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遺跡上講，雖然早在公元八世紀用希伯來文字書寫的書信和禱文就在新疆和闐和甘肅敦煌出土（圖二），但現存開封博物館的《重修清真寺碑記》可說是猶太人定居開封最為確鑿的證據。從這通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的碑文可知，開封猶太人至少自北宋年間就開始在這里繁衍生息了。

　　當然，根據《重修清真寺碑記》碑陰的銘文《尊崇道經寺記》（成于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所載，有開封猶太人“厥后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的說法。再據現只有存于羅馬的另一通《重修清真寺碑記》（成于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的碑文拓片，這支猶太聚落后來還自稱早在周代就來到中國：“教起于天竺，周時始傳于中州，建祠于大梁”。但是我發現，這正如古史辨學派大師顧頡剛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就說過的法則，越是時代晚近的說法就越是把年代提前。有人推測，開封猶太人新開此說只是為了證明他們來到東土時間很早，以防周圍漢人和其它民族的歧視，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防衛而已。

　　當然，開封猶太人在明末耶穌會士提及之前一直未曾聽說“猶太”一詞，自稱“一賜樂業”（以色列），另外也沒有慶典“光明節”的習俗，這些蛛絲馬跡的差別表明他們可能會是在頗早的時候便已脫離猶太文化的中心，而且其后也沒有與之取得聯系。不過也有可能是在來到中國之前先于其它地方停留了很長時間。有人根據《重修清真寺碑記》上記述的“出自天竺”一語認為他們是先到印度，而在其后一千年才動身來到開封。在沒有更多史料的發現之前，頗難置喙。

　　開封猶太人聚落的起源或許不好探究，但這個聚落的凋零卻尚可追尋。

　　開封在北宋年間是王朝的都城，極盡繁華之能事。這在《清明上河圖》中的圖像和《東京夢華錄》中的文字我們可見其盛。根據《重修清真寺碑記》所言，宋代的開封猶太人應該也是相當活躍和興旺，否則在他們“進貢西洋布于宋”之后也不會驚動身處盛世的皇帝對一外來小族發出“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這樣的敕令。這無疑是對開封猶太人的合法移民定居做出的最權威的背書。有了這道護身符，歷史上一直被許多民族和國家驅趕追殺的猶太人，其感激涕零的心情不言而喻。公元一一三四年開封猶太人建立教堂時，其時開封被女真政權的金王朝占領，宋王朝已南逃偏安于一隅，按照紀年習慣，應記為金大定三年，但他們卻在明代的碑記中記載“宋孝龍興元年，癸未，列微伍思達領長其教，俺都拉始建寺焉”。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中央政權對一個弱小民族的些許關愛，幾百年后還被后者回報于細微之間，這不能不說是民族政策的一項成功。

　　元明兩代，開封的猶太人逐步進入了漢民族的“主流”社會。致仕從官，經商為醫，史有明文，不一而足。有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實力，猶太人聚落才得以生存延續。

　　開封的猶太教堂于宋龍興元年始建，元至元十六年重修，明朝又重修。但是后來卻有了大的曲折。先是明天順五年黃河發水，淹沒教堂，只有殿基尚存。但當時開封的猶太人實力尚可，踴躍捐輸，“復備資財，起蓋深邃，明金五彩妝成，煥然一新”，“外作穿廊，接連前殿，乃為永久之計”云云，弘治二年碑上的這些記述應不是夸大之辭。以色列國家博物館中現有復原模型，如有幸前往一觀，當信此言不虛。

　　其后，據一六六三年的《重修清真寺碑記》所載，明末農民起義軍李自成于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久攻開封城不下，乃決黃河水倒灌開封城。使當時開封城中的幾十萬居民盡為魚鱉，近三千人的猶太聚落毀于一旦。“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于洪波巨流之中。教眾獲北渡者僅二百余家，流離河朔。”

　　黃河的一次天災，一次人禍，尤其是后者，使開封的猶太人聚落大傷元氣。盡管后來部份災民返回家園，大部份散失的“脫拉”等經卷陸續修補（《重修清真寺碑記》碑文有“編序次第，纂成全經一部，方經數部，散經數十冊。繕修已成，煥然一新”等記載），但與過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許多開封猶太人便是從這時逐漸流散各地，近年來，遠在云南和臺灣都找到了零星的猶太后裔。而對于猶太教義的理解，開封猶太人此時已經日漸渾沌。這從清初耶穌會士在和開封猶太人接觸之后寫往教廷的通信中可以看得頗為明白。

　　到了清朝末年，連年動亂，開封地處中原必是首當其沖。這時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持續教務，而是怎樣求生存了。到了后期，散居在猶太教堂附近的貧苦猶太人甚至將教堂的屋瓦和表層地皮出售度日。

