僅他們的生活習俗十分接近拉薩藏族居民，而且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藏語言來交際。然而，絕大多數祖籍克什米爾的穆斯林人，于1959年（或1960年初）返回故里。根據1992年的統計，居住在拉薩市內的穆斯林人近2000人，約占西藏自治區境內穆斯林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強。<br />
最新（2005）統計顯示，拉薩市內的穆斯林居民達400戶，4000多人，其中大多數居住在拉薩市城關區河壩林居委會管轄。這群長期同藏族一起居住在拉薩市內的穆斯林人，除了禁忌豬肉、很少喝酒以及婦女戴蓋頭外，無論從著裝、語言還是生活習俗、日常休閑，都同拉薩藏族居民之間沒有任何鮮明的差異。<br />
根據筆者2005年實地采訪，拉薩穆斯林居民在過去的歲月中家家形成自己的養家糊口的家業傳承，他們或從事屠宰賣肉行業、或經營磨面坊、或縫紉做服裝、或種菜賣菜等。而如今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尤其是來自外來回族和漢族的強大競爭，使拉薩穆斯林居民代代傳承下來的優勢家業頻頻破產，如屠宰肉店（被甘、青回族經營）、縫紉服裝（被浙江人等經營）、磨面坊（建立國營面粉廠）、種菜（失去土地）等行業已基本中斷，繼而少數人改行開辦了甜茶館、小商店和面餅子銷售點等，而40％的拉薩穆斯林居民依靠向來自甘、青回族商人租房維持生計；此外，尚有許多拉薩穆斯林人通過上學成為拿薪水的國家各行各業職工。[24]
（三）小結<br />
從以上拉薩清真大寺及其穆斯林族群今昔歷史的述說中，可以領會到多元民族文化的雙向交流和相互融合，已成為構建和諧區域社會的重要因素或路徑之一。譬如，兩個民族或兩種文化的相容共存，在拉薩穆斯林人身上得到實際體現并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從而營造了拉薩穆斯林人同當地藏族居民和睦相處的和諧城市。因而這一多元民族文化相容共存的歷史與現實，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意義，而且具有現實的文化資源價值。<br />
五、結論<br />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由于事過境遷，我們無論對巴塘歷史上的基督宗教、鹽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還是對昌都清真寺及其回族穆斯林居民、拉薩清真大寺與穆斯林居民生活，都很難作出精確無誤的歷史復原和現況定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借助歷史文獻和田野調研資料，并圍繞多元文化意義，對它們的歷史與現況進行了縱向考述和橫向描述。<br />
其次，從總體上看，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在藏族地區的整體社會經濟文化中沒有任何強勢的宗教影響力。然而，站在多元文化是人類共同建構社會精神財富的立場上看，無論是巴塘基督宗教、鹽井天主教堂，還是昌都清真寺和拉薩清真大寺，均在藏區歷史文化舞臺上扮演了各自不同的文化風格或宗教身份角色。這不僅回顧了當前個別藏區多元宗教共存的歷史機緣，而且展示了當前藏區現實社會中蘊含著外來優秀文化的狀況。<br />
最后，從歷史的視野重溫藏區多元文化宗教現象，當初將各種不同的文化宗教、族群歷史背景以及生活習俗等碰撞在一起，在一塊狹小的區域聚攏碰撞，必然會造成因彼此間不了解而誤會、隔閡，甚至沖突。同時，又隨著時間的推演、磨合及對話，由相互溝通、理解，而彼此尊重、求同存異，進而融合、相互合作，從而為人類福祉做出貢獻。這便是以上由鹽井天主教、昌都清真寺和拉薩清真大寺等實例，已經證明了的多元文化宗教的共同特征。<br />
注釋：<br />
[1]《清實錄藏族史料》（九）4321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br />
[2][3]主要依據《巴塘縣宗教志》（尚未公開出版文獻資料）。<br />
[4]“奧斯馬加”是指奧斯馬加帝國，或簡稱奧匈帝國。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奧地利，亦稱奧斯，向與匈牙利或分或合，與匈牙利合時，則稱奧斯馬加。奧斯馬加帝國立于1867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匈牙利（奧斯馬加帝國）首次遣使大清帝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大清帝國與奧斯馬加帝國等簽以《辛丑條約》停戰。<br />
[5]參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九）4434-4435頁。<br />
[6]參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九）4448頁。<br />
[7][8][9]主要依據《巴塘縣宗教志》。<br />
[10] [11][12][13]參見《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保羅、澤勇“鹽井天主教史略”一文。<br />
[14]主要依據筆者于2005年7月7日采訪鹽井天主教堂神父魯仁弟記錄。<br />
[15]主要依據筆者于2005年7月7日對鹽井天主教堂實地考察記錄。<br />
[16]如在保羅、澤勇“鹽井天主教史略”一文（載《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中記載“當地信徒有70余戶，600余人，外地有100余人，合計有740多教民。”<br />
