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張公瑾先生從事語言學及少數民族語言教學與研究工作至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今天，張先生仍精神矍鑠，筆耕不輟。他踐行了一位語言學工作者的科學操守，在學術道路上卓爾不群、獨樹一幟。同時，他也將人文主義融入到教學與研究之中，令后學感悟到其博大的胸襟和獨特的人格魅力。</p>
1951年，張公瑾先生從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轉入中央民族學院學習民族語，畢業后留校從教，從此開始了他長達60余年的民族古籍文獻與語言學教學與研究生涯。</p>
初期，張先生主攻傣文文獻的教學與研究，曾參與傣文字母的拼音符號設計、講義與教材編寫、傣文歷史文獻翻譯等基礎工作。其間也多次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調查和工作，收集和研讀了大量傣文古籍文獻。之后，他開始關注和研究傣文與巴利語的對應問題和佛經名稱的翻譯問題及傣文文獻的分類問題，并有機會對“傣族天文歷法”進行專題研究。</p>
隨著研究的深入，張公瑾開始觸及傣族文化研究，并歸納出傣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傣族文化結構像一座寶塔，水稻耕作農業是其塔基，農村公社制度是其塔座，建筑、飲食、服飾、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婚姻制度等豐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則是塔身，而宗教思想和天文歷法是那挺拔入云的裝飾著風鐸和多層華蓋的剎桿。他認為，封建化之后依舊保存農村公社制度是傣族獨特的社會文化特點，傣族的農村公社是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活模型，而天文歷法和南傳佛教則是傣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等專著記錄了他這個時期的思考與研究成果。</p>
上世紀80年代初，張先生潛心鉆研語言學史與語言學理論，率先在國內高校語言學專業碩士生和博士生中講授“傣語基礎教程”、“語言學名著選讀”、“文化語言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方法論”等課程，并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語言學中國潮中成為了“最早弄潮兒”。這個時期，他精心于文化語言學學科的“頂層設計”。他奉行繼承與創新的學術理念，在梳理大量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界定了語言、文化、文化語言學等術語的概念和定義，闡述了文化語言學學科的理論體系及學科任務。同時，他在國內首次大膽引進了渾沌學作為文化語言學的方法論基礎，力圖實現一次語言學領域研究思維框架的轉換，并身體力行，嘗試將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從詞匯和文字領域推廣到語音、語法、語言類型、語言系屬、語言的地理分布等諸方面。1998年《文化語言學發凡》的出版，標志著張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已基本形成。而跨入新世紀的10余年里，以張先生為領軍人物的團隊在學科推進方面更有了長足的進展，《文化語言學教程》、《渾沌學與語言文化研究新探》系列文集及團隊成員的專題學位論文與相關論著等均是這個時期的標志性成果。</p>
在長期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張先生始終堅守學術自覺的科學研究規范。他十分重視繼承與創新的關系，認為只有正確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才能使創新獲得順利拓展的空間。因此，張先生在倡導打破語言學思維的現狀、主張轉換語言學思維框架的同時，時刻注意繼承語言學成果，在整合語言學各流派理論的同時堅持博采眾長的基本原則，非常注意汲取傳統語言學的合理思想，尤其是現代語言學新分支學科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張先生經過長期深思熟慮而引入的渾沌學理論與方法使語言文化的研究別開生面，相對于以往的語言學來說，這既是一次語言學研究思維框架的轉換，也是一次方法論的重要創新。</p>
總之，張先生走過了一位科學工作者嚴謹治學、集腋成裘的歷程。</p>
張先生治學的另一個重要品格是其厚重的人文底蘊。他極力主張和支持文化多元論和語言多樣性思想，并將這種思想貫徹于民族古籍文獻、少數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實踐和文化語言學術思想體系的建構之中。如他對傣族文化的梳理、歸納和提升，有關語言、文化、文字等重要概念與定義的界定等均體現了這種博大的人文精神。他在《語言與生態》等多篇論文中強調語言與生態環境的和諧關系，提出的“語言生態”、“母語危機”、“語言保護”、“世界多元語言格局”等術語及相關主張，無不滲透著鮮明的人文主義思想。他極力倡導的“語言學應積極地將語言事實與民族文化、民族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并在21世紀這個高科技時代造福于全人類”的主張，更是一位科學工作者對人文主義精神的執著追求與深情吶喊。因此，張先生的學術思想更具普適性，這也是其治學品格之魅力所在。</p>
張先生的治學道路給后學提供了以下重要啟示：學術研究須崇尚和堅守自律、自信、自強不息、追求創新等學術自覺之科學精神，應追求將自己的研究目標、成果與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命運尤其是當下的現實情境接軌，而不應僅僅局限于封閉的學科中孤芳自賞。</p>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語言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br />
[錯誤報告] [推薦] [收藏] [打印] [關閉] [返回頂部]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