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是一個既有詩人稟賦又不乏學者氣質的作家。他總是像獵手那樣獨來獨往，永遠游走在文壇的熱點之外。對他來說，寫作似乎就是要解決自我存在的終極命題——我從哪兒來，將往何處去。所以，多年來，他始終執著于藏族文化的探究與思考。尤其是面對哺育他的康巴地區之川屬藏族文化，他幾乎表現出某種癡迷的狀態。從《塵埃落定》到《空山》，便是最為有力的證明。

　　或許僅以小說方式，還難以傳達自己對于這塊土地的感知與思考，也不足以有效梳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于是，阿來又動用了非虛構式的寫作，從歷史的縫隙深處，不斷尋找有關川屬藏民的生活記憶，并完成了2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作品《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刊于《人民文學》2013年第八期）。這部作品以一個瞻對土司部落為載體，追述了該土司自清朝至新中國成立200余年的命運變遷，重構了漢藏交匯之地的藏民艱難而又獨特的生存境域，并借此傳達了阿來對于川屬藏族文化的現代反思。

　　康巴藏民自古以來就居住在茶馬古道之上，扼守著川藏交通的要塞。由于受到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社會體制的影響，他們既不同于西藏地區的藏民，又迥異于川西的漢民。不錯，他們同樣信奉藏傳佛教，但他們又常常游離于宗教之外。阿來就是從這種存在入手，精心選擇了最具代表性的“瞻對”土司作為考察對象，從微觀史著眼，以一個小小土司的興衰，不動聲色地踅入歷史深處，復活了康巴藏民復雜而又坎坷的記憶。用阿來自己的話說：“我所以對有清一代瞻對的地方史產生興趣，是因為察覺到這部地方史正是整個川屬藏族地區，幾百上千年歷史的一個縮影，一個典型樣本。”

　　歷史從來都是以具象的方式，存留于人們的記憶之中。阿來選擇具有“縮影”意味的“瞻對”土司作為考察目標，就是為了立足于具象化的歷史現場，見微知著，由點及面，在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歷史場景中，再現川屬藏民的精神傳奇和坎坷命運。所以，在阿來的筆下，我們看到，“瞻對”是一個并不安于現狀、雄心勃勃、桀驁不馴的土司。他們居住于深山巨壑之中，卻從未享受過世外桃源般的寧靜與安詳，而是被各種歷史動蕩和權力誘惑不斷夾擊，以至于不得不卷入波詭云譎的歷史之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各種堅硬的現實發出艱難的挑戰。

　　這種挑戰，以最為常見的方式體現出來，便是“夾壩”行為。在阿來的少年時代，喜歡顯示英雄氣概的男子便會在腰帶上斜插一把長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寬約三四寸，長二三尺，寒光閃閃，刃口鋒利。在阿來家鄉的方言中，這種刀就被稱為“夾壩”。后來，這個詞演繹為“強盜”的意思。阿來出生的山村，在一處深溝之口，往深溝里去十來里，有一片黑森林，傳聞過去便是夾壩出沒、劫掠過往行商之處。阿來成長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翻越雪山的公路早已通車，驛道早已荒蕪，行商絕跡。這樣的時代，夾壩自然失去生存的土壤，空留下一種刀名。后來，穿著風氣也日漸變化，家鄉的男人們大都換下寬袍大袖的藏裝，改成短打，沒有實用價值的刀也從生活中漸漸隱退，僅僅留存在書頁的文字中了。

　　瞻對一地，山高水寒，林深路長，時有刀光劍影，自然適于夾壩生存。很多時候，土司對于夾壩的滋擾無可奈何，甚至有的夾壩行為還是當地一些土司組織實施或縱容指使的結果。但凡夾壩出沒之地，生產力極度低下， 百姓要承受物稅與無償勞役，于是，在這些地方，夾壩就成為一種相沿已久的生產方式，或者說是對生產力不足的一種補充。有清一代，川屬藏區一直被夾壩四出的情形所困擾，朝廷和地方當局為此煞費苦心。阿來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睿智，牢牢抓住了這個充滿吊詭色彩的詞匯，一方面借助浩繁卷帙的歷史文獻，在細密的史料爬梳中，逐一呈現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權力部門對瞻對“劫盜”行為的討伐；另一方面，又通過田野走訪與神秘化的宗教思維，重構了瞻對土司一代代首領尤其是班滾、貢布郎加的傳奇人生，再現了他們的“游俠”氣質。阿來以鮮活的筆墨還原了歷史，還原了瞻對部落的復雜與矛盾，從而統一了后來者從不同歷史視角對其所形成的對立性的片面評價。