[17]筆者于2005年7月7日采訪天主教堂神父魯仁弟等筆記整理。<br />
[18]筆者2005年7月7日下午采訪上鹽井村村民筆錄整理。<br />
[19][20]引自楊純靈（洛桑）《西藏昌都回族穆斯林和清真寺》一文（未發表資料），作者于1994年撰寫。<br />
[21]據楊純靈解釋，“阿訇”一詞的含義是“人中之精華”。<br />
[22][23]筆者2005年7月15日采訪昌都清真寺主任洛桑記錄整理。<br />
[24]根據筆者2005年7月21日采訪拉薩清真大寺記錄。<br />
［關鍵詞］藏區；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實地調研<br />
一、巴塘基督宗教的產生及衰落<br />
縱觀歷史，巴塘基督宗教的產生及衰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不同文化間相互沖突或接納的過程和結局，其中既有客觀機遇又有主觀因素，而且主客觀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矛盾狀態。因此，巴塘基督宗教雖然經過艱難曲折而逐步立足于巴塘，但是最終又以歷史性偶然或必然遭遇而徹底衰亡。而當下以個案的角度描述巴塘基督宗教的境遇，已經成為需要借助歷史文獻資料才能去追尋的往事。故在此主要借助文獻資料對巴塘縣歷史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作簡要介紹。<br />
（一）天主教的產生及衰落
根據《清實錄》記載：“同治二年十月（1863年11月），東路法國羅勒拏、蕭潔日等于今春派無賴劉姓由爐城運來茶包，在巴（塘）、里（塘）一帶散給漢兵，要結人心。”[1]這是法國傳教勢力初次進入巴塘縣境內的案例。當時清朝中央與地方政府，均對外國傳教士的活動深感憂慮，但法國傳教士力圖打通康藏之路，遂派神父吳依容駐足康定（打箭爐），神父巴布埃進而到巴塘，置買土地，建造房屋及教堂3座。實際上，早在咸豐十年（1860）法國天主教士依據不平等條約，持中國官方護照已在康定傳教，從而延伸到臨近的巴塘地區。[2]
法國傳教士在巴塘縣城的傳教活動，經10年慘淡經營之后，與當地藏族居民的宗教信仰及文化習俗不相融洽而發生沖突，最后遭受滅頂之災。同治十二年八月（1873年10月）藏族民眾不僅將巴塘縣的傳教士驅逐四散，而且將教堂及其他輔助房屋全部拆毀并夷為平地，甚至延伸到鹽井和莽里二地，將這里的兩座教堂也給焚毀，并乘機搶劫其財產物資。從而迫使巴塘、鹽井和莽里三地的司鐸、教士均逃避至打箭爐（康定）。[3]
清朝光緒六年（1880），奧斯馬加[4]的伯爵攝政義等人，欲由四川經巴塘進藏區，終被藏族民眾持械阻攔而逼迫改道入滇（云南）；[5]光緒七年（1881），巴塘法國天主教堂司鐸梅玉林，押運西方貨物13馱前往鹽井，在核桃園搭帳篷住宿時，被三巖藏民劫殺；[6]光緒三十一年（1905），巴塘藏族民眾又焚燒法國天主教堂，并將牧守仁和蘇烈二位神父槍殺于巴曲河畔。據史料檔案記載，從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32年中，巴塘地區共發生5次大教案。[7]
以上頻頻發生的教案，是巴塘藏族民眾以藏傳佛教信仰者的立場或情緒堅決抵抗西方基督宗教并同傳教士作堅決斗爭的結果，從而有力地遏制了法國天主教在巴塘一帶的傳播和發展。因此，至民國末年，在巴塘的法籍司鐸、神父紛紛取道云南回國，將天主教堂及其財產暫交當地教友看管。1949年12月，巴塘和平解放，天主教堂及其財產轉由仰恩吉村管理。1957年民主改革，將天主教堂財產收歸公有，其宗教活動也從此完全停止，在巴塘的法國天主教歷史畫上了句號。<br />
（二）基督教的產生及衰落
當法國天主教在巴塘地區受挫趨于萎縮或衰退之時，美國基督教卻試圖并開始傳入巴塘。根據史料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美國醫生史德文來巴塘以行醫為入世之謀，漸得巴塘信仰。商得川邊邊務大臣之許可，在城內租佃貴族協傲家房屋，設立基督教堂，附設醫藥部、康化學校，深入民間通曉邊情，業務日興。”[8]這是描述美國基督教最初如何傳入巴塘地區的歷史文獻依據。<br />
宣統二年（1909），美國史德文醫生、浩格登牧師與巴塘糧臺王會同租得巴塘縣南門外架炮頂野壩30畝地，修建一座教堂、一所半西式醫院（后稱華西醫院）、一所學校（后叫華西學校）、一幢孤兒院和牧師住宅等，并大面積栽植從美國引進的蘋果樹。顯而易見，美國基督教之所以傳入巴塘，以醫院、學校及孤兒院等開辦社會公益福利作掩護或支撐點，才得以在巴塘順利立足并有了短暫的發展。如1924-1925年僅一年時間，在巴塘基督教堂受洗禮的藏族教友達40余人，以及孤兒院內的60多男女也受洗禮入教；又如1928-1929年期間，在僅有300余戶的巴塘城鎮居民中竟有美籍男女34人之多。[9]這是美國基督教在巴塘得以暫時“興隆”的實例。<br />
民國二十一年（1932），當地政局動蕩，洋人離開巴塘，基督教會由華人牧師李國光主持，其后派裴以德協助至巴塘和平解放。1950年，美國人出境，教會由李國光等人主持，教務開始衰萎，信徒趨于減退。1957年，民主改革，政府將基督教會全部土地征收。當時教會擁有土地達120多畝，基督教徒約49人，其中執事以上27人，牧師1人，長老2人，傳教士2人，布道員1人。此外，民國十四年（1925），由美國基督教總會派來的牧師馬德勒主持修建了巴安基督教禮拜堂，位于巴塘城內，建筑面積217平方米。1958年伊始巴塘基督教會停止了一切教務或宗教活動，其禮拜堂也無人管理，后因年久失修成為危房，于1985年拆除。至此美國在巴塘的基督教會歷史宣告結束。<br />
（三）小結<br />
