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務員考試，簡稱為“國考”。在古代，“國考”叫科舉，秦漢魏晉時尚無科舉制度，故又附會為“察舉”。古裝喜劇《刁蠻嬌妻蘇小妹》演繹的正是宋代讀書人對科舉的種種態度，諸多清宮戲也對清代科場之細節做了詳細介紹。傳統戲劇《孔雀東南飛》中的那位廬江小吏焦仲卿，則是漢代察舉制的受益者。

　　又到一年“國考”時，我就結合戲里戲外的故事，說一說古代“國考”另類的一面，或能對醉心于“國考”的學子們有所裨益。

　　秦朝有錢人才有資格做官

　　電視劇《楚漢傳奇》播出期間，有人曾問我，秦代并無科舉，蕭何在秦時是怎么當上沛縣功曹(獄吏)的？老實說，當時真的把我問倒了。靜下心來翻書才知道，蕭何的條件，基本與秦代官員遴選制度吻合。

　　秦代選官，主要重視三個條件：一、有一定家資，窮人不可做官。如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所以“不得推擇為吏”。蕭何的家庭條件要優于韓信、劉邦諸人。二、要會書寫、懂法律。蕭何勤奮好學，恰恰對歷代律令頗有研究。三、年齡須當“壯年”以上，至少要17歲之后才有擔任官吏的資格。秦始皇駕崩那一年，蕭何48歲。

　　當然，秦代還有軍功爵制、分封制、世襲制等等，所謂“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諺語，就是打這兒來的。

　　統一六國以后，爵官分離，有爵位者未必做官，做官者亦未必需要爵位。如丞相王綰、馮去疾等不僅無爵，就連軍功也沒有。順便交代一下，秦代也有考試，只是不針對士子，而是對在職官員的考核而已。

　　兩漢察舉，孝順爹媽是前提

　　公元前 196 年，劉邦下的“求賢令”，開了察舉制的先河。

　　文帝前元二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至此，察舉制基本定型。

　　武帝時期，進一步細化了這項制度，另設有征辟制，相輔施行。如“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舉”，也就是以儒術取士，非儒不取。另外，對所選或所征之“士”的標準，也作了明確規定，如德行、學問、法令、謀略等四個方面。這項規定對后世影響深遠。

　　兩漢察舉，分為“歲舉”和“詔舉”兩類。歲舉為常科，每年推舉一次。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為孝與廉兩科，后來連稱為一科，孝為前提，廉為參考，遂成寒族儒生跳龍門的唯一通道。

　　舉孝廉的對象，包括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曉儒家經書的儒生，由郡國每年向中央推舉，前者被舉，可獲得到中央任郎官的機會，后者即可取得入仕資格。焦仲卿生活于東漢末年，若非對老母至孝，焉能成為廬江小吏？

　　是以“舉孝廉”最為后人耳熟能詳。

　　唐代士子，出了考場進青樓

　　隋文帝大業三年(607年)，開始實行分科取士的政策，也就是科舉，真正意義上的“國考”，終于出現。這一體現“學而優則仕”的制度歷經約1300年，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后被廢止。

　　到了唐代，科舉考試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有點類似于漢代的歲舉和詔舉。常科每年分期舉行，制科則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考試科目種類繁多，就不一一列舉了。有趣的是，大唐“國考”，除了給讀書人和朝廷帶來雙贏之外，青樓也跟著沾光，賺了個盆滿缽滿。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長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及第士人，萃集于此。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普通少爺坯子去青樓也就罷了，中了狀元、進士的人也去，有點蹊蹺。

　　其實也不難理解，孟郊有首詩可作注解：“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原來未得意時壓抑太甚，如今金榜題名“馬蹄疾”，有必要完全徹底地放松一下身心。

　　宋代最流行“榜下捉婿”

　　科舉制到了宋代，進入了它的輝煌期。讀書人揚眉吐氣，統治者亦更加重視，人才選拔出不少，“榜下捉婿”的故事也時常發生，令人忍俊不禁。

　　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讀書人一旦科場及第，鐵飯碗就端定了，其他種種超值回報也極為驚人。所以，宋人評價一個家族的興盛程度，其標準就是看這個家族有幾個考中科舉的男子和幾個嫁給科舉出身者的女子。如此一來，“國考”考場，就成了權貴們爭搶乘龍快婿的場所。

　　在由皇帝擔任主考官的殿試結束后，要舉行唱名儀式，此時便是“金榜題名”見分曉的時刻，正所謂“前日秀才，今日官人”。唱名結束后，便是“期集”，也就是新及第者的宴會活動。不過，唱名和期集不在一處，這就為“擇婿”者提供了條件。從唱名地點到期集所這段路程就成了“擇婿”的地點，豪家貴邸競相在此觀望，從中挑選滿意者。行情好時，一日之間“中東床者十八九”。

　　當然，其中也鬧出了不少笑話。

　　有個新及第的年輕人，英俊瀟灑，被一權勢之家看中，派出十多壯丁將其簇擁至家，該青年既不拒絕也不逃避，欣然而往。不多時，一位著高官袍服的人問他：“我有一女，長得并不丑陋，愿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鞠一躬，推辭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自是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怎么樣？”圍觀眾人見狀無不哈哈大笑。

　　明清“國考”，拉幫結派是主流

　　科舉在明代進入鼎盛期，體系更為完整，如將學校與科考掛鉤，鄉試、會試、殿試等三級考試制度的設置，使得“國考”比唐宋兩朝更為艱難。清代科舉沿襲明代，不同的是，清朝科舉帶有一定的民族歧視性質。

　　這些都是為何范進、孔乙己之流屢試不中的原因。

　　為人們所熟悉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八股文”文體，就是明清科舉的產物，也稱“時文”、“制藝”、“八比文”、“四書文”等等，其特點是重形式而輕內容。明中期以后，八股的危害開始凸顯。顧炎武先生曾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又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于焚書。”

　　明清科舉的另一個鮮明特點，則是面向未來的拉幫結派。不管是鄉試還是會試，考官與考生之間、考生與考生之間的關系，在那一刻即已定性：被錄取的人，得叫考官為恩師，并自稱“門生”；同科被錄取的人，相互成為“同科”或“同學”。其后“師生”、“同學”同在仕林，相互照應遂成人人皆知的“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