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總有報世救國心態

2013-09-21 11:31:54 作者：陽化杰來源：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范泓：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總有報世救國心態

2002年9月4日，臺灣“雷震案”發生整整42年后，得以平反。2004年，南京學者范泓寫出了海峽兩岸第一本雷震傳記。此后9年間，他在原版基礎上增補、修訂，今年4月出版《雷震傳—民主在風雨中前行》。

留學歸來，火速上升

雷震祖籍河南，1897年出生于浙江長興縣，19歲考取京都帝國大學。留學期間，雷震在戴季陶和張繼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
1926年，“北伐戰爭”打響，年屆三十的雷震留學歸國，在戴季陶的舉薦下很快進入國民政府，先后擔任法制局編審、編譯局編撰、教育部總務司司長等職。
1938年7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召開，汪精衛為參議會議長，雷震為議事組主任。1940年，國民參政會成立憲政期成會，雷震出任秘書長。
對于雷震的火速上升，范泓認為，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干，戴季陶、王世杰等人的提攜和蔣介石的信任外，雷震恰好趕上了當時中國政治的需要。
八年抗戰結束后，國內要求和平建國的呼聲高漲。從1945年重慶談判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再到后來的“制憲國民大會”，雷震始終是穿梭于各黨派之間進行游說協調的關鍵人物。雷震為人豪爽真誠、責任心強、交際能力出色，交友廣泛。
與蔣介石的“蜜月期”

1949年3月，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會，商議辦份刊物，宣傳自由與民主，“以挽救人心”?？锩窒岛m所取。
10月22日，自大陸抵臺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創刊工作，短短一個月后，11月20日，該刊的創刊號正式出版，當天下午便有人上門訂購。
胡適雖掛名發行人，但此時身在美國，發行人的責任實際上由社長雷震代行，第一任總編輯為毛子水，副總編輯為王聿修，聶華苓為行政編輯，發行部經理為馬之骕。
此時，雷震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所辦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國民黨高層的鼓勵和資助，創刊不久，就有軍方訂戶。此為雷震到臺灣后與蔣介石的“蜜月期”。
1951年6月，刊物發表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評論政府采行金融投機做法可能導致執行人員借機敲詐，第一次與情治部門發生言論沖突。10月，雜志發表社論認為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并討論輿論與民主政治的關系；繼而又對“黨化教育”“青年救國團”等問題提出批評，導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閱讀此刊物。
1953年，“總統府”下令解除雷震“國策顧問”一職；次年5月，這份刊物又刊發讀者來信，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校內正常教育提出質疑，并指出“青年救國團”系非法組織。蔣介石震怒，下令注銷雷震黨籍。
“祝壽專號”加印13版

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七十大壽，已觸怒蔣介石的該刊物又推出轟動一時的“祝壽專號”，刊發胡適、雷震、徐復觀、毛子水、王世杰、陶百川等學者文章，為“自由派人士向蔣介石建言之總計，言人所不敢言者”。
專號大為暢銷，加印13版，引來黨、團、軍刊物集體圍攻。遭全面打壓后，雷震與國民黨徹底決裂，提出希望促進在野黨之間的團結，并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反對黨。
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該刊又連續刊發20余篇文章，其中《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一文，成為推動反對黨成立的理論支點。
1960年，雷震等人密擬《中國民主黨創立宣言草案（稿）》，宣布將在9月底成立新黨。9月4日，國民黨先發制人，將雷震、傅正、馬之骕、劉子英抓捕，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爆發。10月8日，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兩項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十年。1970年9月4日，73歲的雷震出獄。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2002年9月，臺灣當局公開為雷震平反，并出版《雷震案史料匯編》兩冊。
“歷史研究一定要‘去文學化’”

時代周報：你做過記者，為何后來轉向歷史寫作？
范泓：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進入報社工作，至今工作關系還在報社。多年做記者對研究歷史有一定幫助，就是“去文學化”。記者要求新聞的真實性，歷史研究更是強調“真實性”，即還原那些曾經被遮蔽或扭曲的真相。
時代周報：為何對1949年遷臺的知識分子感興趣？

范泓：1949年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政治分水嶺。我做當年“從政學人”的研究，是想了解一下，特定年代里知識分子進入權力后的真實狀況，是不是就變成了政府的尾巴？本來是具有獨立立場的知識分子，在龐大的權力機器里面是否就被吞噬或消解了？或者，是否被擺錯了地方？比如翁文灝，他原本是個地質學家，后來讓他做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這顯然是有問題的，他沒有這個才能—當然，胡適也未必能勝任。王云五，管理商務印書館十分出色，1948年幣制改革時出任“財政部長”，就惹來金圓券風潮?？箲鹎昂螅S多人是在學術上有了成就之后才進入權力系統的。王世杰是著名法學家、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翁文灝是著名地質學家、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蔣廷黻是留美的，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陶希圣是北大著名教授，創辦過《食貨》雜志……這些人如果不從政，仍在校園內，是不是能夠發揮更好的作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報世救國的心態，總覺得應該進入權力圈為國家做些什么，問題是進去之后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還是阻礙了進步？知識分子如何處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系，這就是我關注當年從政學人的初衷。
時代周報：戰后臺灣自由主義傳統似未斷過，兩岸知識分子是否存在整體差異？
范泓：我一直認為威權時代尚有空間，否則雷震主持的那份半月刊不可能存活近11年。戰后臺灣“自由主義”漸次興起，是20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思潮的延續和發展，以雷震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胡適是他們的精神導師，雷震則是火車頭式的人物。70年代的“黨外運動”從該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他們透過參與地方選舉和辦政論刊物，不斷推進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盡管身處威權政治，但憲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可以獨立參選，可以辦刊。
時代周報：如何評價雷震的歷史地位？
范泓：兩個方面：一是對言論的負責，即針對國民黨在50年代施政弊病叢生提出批評和建言，直率抒陳所見，即“議政者”的角色；二是對反對黨的落實，突破了自由主義“皆以思想上的啟蒙為志業”的這一舊轍，即“參政者”的角色，概言之，就是從“坐而言”到了“起而行”。
雷震和以他為靈魂的這份刊物對臺灣社會轉型的影響，臺灣學者錢永祥有過論述，直至上世紀80年代，臺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那份刊物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臺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該刊，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
戰后的臺灣，經過清黨、掃紅、二二八事件等，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漸式微，所以戰后的臺灣自由主義是從大陸移植過去的。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價值譜系，即從《努力周刊》《新月》《獨立評論》到《觀察》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是一條線下來的。雷震被捕后，該刊物被迫?？?，新黨胎死腹中，整個60年代出現了冰封期或沉寂期，雖有零星抗爭，但實際影響不大，到70年代，島內外形勢發生變化，尤其是國際上的一系列事件引發了臺灣社會的巨大失落，從而導致各種社會運動包括黨外運動的興起—但已不是當年大陸那幫人了，臺灣的本土精英開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