通過以上法國天主教與美國基督教會在巴塘地區的傳播歷史，我們可以從中得知，雖然兩者在傳教過程中表現了各自不同的傳教風格，或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途徑，但是最終兩者誰也沒有真正融入到藏族百姓的日常生活或文化習俗之中，更無法同藏族百姓的正統宗教信仰和諧相處。因此，西方基督宗教在巴塘歷史上只留下了曇花一現式的短暫足跡，而沒能奠基繼往開來的歷史或現實基礎。<br />
二、鹽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
鹽井天主教也經過大體上同巴塘基督宗教一樣的歷史，可其最終命運又與巴塘天主教或基督教截然相反的結果。因為鹽井天主教在其歷史上曾獲得了一段較安定的生成發展的社會環境，并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成功地培育了信仰天主教的本土藏族群體，故有其今日的天主教傳承或存在。下面對鹽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的產生過程和現實狀況作簡要介紹。<br />
（一）鹽井天主教的風雨歷史<br />
據有關專家學者的考證，[10]天主教是在1865年開始傳入鹽井地區的。最初是從察瓦博木噶（今西藏自治區察隅縣境內）被逐傳教士逃到鹽井地區，借宿住戶從事社會慈善事業，不僅為村民免費就醫，而且救濟家庭貧寒者，同時，向附近的藏傳佛教剛達寺大量布施，贏得僧俗群眾的贊許和認可，從而在上鹽井村立足并開展傳教活動。傳教士首先從剛達寺手中購買土地，修建教堂，進而在村民中傳教并吸納當地教徒；緊接著建立衛生所和學校，繼續向村民免費看病治療；在學校設立幾個不同班級，由傳教士或信徒擔任教師，講授藏文、漢文、英語、算術和音樂等課程。[11]可以看出，由于傳教士的聰明才智或不懈努力，尤其是采取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的策略和方法，使天主教在鹽井地區獲得立足之空間并得以初步發展。<br />
至于最初到鹽井地區的傳教士為何人，有學者考證并得出推斷：“首次來鹽井的傳教士是Biet Felix，此人取漢族名字為畢天祥。自1865年天主教首次傳入鹽井至1950年鹽井解放為止，先后有畢天祥、丁成莫、呂伯恩、彭茂美、蒲德元、穆宗文、葉蔥郁、杜仲賢等17人任鹽井天主教教堂的神父或傳教士。其中大部分來自法國、德國、瑞士，也有來自四川康定、巴塘、云南維西、德欽等。”[12]然而，值得提出的是，鹽井天主教自1865年至1950年80多年的傳播與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曾遇到過多次劫難或中斷。如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康區的所有傳教士均被從康定等地撤回東南沿海地區。1905年，巴塘、鹽井、維西掀起了反洋教運動，駐上鹽井的法國傳教士蒲德元迫于當地群眾的追殺，倉惶出逃至德欽縣的茨中教堂，至1906年5月才得以徹底平息；1912年，鹽井天主教堂再次遭到搶劫；尤其是天主教一再受到清廷及民國政府和當地駐軍的保護，天主教的努力及影響越來越大，原先屬于剛達寺的土地被教堂得寸進尺地侵占，更多的信佛群眾皈依天主教，引起剛達寺及其信教群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導致20世紀40年代鹽井天主教堂與剛達寺之間的最后一次沖突，當時剛達寺武裝僧人強行驅逐鹽井天主教神父杜仲賢，甚至最后置他于死地。佛教寺院重新占領土地，接管教堂，并勒令天主教信徒改教換名。至此外國傳教士在鹽井的傳教歷史宣告結束，但天主教信徒難以改變其內心的信仰；1951年，經由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主任邦達多吉等的調解，教堂再次成為了天主教教民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從此兩者間的爭執或沖突不復存在。[13]鹽井天主教與藏傳佛教開始走向和諧共處的新時代。<br />
（二）天主教堂及其藏族信徒<br />
根據筆者2005年7月實地調研并采訪魯仁弟神父等第一手資料，鹽井天主教堂創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是由法國巴黎外坊傳教會所建；至1932年，其權利讓給瑞士奧斯丁會，前后經過17位外國傳教士或神父主持，至1949年中斷。解放后，教堂改用小學、中學，1979年主建筑拆毀。1982年，一位叫史光輝的漢族老神父，從云南維西到鹽井探望教友，老神父借此機會舉行宗教活動，傳授宗教儀軌，對沒有經過洗禮儀式的教徒進行洗禮。故從1982年始鹽井天主教重新恢復，當時主要由本地一位老修女帶頭并召集一些教友約2、30人，在教友家中聚會過宗教生活。后來向政府申請在村邊修了一間平房作為宗教活動場所。隨著人數的增加，小平房不能容納，于1987年又搬到老教堂（原教堂生活區完好），當時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數達3、400人。同時，西藏民宗委撥款2.5萬元作為恢復教堂的資助，自1985年至1999年之間國家或各級政府共撥款15萬左右。從2002年開始修建新教堂，其資金來源面向全國籌措，共投入450萬元，于2004年12月25日舉行了新教堂竣工落成典禮。同時，在教堂旁新建一座3層鐘樓，每層吊掛一大鐘共3口大鐘。每天早晚做禮拜時先要敲鐘報時。據說，過去不敲鐘而擊鼓，其鼓聲很響亮。[14]
教堂和鐘樓外觀帶有濃厚的藏式建筑風格，其內部則按天主教堂原貌，如教堂天花板和墻壁則是由河南天主教信徒繪制的《舊約》和《新約》中的人物。教堂有一輛日本三菱獵豹V6300小車，神父外出使用，自己會開車，平時在附近騎摩托車。據說，以前神父事務繁忙、外出較多，現在教堂竣工后事情相對少了。[15]
