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時發行的年號錢“至道元寶”
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對于一句話應該不陌生：“攘外必先安內。”長期以來，學界幾乎公認這句話是蔣介石用來“圍剿”紅軍而任憑日軍入侵的罪證。但這句話的出處卻與蔣介石無關，它源自于“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宋朝宰相趙普。
宋太宗繼承宋太祖的皇位之后，對于國內外的政治環境有著不太樂觀的判斷。他認為國內社會矛盾重重，而邊疆少數民族政權亦時刻有問鼎中原的野心，然而自己手中兵力又非常有限，究竟是“對外”還是“對內”，這成了困擾宋太宗的一個難題。
在宋太宗繼位后不久，趙普就針對宋太宗的疑慮遞交了一份奏折，里面有這樣一句話：“中國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大概意思是說，現在中原地區已經平定，周圍少數民族政權也都臣服于我們，現在當務之急不是怎么想辦法對付他們，而是怎樣維護中原地區的穩定。
這封奏折其實與宋太祖臨終前的遺言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宋太祖臨終前，曾親口向宋太宗表示：“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兩朝統治者都忽視了邊疆少數民族政權走向強大的可能，而是一味將希望寄托在“安內”這一空中樓閣上，到了宋太宗統治晚期，太平興國成為一場夢，國家愈發步履維艱。
至道是宋太宗執政時最后一個年號，前后不過3年光景，但在這3年里，北宋卻為自己埋下了深重的亡國隱患。首先是兵力的擴張，與建政初期相比，至道年間的兵力已是當年的3倍，這個數字足以讓宋朝政府陷入嚴重的財政虧空當中，中央政府開始大規模、用3種字體鑄造銅幣“至道元寶”。當然這還不算，更關鍵在于，在這3年里北宋遇到了一個難以克制的強敵：李繼遷。
李繼遷是鮮卑族后代，也是一位杰出的少數民族政治家。從唐代開始，李繼遷的家族就世代統治雄州、秦州等地（今寧夏、甘肅地區）。歷史記載，李繼遷“生而有齒”，12歲便擔任地方行政官員。至道年間，他一次襲擊宋朝的清遠軍，一次偷襲靈州，均取得了勝利，奠定了自己在北方的勢力范圍。
說李繼遷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恐怕許多人會懷疑，但要說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大家就不會陌生了。這位西夏國的開國之君之所以能開疆拓土，成為宋王朝北部最強勁的對手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祖父李繼遷所打下的基業。在宋太宗與宋真宗權力交接的那3年里，李繼遷多次襲擾北宋邊疆地區，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為此后李元昊稱帝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但對于宋代統治者而言，至道年間卻是如白駒過隙的3年。統治者們都忽略了李元昊這個足以讓他們的子孫后代不得安寧的“邊事”，相反，都把過多的精力放到鎮壓中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上，農民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了，但邊疆的戰火卻一點點地燃燒起來。
“攘外必先安內”是趙普的點子，但卻根于宋太祖的治國方略。宋太宗頒布使用“至道”這個年號時，趙普已經去世了3年，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宋太宗執政的最后幾年里，西夏開始崛起了，并且表現出了強勢的后勁，足以使以“中原天朝”自居的宋朝不得安寧。
后世將趙普列入名相之列，筆者是不能茍同的，因為論權謀，趙普確實算一把好手，當年的“杯酒釋兵權”至今仍是中國政治史上的經典個案。但作為一國之相，光有權謀是不夠的，不但要有協調對內事務的能力，還要有清醒認識時勢的大局觀。可惜，趙普似乎并不具備這種眼光。在他看來，剿滅農民起義、安撫朝內官員才是當務之急。而他眼里的“群夷”不過遲早“自服”而已，歷史早已證明，這種帶有民族歧視、盲目自信的狂妄觀點，遲早會付出血的代價。而沉浸在“安內”中的宋太宗卻全然不知，甚至“至道元寶”上的四個字，還出自于他的墨寶。
有歷史學家認為，“宋非亡于契丹女真，而亡于謀士。自趙普至蔡京，皆禍國也。”竊以為，此說雖有不全之處，但總體也靠譜，至少可供后世執政者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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