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與語言密切相關，要進入女書的世界，離不開對江永方言的深入研究。黃雪貞曾深入江永縣20多個鄉鎮進行了為期5年的方言調查研究，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完成專著《江永方言研究》。這本專著是女書研究不可多得的參考材料。

　　江永土話與女書

　　《中國社會科學報》：黃老師，您曾深入江永縣進行方言調查，那么，在您看來，江永土話和女書有何種關系？

　　黃雪貞：江永縣是雙語區，當地人一般對外說西南官話，對內說江永土話。江永縣各鄉鎮通行的西南官話比較一致，但鄉鎮土話各不相同，一些鄉鎮土話比較特殊，語音差異較大，能通話的范圍比較小。

　　女字記錄的是當地土話，每個字符代表江永土話中若干意義不同而讀音相同的音節，有些字在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中讀作不同的音，在江永土話中都是同音字，可用同一個字符表示。

　　女書的吟誦和寫作都離不開江永土話。婦女們可根據每個女字所代表的音來吟唱女書，依據上下文理解其意義；寫作也一樣，根據所要表達的意思，用相應的女書字符寫出來，實際上是標明這個字符所代表的音節。許多女書傳人雖不識漢字，但只要下工夫記住每個女書字符所代表的音節，就可以閱讀或吟誦女書，甚至寫作。

　　目前已辨認出來、可靠的女書字符只有一千個左右，這比學習和掌握漢字容易得多。外界之所以很難深入女書的世界，是因為沒有掌握江永土話及其內在邏輯。

　　用占優勢的城關話吟唱女書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什么上江墟鎮的婦女要用城關話吟唱女書呢？

　　黃雪貞：江永縣村鎮之間的方言差別比較大。上江墟土話和城關土話雖能通話，但兩地語音在韻母與聲調方面也有差異。如城關土話是7個聲調，上江墟土話是5個聲調。有的韻母也不同，比如紅色的“紅”，城關念〔hai42〕，上江墟念〔hi42〕，差異不小。

　　通過多次實地調查與反復核對，我們發現，盡管女書流行于上江墟，但那里女書傳人吟唱女書時并不使用上江墟土話，而是使用或模仿城關土話。縣城城關鎮是當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關土話在20多個鄉鎮中居優勢，用用她們的說法就是“上江墟話太土氣，城關話比上江墟話好聽”。我在調查時還發現，女書傳人在吟唱女書到動情之處時，會不自覺地帶出本鎮土話。我曾邀請上江墟地區一個土生土長、文化水平比較高、諳熟城關土話的人，將女書傳人吟唱的《祝英臺》逐字逐句地用漢字進行譯錄，再與城關土話和上江墟土話的語音系統反復核對，發現女書傳人有時將一個女書字符唱成三種不同的音。比如該作品中的“衣”字，在三個不同的片段中被女書傳人分別唱成﹝?諂44﹞、﹝O44﹞與﹝i44﹞。其中，﹝?諂44﹞是城關土話的發音，﹝O44﹞是上江墟土話的發音，而﹝i44﹞是西南官話的發音。如果我們對當地方言音系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從語言學的高度對女書進行的解析會更清楚，也會有新收獲。

　　深入了解女書需摸透當地語言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研究者認為“女字是瑤族文字”的觀點，您怎么看？

　　黃雪貞：從古音韻的角度看，江永城關土話的聲母、韻母、聲調與漢語的演變是一致的，只是其韻母變化相對復雜一些。另外，根據對江永土話語音系統、詞匯、語法的調查資料以及與現代漢語的比較證明，江永城關土話是漢語方言，而非少數民族語言。這一點也曾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瑤語研究專家的確認。

　　江永縣有瑤族，我曾經到當地瑤寨考察。聽瑤族婦女唱瑤歌，也曾和她們交流。她們對我說，她們會四種話——官話、土話、瑤話和普通話。我問她們：“你們覺得你們說的瑤話和土話一樣嗎？”她們都回答說：“當然不一樣。”我不認可“把江永土話當成瑤語”的判斷。把女書文字認定為瑤族文字是不科學的。因為過去的女書傳人不會說瑤語，女字又怎么可能是瑤族文字呢？

　　《中國社會科學報》：女書研究應如何深入？

　　黃雪貞：要深入了解女書及其內在規律等問題，一定要摸透當地語言特點，掌握其聲調韻調演變規律及其詞匯、語法特點。此外，還應了解當地土話與官話、普通話的關系，掌握各鄉鎮土話的特點。

　　掌握一種方言的語音規律并非易事，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得沉下心，認真做記音工作，要反復核對、比較，結論還要經得住社會和被調查者的檢驗。記得我第一次去江永調查時，既是“聾子”又是“啞巴”，聽不懂也不會說。在與當地群眾不斷的溝通中，我慢慢掌握了當地土話的一些語音規律，也能進行簡單對話。總之，方言研究是一件比較艱苦的工作，做方言研究要有耐心、恒心。女書研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