天主教堂位于芒康縣鹽井鄉上鹽井村（yar lho grongh），2002年9月26日由芒康縣人民政府批準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教堂旁立碑用漢藏兩種文字分別寫著“鹽井天主教堂文物保護單位”和“tsha lhovi gnam bdag chos khang rig dngos srung skyob tshan pa”。目前，鹽井天主教堂有5名神職人員，即神父、老修女、二名小修女和一位修士；另有一名獻女輔助教堂事務。其宗教活動，平日每天早晚都有禮拜，如早上7:30時，晚上天黑時分開始做禮拜，每次大約不到一個小時，禮拜內容為祈禱、唱圣歌；而禮拜天（星期日）從上午9時至12時做禮拜和參與彌撒。<br />
天主教信徒以上鹽井村為主，下鹽井村只有7、8名信徒。上鹽井村有120多戶人家，800多村民，其中68%的村民信仰天主教，大約540多人，其中40歲以上大約150人，其余均為40歲以下的年輕人。現在信徒人數是歷史上最多的時期。據1997年和2005年兩次粗略統計，均為540多人，其中包括在外工作或打工的約180名信徒。在其8年期間信徒人數既沒有增長，也尚未減少。此外，有關文章中稱鹽井天主教約有600或700多藏族信徒。[16]雖然鹽井天主教的藏族信徒人數有待進一步核實，但是不同統計間的數字懸殊不大，在總體上不影響對鹽井天主教信徒人數的估計，暫可取中間數約600人左右。<br />
鹽井天主教信徒對教堂有義務，需要獻儀（相當于布施），有條件多則幾百元，沒條件少則10元左右，這是為家人或別人祈禱保佑而奉獻的禮物，由一位修女負責或管理此項工作，其收入每年大約1.6萬多元。<br />
而鹽井天主教堂的主要收入則依靠釀造葡萄酒，每年凈收入達2萬多元。每年八、九月份是釀酒的繁忙季節，主要雇傭當地百姓來做，采用法國釀造技術，每年能釀酒4000斤。加工后在教堂地下室存放5、6年之久。因為沒有技術條件做包裝瓶，只好用塑料桶買散裝，每斤10元。主要由參觀者、政府部門、接待辦和賓館等購買。<br />
天主教堂從事慈善工作，自1997年以來教堂相繼為：一家貧困戶買了一匹騾子（2000元）；一家貧困戶家長死后留下3個孩子，出錢承辦喪事，并送了4000斤糧食、300元錢；一家貧困戶送了一頭奶牛（700元）；一家貧困戶治病送了800元；以及向上鹽井村小學捐資1萬元；另外，為了活躍群眾文化生活，2004年組織村民表演節目，分4組每組資助400元，共1600元；還為改善或綠化周邊環境方面也投入了不少資金。<br />
在信仰方面，鹽井天主教信徒在家中供奉圣父、圣母和十字像以及圣水、圣香等。而且這里的天主教信徒對教堂里的圣水稱呼“額曲”或“曲丹巴”（sngags chu, chu dam pa），這一稱呼完全同藏傳佛教的宗教術語相一致；此外，村民在家中設立的天主教“圣龕”也叫“曲康”（mchod khang），又與藏傳佛教的“佛龕”稱謂毫無差異，借用了相同的名詞。另外，天主教信徒無論唱圣歌還是做彌撒都用藏文或藏語，因為信徒大多不懂漢文，且識字者亦甚少。據說過去教堂辦夜校教藏文，70歲以上老人都會藏文，而現在年輕人不重視學習。特別是老教徒在背圣經或做禮拜等方面都比年輕人更能嚴肅認真對待。<br />
在喪葬方面，天主教信徒按照天主教的儀式舉行，上鹽井村有一處天主教公墓，信徒去世后都實行土葬，立碑刻寫亡靈姓名。然而，僅以土葬來標榜天主教信仰者的喪葬文化特征，也不十分準確，因為鹽井地區信仰藏傳佛教的信眾也采用土葬。據說，兩者間不同之處，除了藏傳佛教信眾在墳墓前不立碑刻寫亡靈名字外，還在于天主教徒辦喪事比較嚴格，以上下鹽井村比較，下鹽井村村民在喪事聚會上可公開喝酒和玩耍，而上鹽井村村民在喪事上，雖允許年輕人喝酒，但必須適量規矩。此外，在婚姻方面，如按天主教的規矩，其信徒結婚必須是在雙方自愿的前提下進行。實際上，現在大多村民孩子是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婚禮不在教堂舉行，而在各自的家中操辦，其儀式也很簡單，如請老教友在家中念圣經就算完事。據魯仁弟神父講，教堂開放9年來，他在教堂內只主持過一次婚禮，那也是為自己的侄女主持。說明這里的天主教信徒除了信仰對象不同外，其余社會習俗同信仰藏傳佛教的百姓基本一致。[17]
（三）天主教教民與藏傳佛教信徒<br />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鹽井村一家人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如父親信仰天主教、母親信仰格魯派，孩子們或跟父親到教堂禮拜、或跟母親去寺院朝佛。然而，一家人雖信仰不同宗教，但家庭成員之間和睦相處。這便是上鹽井村各不同宗教和諧相處的一大宗教亮點或社區特色。為此，下面以幾個實地采訪個案作具體介紹：<br />
A、采訪天主教信徒榮生
榮生，男，藏族，60歲，上鹽井村村民，信仰天主教。全家7口人。妻子，叫措姆，58歲，女兒叫旺姆，37歲，女婿叫扎西次仁，31歲，三個孫子，老大14歲，上初一，老二12歲，上五年級，老三10歲，上二年級，都在鹽井鄉里（下鹽井村鎮）上學。1949年前，榮生在教堂夜校里學習過4個月，懂點藏文。現在每周去一次教堂，平常無事可做時也去教堂。每次去教堂做禮拜時，有錢捐獻1-2元，沒錢或沒帶錢也就算了。<br />
而榮生的妻子措姆是曲孜卡鄉拉久西村人，1963年與榮生結婚，便嫁到上鹽井村。所以，她信仰藏傳佛教，2003年第一次去拉薩朝佛，往返路費等共花了4000元；2004年去附近的藏傳佛教寺院崗達寺朝拜，向寺院布施了10元錢。這兩次去寺院朝佛的經歷，基本上表達了措姆對藏傳佛教虔誠信仰的心情。至今措姆依然不去天主教堂做禮拜。<br />