　　有趣的是，在長達兩百余年的歷史中，從清廷官兵、西部軍閥、國民黨軍隊，到西藏宗教軍隊乃至英國軍隊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這個彈丸之地，為這塊邊遠貧窮之地帶來現代文明，也攪得這里風生水起。僅以清朝為例，歷史文獻表明，每一次對“夾壩”的圍剿不僅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且具有合理性和正義性。為此，他們一次次調動八旗精兵遠赴川西，派遣欽差大臣，可謂絞盡腦汁且又費盡時力，但結果是，面對僅萬余人的瞻對部落，每一次都不得其終。

　　雖然阿來沒有動用虛構的筆墨，再現一代代大清皇帝的尷尬和無奈，但是，清廷統治的無能和衰敗，卻已顯露無遺。一些頭腦清醒的官員，也并非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如鹿傳霖就提出“改土歸流”的設想，結果遭到去職；鳳全想繼續改革，又命喪理塘；趙爾豐胸懷“治邊六策”，與西藏張蔭棠、聯豫勵精圖治，“使得藏地一改上千年的沉悶，局面煥然一新”，然而又碰上辛亥革命，最終喪命于軍閥刀下。民國來了。雖有“五族共和”的口號和夢想，然而在川屬藏區，清朝留下的邊軍，民國后新編練的川軍，受英國支持的藏軍，以及一些被廢除的土司自行恢復的武裝，大寺院自行組織的武裝等等，再度使這里戰事頻仍。直到1932年，劉文輝部擊敗藏軍，這片土地才漸趨平靜。

　　1950年，解放軍第十八軍僅派出一個排，未經戰斗就解放了整個瞻化（1916年更名為瞻化縣）。這個歷史上極其“生頑的鐵疙瘩終于完全熔化”，兩百多年的“夾壩”糾葛，從此漸漸消解。

　　新中國成立后，瞻化縣又更名為新龍縣。“現在去新龍，早上從康定機場下了飛機，驅車西經道孚縣、爐霍縣、甘孜縣，再轉而南下，大半日之內，就已抵達新龍縣城了。”阿來寫道。兩百年前的瞻對藏民不會想到，從縣城出去，鄉鄉都有公路相通，最遠的鄉也可當天往返。在酒店茶樓， 遠來客和當地人，講的都是如何發展藏區，開發藏地，特別是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有趣的是，這些旅游資源，就是當年清軍難以克服的險山要隘與深峽，以及那些石頭壘砌、形式古雅的碉寨。當地人甚至希望從強悍民風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資源，以康巴來命名。可惜這一名字已被他人注冊。退而求其次，他們成功注冊了一個新的名字：康巴紅。這個紅，是康巴男人頭頂上的紅，也是英雄紅。

　　走出文字意義上的瞻對歷史記錄和解讀，在民間，可以聽到瞻對人民更加豐富、彪悍、勇猛、不屈的精神記憶。通過一次次的走訪和調查，阿來漸漸發現，那些部落首領，在瞻對人的心中常常以神魔混雜的形象，沉淀在他們的記憶之中，無論是班滾、貢布郎加，還是青梅志瑪，都是如此。它讓人們看到，在這片土地上，“一個人常會感到自己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世俗世界，另一個則是充滿傳奇的心靈世界，在那里，“人們仍然在傳說種種神奇至極的故事，關于高僧的法力，關于因果報應，關于人的宿命。”

　　無論傳奇還是現實，也無論“劫盜”還是“游俠”，在兩百多年的滄桑記憶中，瞻對只是一個方寸之地，雖然他們偏居一隅，看似遠離了時代中心，卻又每每被歷史中的各種力量吸入巨大的漩渦之中，承受了無數的大災大難。各種圖謀與覬覦，不斷地利用瞻對之地較智較力，從而使瞻對濃縮成一個特殊的歷史范本。當然，對于阿來而言，解讀這個范本，固然是想破除簡單的歷史進步論思想，同時還是為了消除人們對藏區平民的超乎客觀的各種想象。人類的歷史總是在各種沖突中反復盤旋，所謂“文明一來，野蠻社會立時如湯化雪一般，土崩瓦解”，只是人們的一廂情愿。

　　更重要的是，阿來還告誡人們，“在近年來把藏區邊地浪漫化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認為藏區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民風純善的天堂。持這種迷思者，一種是善良天真的，見到社會中某些物欲橫流的現象，于是認為生活在別處，對一個不存在的純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種則是明知歷史真實，卻故意捏造虛偽幻象，是否別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人是一種社會的存在，他永遠無法脫離自身環境而活在純粹的理想之中。

　　一個民風雄強、號稱鐵疙瘩的部落，已經散落在記憶深處；一段漫長、復雜而坎坷的民族糾葛史，也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作為川屬藏民的后代，阿來通過自己的反思和重審，再度重構了這段歷史。它是瞻對的精神秘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整個中國人的精神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