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文物局社會科學資金項目資助的“內蒙古蒙元碑刻收集與研究課題”已經取得了一批新成果，蒙元碑刻背后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正在凸顯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
彌補《元史》不足
據課題組負責人介紹，《元史》由于編寫倉促，錯誤和遺漏的內容很多。自明清以來，陸續有學者立志于補寫，但是由于檔案文獻缺乏，進展速度非常緩慢。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元朝的中央中書省所管理的“腹里”地區和元上都以及一批路、府、州縣設立在今天的內蒙古境內，一些蒙古親王、皇親國戚的封地也有許多在此。元朝滅亡后，部分蒙元碑刻流散在草原上。為了搜集整理遺留在內蒙古地區的蒙元碑刻，內蒙古文博學者在全區內展開調查和收集工作，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后，獲得了10余項重要發現。這些蒙元碑刻的文字有古回鶻文、蒙古文、古敘利亞文和古漢文，時代上起元大宗窩闊臺汗時期，下至元朝末期，內容十分豐富，可以彌補，《元史》的不足。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蒙元碑刻的歷史來源，記者于日前采訪了蒙元碑刻研究項目的主要負責人。內蒙古文化廳文物處處長王大方，他向記者介紹了其中幾個歷史悠久、考古價值極高的蒙元碑刻，并給記者講述了有關這些蒙元碑刻的故事。
元朝名碑——張氏先塋碑
在翁牛特旗梧桐花鄉國公府村的山野上，巍然屹立著一座巨大的漢白玉石碑，它就是著名的元朝張氏先塋碑。這座石碑高5．36米、寬1．35米、厚0 37米，碑首正面用篆書題刻著：“大元敕賜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張氏先塋碑”一行字。碑首背面為八思巴文，與正面內容相同。碑身正面為漢文楷書，字體端莊雄健共39行約2000多字。碑身右側刻有“大都西南房山縣獨樹村石經山銘石”的字樣，由此表明，石碑是在現在的北京山縣石經山所刻，歷程千里才運到草原上。碑身背面，刻有3000多字的蒙古文，是碑刻漢文的譯文，也是元朝石碑中蒙古文字數最多的。據碑文銘刻記載，此碑建于公元互335年，雖然歷經600多年的風雨，但是字跡仍然清晰可辨。碑文內容繁富，史料價值很高，記載了從元世祖忽必烈到惠宗托歡帖木兒時期，張應瑞家族為元朝以及蒙古弘吉剌部盡忠之事。當中關于元朝皇帝與弘吉剌部世代聯姻的情況，以及弘吉剌部的生活和內部矛盾等內容都有詳細記載。王大方告訴記者，據碑文上記載，張應瑞家族原籍河北省，自三世以下入籍蒙古弘吉剌部，其子孫都是蒙古名字，并在部落中擔任要職。張應瑞因為在戰爭中立功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賞。
刻有3種文字的元朝景教殘碑
在包頭市達茂旗敖倫蘇木，內蒙古著名考古學家蓋山林先生發現了一塊兒用古敘利亞文、古回鶻蒙古文、漢文3種文字書寫的景教殘碑，看過該碑的蒙古學研究者視其為奇珍異寶。
王大方介紹說，該殘碑為花崗片麻巖刻成，碑身上刻有十字架、金雞。玉兔和蓮花等圖形。殘碑高1米、寬0 85米，漢文部分居右，敘利亞文居中，蒙古文居左，內容相同。該碑刻于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泰定為元泰定帝也孫鐵木耳年號，泰定四年即公元1327年。據考證，該碑中所記裁的死者是元朝汗古部貴族人士。汪古部是一個信仰景教的民族，景教是基督教聶思插利派傳到中國的名稱。公元845年，唐武宗滅了佛教，其他宗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長安的景教徒和一些回鶻人就逃向北方草原地區，并使景教在今天的內蒙古等地區傳布。由于汪古部與成吉思汗結為了親家與兄弟，汪古部有許多上層人物躋身于元朝統治階層。
這塊兒刻有3種文字的石碑是迄今為止內蒙古地區發現的元朝官位最高的汪古人石碑，而且保留著較高的景教信息，因此彌足珍貴。石碑上的3種文字反映了當時草原地區文化交流的情況，以及汪古部上層人物的較高文化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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