然而，榮生家里沒有任何藏傳佛教供品，宗教圣龕里供奉的都是瑪麗亞、耶穌像等天主教供品。而且榮生還講到他的一個想法：即他的愛人措姆如果死在他前面就要按天主教的儀式進行土葬。<br />
B、采訪天主教信徒洋培
洋培，男，藏族，60歲，上鹽井村村民，信仰天主教。他成為天主教徒是父母信仰天主教，由父母將自己很小就成為天主教信徒，而從自身的角度沒有得到任何選擇或自由。據洋培說，當他孩童時崗達寺向每位僧人下達改信三名天主教徒的任務，因而他的名字是當時由崗達寺僧人起的藏族名字，而不是天主教的教名。<br />
C、采訪藏傳佛教信徒貢卻次仁<br />
貢卻次仁，男，藏族，56歲，上鹽井村村長，已任職村長達12年之久，信仰藏傳佛教，可他的妻子信仰天主教。家中設有佛龕和圣龕，主要是藏傳佛教佛龕，供奉釋迦牟尼、彌勒佛、班禪像等，其次是天主教圣龕，供奉瑪麗亞、耶穌等像，前幾年妻子去世后，天主教供品都被妻子妹妹拿走了。現在家里只剩下藏傳佛教佛龕，此外，還在家中供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像。<br />
目前，貢卻次仁一家有7口人，大兒子、兒媳婦，4個孫子。女兒23歲，在鹽井鄉里開飯館。貢卻次仁談到孩子們的宗教信仰時說，家長一般不干預他們的宗教信仰，到18歲以后自己決定個人的信仰對象。<br />
至于喪葬方式的選擇，貢卻次仁講，按藏傳佛教習俗有土葬、天葬、水藏和火葬4種葬儀。至于采取那種形式，主要根據死者生前的意見，或臨終前自己決定。村民大多采取土葬或天葬方式。如果選擇天葬，需要租車將尸體送往芒康縣城的維色寺附近的天葬場，其開支或費用較高，所以，村民選擇土葬的較多。如按天主教的葬儀，實行土葬，墓前立碑，刻寫姓名、出生年月和去世年月；每當新年墓前送食品。村民去世后，都要請僧人念經。[18]
（四）小結<br />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曉在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芒康縣鹽井納西族鄉上鹽井村，奇跡般地生存下來一座天主教堂。它不僅是西方傳教士近兩個世紀在藏族地區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已成為今日西藏自治區境內唯獨一座天主教堂。也就是說，經過幾代西方傳教士的辛勤耕耘，最后在藏區一個邊遠僻壤，培育出一棵天主教小樹。今天，這棵小樹不但沒有枯萎，而且枝葉茂盛。這是對過去傳教士付出辛勤勞作和奉獻聰明才智的一點慰藉或回報。同時，值得肯定的是，今日的鹽井天主教具有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典型意義，猶如教堂外建筑為藏式文化風格，而其內部結構又為西方藝術風格；其教法儀軌雖遵循天主教《圣經》、圣歌及洗禮等原則，但其藏族信徒采取以藏語讀圣經、唱圣歌等靈活形式。故鹽井天主教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處處體現著多元文化融合之典范。<br />
三、昌都清真寺的歷史沿革及現況
在一般人看來，今日的西藏自治區是一個幾乎全民信仰藏傳佛教的地區。然而，在這片藏傳佛教的熱土上，也可找到伊斯蘭教的圣殿（清真寺）。如在當前西藏自治區境內有4座大小不等的清真寺，而且追尋其來龍去脈，還有一段較長的歷史文化淵源。下面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對昌都清真寺及其穆斯林居民作簡要介紹。<br />
（一）昌都清真寺的歷史沿革及文化背景
根據有關資料，今日的昌都回族穆斯林人，溯其根源，大都來自清代陜西，后又有甘、青、滇等地穆斯林人相繼遷入，他們或經商，或云游，或逃難而來，也有趙爾豐進藏軍中留下的回族軍人。隨著回族穆斯林人口的增多或長期定居，設立伊斯蘭教禮拜場所成為現實。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昌都鎮中心修建了一幢土木結構的漢宮式禮拜堂，初稱“陜西回館”，以社會文化活動中心的形式存在。后來回族穆斯林與藏族居民通婚，不僅其人口進一步增長，而且逐步適應藏族人的文化風俗習慣，并得到當地藏族僧俗民眾的認同，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式創建了昌都第一座清真寺。而以前的“陜西回館”則改名為“陜西會館”，使其演變為陜西籍漢回兩族聚會聯誼的“會館”，設立會長和會計各一人，并籌有公積金，每年端午節和中秋節在會館舉行各種文藝活動。從此清真寺成為昌都地區回族穆斯林人做禮拜的唯一正規場所。同時，對昌都回族穆斯林來說，清真寺不只是宗教活動場所，而且也是社會文化活動中心。正如“清真寺是藏土地上中華民族文化百花園中，酷寒爭生，以其旺盛的生命力開放的一枝梅花！堪為我國回族文化在西南邊陲寺宇建筑的一顆燦爛的明珠。”[19]而不幸的是，這顆明珠毀于10年“文革”時期。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民族宗教政策，才得以在1990年歸還原清真寺部分土地；1991年又得到政府資助和個人募捐，便修復清真寺殿堂，全面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br />
如果說昌都清真寺的過去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場景，那么昌都回族穆斯林人的宗教文化生活又是一副豐富多樣、色彩斑斕且具有地方特色的社會生活畫卷。譬如，昌都清真寺及其穆斯林信徒，雖然也同我國絕大多數穆斯林同胞一樣，屬于伊斯蘭教遜尼派，奉行大伊瑪目哈乃斐法學派，但是他們長期生活在藏區并同藏族百姓同甘共苦、和諧相處，不免受到藏族文化的影響，使昌都清真寺及穆斯林文化具有了濃厚的地方特色。正如昌都清真寺管會主任楊純靈所說：“回族生活在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天長日久，代代延綿，必然使當地回族在文化上產生某些異樣。這些異樣不僅表現在生活細節上，也表現在不同文化基因對回族文化的滲透上。如清真寺殿內吊掛有20幾盞黃綠彩燈籠，以藏習在過節日喜事和穆斯林歸真及有人平時點酥油燈。在清真寺大門前600余平方米的壩上，跟藏寺那樣，穆斯林們對著大門修有高大的香爐，天天早上虔誠的穆女們焚燒柏枝祭祀真主。<br />