　　一八五零年，開封猶太人最后一位“拉比”去世；跟著，“脫拉”再接二連三地售與外人；到一九一四年，開封猶太教堂地產悉數賣給當地的安利甘教會。拉比的去世、“脫拉”的流失，教堂的出售，作為猶太宗教的有形代表：神文、神職和神所都已不復存在。從這時起，開封可以大體上說：只有猶太人，而無猶太教。

　　本世紀初，當上海的猶太社區知道開封猶太人的悲慘狀況，曾組織“中國猶太人救援會”。實際上，此時上海的猶太社區，基本上是由來自中東的猶太人組成，與開封猶太人并無近期淵源。他們寫信叫開封猶太人派遣適當人選到上海來學習教義，并籌措資金以幫助他們的生活。另外還致函倫敦的猶太人委員會，希望得到幫助。至為遺憾的是，當時正值俄國政治局勢惡化，特別是“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俄國猶太人逃亡到歐洲各地，委員會已經是財務捉襟見肘，無暇他顧。上海猶太社區的呼吁未能得到積極的回應。

　　但從本世紀初，上海“中國猶太人救援會”一直十分關切開封猶太人的處境，認為解救開封猶太人至關重要，并把到上海來的幾個開封猶太人安排在滬就業。可是到三十年代初，上海猶太人組織發現，此時的開封猶太社區的宗教生活已根本不復存在。

　　中國政權在一九四九年易手的前后，上海的猶太人大多離境，遷居到以色列或是美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投奔到上海的個別開封猶太人只好回到祖居之地開封。

　　實際上到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在開封仍有幾百名猶太人居住在原開封猶太教堂附近的猶太聚居區。饒有興味的是，一九五二年，一位艾姓猶太人曾代表開封市的猶太人到剛剛建立政權僅三年的北京參加“全國少數民族代表大會”，還與新政權的首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握手致意。或許當時離被承認為一個單獨的少數民族只有一步之遙，但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在新政權下，一切要求整齊劃一，開封猶太人僅存的一點點民族特征也就喪失殆盡。當然，也有堅持其猶太身份的人，他們在當時通行的戶口簿上“民族”一欄上仍然填寫“猶太”，不過僅此而已。

　　所幸的是自五十年代起，開封猶太人數量太少，而且日漸萎縮，他們并沒有受到以猶太教為由的歧視。開封的部份猶太人在這幾十年間也有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大都是與漢人同樣的遭遇，如成份劃為“資本家”，在反右運動中定為“右派”，在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務”等等。隨著政治的反復，他們同樣受到“平反”、“昭雪”和補發工資的安撫。而如果受到青睞，也是由于政治上與政府靠攏，而絕不是象其它一些少數民族人士由于民族背景而得到象征性的地位。開封猶太人中有多位參加了共產黨，有的還在政府部門工作。

　　當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爛污拆得最為荒唐，各個宗教團體都在一起“活動”，不要說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歸在一起討論文件，就是道士和和尚都是分在同組學習社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到五臺山進香，顯通寺后院打坐的和尚還在抱怨前院的喇嘛做法事聲音太大。耐人尋味的倒是，中外歷史上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各派宗教，這時都不計前嫌，“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所以就猶太教本身作為宗教而言，由于規模過于微不足道，反而幸免于難。不過經此一劫，“文化革命”之后的開封猶太人更加搞不清楚自身的來歷。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文化革命”的動亂之后大學又開始招生時，曾有一位女學生因其回民的少數民族背景而被招進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一個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一位學者，才明白家庭的身世原來是自己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猶太。這也說明當一個少數民族身處于“主流”民族的團團包圍之中，如果喪失了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傳統，即便是象猶太這樣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頑強民族，也無法抗拒同化和融合的歸宿。

　　血濃于水的猶太親情始終在激勵著境外的猶太社團試圖幫助開封猶太人。不過“形勢比人強”，外部與內部的因素都不是作美的時機，這一廂情愿的單純愿望實現起來卻并不一定容易。前些年當我訪問斯坦福大學的時候，在兼職主持中國猶太研究所的丁愛伯教授家中作客，他對許多努力的無疾而終也只有抱一份無奈的惋惜之情。然而猶太組織能夠對“素昧平生”，幾百年，甚至可能一千多年前與之失去聯系的手足仍有如此的關懷，這不能不讓人感動。憑著這份關懷，你能感到一個失去祖國幾千年的民族的生存之道。

　　開封猶太人的聚落畢竟已經是歷史陳跡了。如果沒有奇跡的發生，即使開封猶太人殘存的后裔堅持其文化和宗教的傳統，也絕對很難避免式微的命運。然而從北宋年間算起，開封猶太人的聚落與猶太文化中心幾乎完全隔離，而且地處漢文化濃烈的中原地區，至今業已堅持千年之久，實際上開封的猶太人早就創造了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