昌都回族人不僅操漢語，使用當地藏語，漢語充滿著陜西韻味，而且回民大都有三種名字，經名、漢名和藏名。經名是阿訇取的，漢名是父老取的，藏名一般都是藏民以各人的德行形象而取的。如藏民給楊志平取名叫‘阿訇尼瑪’（尼瑪指太陽），即阿訇太陽之尊名。<br />
過去，回族老人和一部分青年人穿漢裝長褂，一部分青年男子和婦女穿藏裝，婦女頭脖系掛珠飾。凡此種種，表現出回族文化的地域色彩。在生活上卻和藏族人民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穆斯林家庭也吃糌粑、酥油茶。這種藏式首先來自家庭內部。由于回族先民來昌都的絕大多數是單身漢，他們同當地的藏族婦女通婚，盡管她們都信了伊斯蘭教，可她卻把藏族的生活習慣和血統一起融入了昌都穆斯林的生活。今天的昌都回族在形體上除了自有其特點外，和藏族相似之處，就是上述情況的結果。<br />
此外，過去回族住房外形大都是藏漢結合的式樣，里面的格式及裝飾都和古老的漢族一樣。而如今都變成了一幢幢漂亮的藏式樓房，連內部的裝飾基本上也是藏式風格。<br />
總之，影響總是雙向的，藏族同樣也感染了一些穆斯林的生活習慣。每當藏歷新年或辦喜事，藏族人家都油炸回式果點，佳菜、面食等待客，很受人民喜愛。當地的官員、活佛、大喇嘛和一般藏民把阿訇手刀的牛肉，名為‘凈潔肉’都喜歡食用。”[20]
以上引言從多維的視角講述了回藏民族或多元文化在過去的歷史歲月中雙向影響、相互融合、不斷協調，共同創造和諧人類社會的生動實例，而且這一個個活靈活現的實例，便是今日昌都清真寺及其回族穆斯林群體繼往開來、建設美好家園的社會文化資源。<br />
（二）今日昌都清真寺與穆斯林居民家庭
根據筆者實地考察，正在（2005年）擴建或新建中的昌都清真寺，其外觀建筑融合阿拉伯、藏、漢三種文化風格，不僅具有濃厚的多元文化特色，而且體現了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理念。新建清真寺共投資40萬元，其中拉薩大清真寺和日喀則小清真寺資助20萬元，昌都回族商人捐款2萬多元。昌都回族居民捐款每人10元至500元不等，其中楊純靈大女兒捐款500元，屬于捐款數額最高者。由于新建清真寺尚未竣工，目前，昌都穆斯林信徒仍然借用楊純靈家的客廳作為暫時的禮拜堂過正常宗教生活。據楊純靈介紹：清真寺中，也有女寺，由女阿訇[21]主持。一般清真寺中男女分開做禮拜，如拉薩清真大寺里女性在二層、男性在一層做禮拜；而在昌都清真寺里男前女后一起做禮拜。<br />
目前，昌都鎮大約有36戶回族家庭，其中20戶家庭中有信仰兩種宗教的現象，既信仰伊斯蘭教又信奉藏傳佛教。就一般而言，男子都信仰伊斯蘭教，女子均傾向于信奉藏傳佛教（藏語稱“dgon pvi chos”，即寺院宗教），而家庭中的年輕人都參加兩種宗教活動，如伊斯蘭教在一年中舉行三種宗教節日，即開齋節、古爾邦節（宰牲節）和圣紀節，期間年輕人都會參與；另外，在強巴林等寺院舉行大型法會，年輕人也會前往參加。<br />
據楊純靈講，他的母親是本地藏族人，自從嫁給父親后不信仰任何宗教，因為藏族人不會念穆斯林經文，可她不違背伊斯蘭教的教規習俗。在楊純靈的記憶印象中昌都地區只有3位純血統的回族女性，所以，許多回族男子不得不娶當地藏族妻子。<br />
而楊純靈的妻子是一位籍貫陜西咸陽的漢族（解放后進藏干部），她雖在生活上隨順回族習慣，可從來不信仰任何宗教，在多元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家庭中保持中立；他們有4個孩子：老大女兒，在昌都地區醫院工作，其丈夫是一位父親漢族、母親藏族的團結族，因而他信奉藏傳佛教；老二兒子在拉薩國家廣播電視部門工作，他去拉薩大清真寺做禮拜，其妻子是一位藏族，她不信仰宗教；老三女兒，在昌都地區醫院工作，其丈夫是一位藏族，兩口子不信仰任何宗教；老四兒子，在察雅縣工作，中共黨員，因而不會信仰宗教，其妻子是一位來自拉薩的回族干部。<br />
簡言之，昌都回族家庭具有多元民族、多元宗教融合或共存之特色，如一家人到外面飯館用餐，會有兩種不同口味，即清真的和不是清真的。從客觀條件來講，昌都鎮清真飯館極少，目前只有兩家，將來一定會增加。如今已有5戶外來回族人家，隨之會增多，尤其是清真寺修復起來后會促使昌都回族穆斯林人口的進一步增長。[22]
（三）小結<br />
通過以上所述，可以認為，昌都清真寺與強巴林寺、穆斯林居民家庭與當地藏族百姓之間，已形成一種互助互信的融洽關系。雙方不僅在宗教信仰上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自由選擇，和睦共榮，而且在日常生活上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因此，昌都伊斯蘭教與本地藏傳佛教自始至終處于一種和睦與融洽之良性互動狀態。在歷史上強巴林寺與清真寺就有相互拜年的習俗，而如今依然保持著這種優良傳統，如1991年昌都清真寺恢復開放，強巴林寺便派人獻哈達、送茶葉，表示祝賀；反之，強巴林寺每次舉行大法會時，清真寺也去人慶祝。[23]由此可得，宗教之間、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則是構建和諧區域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br />
四、拉薩清真大寺之今昔
古往今來，在人們的心目中，拉薩是藏傳佛教的圣地和藏族文化的中心。然而，在這座古老的高原城市里蘊藏著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民族的足跡，而且傳承延伸至今日、展望預示著未來，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它正在成為構建多元文化融合、多元宗教共榮、多元民族和睦相處的和諧城市的文化資源。就清真寺而言，在拉薩市內擁有拉薩清真大寺和拉薩清真小寺。其中拉薩清真大寺便是西藏自治區境內第一清真大寺，下面僅對其今昔歷史作簡要述說。<br />
（一）拉薩清真大寺的滄桑歷史
根據有關資料，藏族人早在公元8世紀，就同阿拉伯人在商業上有往來；至11世紀，克什米爾地區的穆斯林商人已進入西藏拉薩經商；至14世紀，在拉薩城內做生意的克什米爾穆斯林商人，開始定居落戶并有與藏族通婚者，遂形成一群新興的民族群體，藏族人稱其為“卡切”（Kha che），意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族群。<br />
由于西藏地區盛行藏傳佛教，克什米爾的伊斯蘭教在拉薩始終沒能發展起來。直至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拉薩的穆斯林群體籌資在拉薩城內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這就是今日位于拉薩市城關區河壩林（八廓街以東300米入口處）的清真大寺，全稱“拉薩清真大寺”。最初該清真寺規模較小，占地僅有200平方米；乾隆三十一年（1766），拉薩清真大寺獲得清朝政府贈送的一塊題寫“咸尊正教”的匾額；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朝政府派兵平定廓爾喀人入侵后藏事件后，拉薩清真大寺得到清軍中穆斯林軍人資助而進行維修和擴建；1959年，拉薩清真大寺在叛亂戰火中被燒毀，1960年又得以重建；在“文革”期間只受到輕度破壞，1978年再次得到修善，1979年重新開放。1985年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中央代表團向拉薩清真大寺贈送了題寫“清真古寺”的匾額，現懸掛在其大門上。2002年，共投資300萬元，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政府撥50萬元、拉薩市政府撥50萬元，大規模修善清真寺大門和蓋建商品房等，于2003年竣工；后又投資100萬元，主要建設清真寺庭院，于2004年完成。由此可見，拉薩清真大寺不僅有著源遠流長的滄桑歷史，而且始終得到歷代中央政府和地方部門的關懷，因而有了它過去的文化傳承和今日的發展空間。<br />
（二）今日拉薩清真大寺及穆斯林居民生活<br />
目前，拉薩清真大寺占地面積達26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1300平方米，整個院落東西長，南北短，形成平面布局不規則的格局，建筑結構由大門、前院、宿舍、宣禮塔、禮拜堂、浴室等組成。其中大門朝北，莊嚴肅穆；宣禮塔是一座高13米的四層六角塔，為石木結構，十分精巧；禮拜堂是主體建筑，矗立在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平臺上，座西朝東，內有13根柱子，整個建筑占地面積有285平方米，堂內鋪有大型地毯，西壁掛有麥加天房掛毯，北側設有阿訇講經的臺座，呈現一派潔凈清雅之氛圍。可以說，拉薩清真大寺為所有定居或旅居在拉薩市內的伊斯蘭教信仰者提供了自由而寬松的過正常宗教生活的場所。<br />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拉薩古城除了清真大寺之外，還有兩處按照穆斯林習俗建立的墓地，即拉薩市北郊的奪底山溝的墓地和拉薩市西郊的吉采魯丁的墓地。按傳統拉薩的穆斯林人每年8月份在奪底溝的穆斯林園林舉行被稱為“抓飯節”的節日，過去習慣進行10天野外娛樂活動，期間請阿訇講古蘭經，并舉行禮拜、祈禱等宗教儀式。<br />
從歷史上看，城鎮藏族居民離不開穆斯林人。由于藏族人長期受藏傳佛教的熏陶或受宗教觀念影響，經商意識較淡泊，尤其忌諱大量殺生。所以，一來拉薩市場需要穆斯林商人來活躍，二來藏區城鎮需求宰殺牲畜的專業人員。不難看出，現實社會的發展要求，決定了伊斯蘭教最終在拉薩城區生根發芽。據有關文獻史料，1903年，在拉薩城內約有200多從克什米爾和中國西部來的穆斯林人，他們主要從事經商活動，當時在拉薩不僅有清真寺，而且還有一個由中國西部穆斯林人開辦的清真飯莊；1936年，僅從克什米爾來的穆斯林人數就達300人，當時他們大都身穿藏裝，但男人纏頭或婦女戴蓋頭，在飲食方面，也喜歡吃干肉和糌粑，以及喝奶茶或酥油茶。可以說，拉薩穆斯林人身上具有濃厚的藏文化風格，不僅他們的生活習俗十分接近拉薩藏族居民，而且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藏語言來交際。然而，絕大多數祖籍克什米爾的穆斯林人，于1959年（或1960年初）返回故里。根據1992年的統計，居住在拉薩市內的穆斯林人近2000人，約占西藏自治區境內穆斯林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強。<br />
最新（2005）統計顯示，拉薩市內的穆斯林居民達400戶，4000多人，其中大多數居住在拉薩市城關區河壩林居委會管轄。這群長期同藏族一起居住在拉薩市內的穆斯林人，除了禁忌豬肉、很少喝酒以及婦女戴蓋頭外，無論從著裝、語言還是生活習俗、日常休閑，都同拉薩藏族居民之間沒有任何鮮明的差異。<br />
根據筆者2005年實地采訪，拉薩穆斯林居民在過去的歲月中家家形成自己的養家糊口的家業傳承，他們或從事屠宰賣肉行業、或經營磨面坊、或縫紉做服裝、或種菜賣菜等。而如今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尤其是來自外來回族和漢族的強大競爭，使拉薩穆斯林居民代代傳承下來的優勢家業頻頻破產，如屠宰肉店（被甘、青回族經營）、縫紉服裝（被浙江人等經營）、磨面坊（建立國營面粉廠）、種菜（失去土地）等行業已基本中斷，繼而少數人改行開辦了甜茶館、小商店和面餅子銷售點等，而40％的拉薩穆斯林居民依靠向來自甘、青回族商人租房維持生計；此外，尚有許多拉薩穆斯林人通過上學成為拿薪水的國家各行各業職工。[24]
（三）小結<br />
從以上拉薩清真大寺及其穆斯林族群今昔歷史的述說中，可以領會到多元民族文化的雙向交流和相互融合，已成為構建和諧區域社會的重要因素或路徑之一。譬如，兩個民族或兩種文化的相容共存，在拉薩穆斯林人身上得到實際體現并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從而營造了拉薩穆斯林人同當地藏族居民和睦相處的和諧城市。因而這一多元民族文化相容共存的歷史與現實，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意義，而且具有現實的文化資源價值。<br />
五、結論<br />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由于事過境遷，我們無論對巴塘歷史上的基督宗教、鹽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還是對昌都清真寺及其回族穆斯林居民、拉薩清真大寺與穆斯林居民生活，都很難作出精確無誤的歷史復原和現況定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借助歷史文獻和田野調研資料，并圍繞多元文化意義，對它們的歷史與現況進行了縱向考述和橫向描述。<br />
其次，從總體上看，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在藏族地區的整體社會經濟文化中沒有任何強勢的宗教影響力。然而，站在多元文化是人類共同建構社會精神財富的立場上看，無論是巴塘基督宗教、鹽井天主教堂，還是昌都清真寺和拉薩清真大寺，均在藏區歷史文化舞臺上扮演了各自不同的文化風格或宗教身份角色。這不僅回顧了當前個別藏區多元宗教共存的歷史機緣，而且展示了當前藏區現實社會中蘊含著外來優秀文化的狀況。<br />
最后，從歷史的視野重溫藏區多元文化宗教現象，當初將各種不同的文化宗教、族群歷史背景以及生活習俗等碰撞在一起，在一塊狹小的區域聚攏碰撞，必然會造成因彼此間不了解而誤會、隔閡，甚至沖突。同時，又隨著時間的推演、磨合及對話，由相互溝通、理解，而彼此尊重、求同存異，進而融合、相互合作，從而為人類福祉做出貢獻。這便是以上由鹽井天主教、昌都清真寺和拉薩清真大寺等實例，已經證明了的多元文化宗教的共同特征。<br />
注釋：<br />
[1]《清實錄藏族史料》（九）4321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br />
[2][3]主要依據《巴塘縣宗教志》（尚未公開出版文獻資料）。<br />
[4]“奧斯馬加”是指奧斯馬加帝國，或簡稱奧匈帝國。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奧地利，亦稱奧斯，向與匈牙利或分或合，與匈牙利合時，則稱奧斯馬加。奧斯馬加帝國立于1867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匈牙利（奧斯馬加帝國）首次遣使大清帝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大清帝國與奧斯馬加帝國等簽以《辛丑條約》停戰。<br />
[5]參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九）4434-4435頁。<br />
[6]參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九）4448頁。<br />
[7][8][9]主要依據《巴塘縣宗教志》。<br />
[10] [11][12][13]參見《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保羅、澤勇“鹽井天主教史略”一文。<br />
[14]主要依據筆者于2005年7月7日采訪鹽井天主教堂神父魯仁弟記錄。<br />
[15]主要依據筆者于2005年7月7日對鹽井天主教堂實地考察記錄。<br />
[16]如在保羅、澤勇“鹽井天主教史略”一文（載《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中記載“當地信徒有70余戶，600余人，外地有100余人，合計有740多教民。”<br />
[17]筆者于2005年7月7日采訪天主教堂神父魯仁弟等筆記整理。<br />
[18]筆者2005年7月7日下午采訪上鹽井村村民筆錄整理。<br />
[19][20]引自楊純靈（洛桑）《西藏昌都回族穆斯林和清真寺》一文（未發表資料），作者于1994年撰寫。<br />
[21]據楊純靈解釋，“阿訇”一詞的含義是“人中之精華”。<br />
[22][23]筆者2005年7月15日采訪昌都清真寺主任洛桑記錄整理。<br />
[24]根據筆者2005年7月21日采訪拉薩清真大寺記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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