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著名哲學家、思想家荀子像
荀子，發展了先秦的儒家學說，使之從不切實踐的形態走了出來。荀子，是儒家的發展，法家的開拓，開創秦朝以法治國的先聲。漢以后的“獨尊”的儒學，實質是荀學。如此說荀子既是法家的鼻祖，又在儒家中獨樹一幟，在中國的政治歷史實踐中影響深遠，如何從根本精神上理解荀學的意旨，確定其思想類型及價值？這是本文關注的中心問題。
一、荀子繼承《大學》《中庸》和稷下道家的思路
本文采用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的看法，認為以孟子、荀子為轉折，儒家從極端的倫常主義轉向突出個人(個人的知性和德性)；從重君權到民本主義；從儒家僅關注外界向關注人的心理。
《大學》《中庸》二書的要點：(一)、方法。大學說“大學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之”之道“博學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但行的范圍，是限于“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第也，朋友之交也。”與《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略相同。(二)、個人之注重。把修身作為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這個身，就是個人，是一切倫理的中心。《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修身就是個人的修化，因此可知知性的個人地位的重要；(三)、心理的研究。儒家到了《大學》《中庸》的時代，已從外務的儒學進入內觀的儒學，最早期儒學只注重實際的倫理和政治，注重禮樂儀節，不講究心理的內觀。《大學》重心理學說，體現在已分別了心與意。心與意不同，心有所在便是意。《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箸其善。人之觀己，如見其肺腑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可見，到了《大學》儒學已演變為“內觀的儒學”。《大學》論正心，更是對心理的微妙的剖析。“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心。”《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其中的正、中、和已有了節制、適中的思想。
從以上可以看出，《大學》《中庸》無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還是個人心理的研究。都是圍繞著修身這個中心點，在個人心理、方法上展開。因此可說《大學》《中庸》關注中心在求知上。
稷下道家屬黃老之學。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稱，黃老之學“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無”即道，指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律。人事當奉此道為根本原則，做到“因循為用”，適應自然規律。如此，內可以養身，使形神相和，身體健康，外可以治國，使君臣相和，以“無為”的手段實現“無不為”的目標。可代表黃老之學基本精神的是，《管子》的《心術》上下、《白心》、《內業》四文。這四文的基本內容：一是道的觀念，二是虛靜的觀念。前者旨在為養身和治國確定一個理論根據，后者旨在為養身和治國確定基本原則，都是鮮明的求知方法的探索。
稷下道家，取老子關于道的宇宙論的意義，認為道是萬物的本原及其運行規律，所謂“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白心》“說天之道，虛其無形”“地之道靜”。顯然，道是宇宙本原及運行規律。由此可見，稷下道家的心思重在外物及其運行規律。這都屬知識形態的學問。
稷下道家依據道的規律義，把虛靜確定為養身的根本方法。老子首倡虛靜，提出“致虛級，守靜篤”，主張化解物欲執為心，使心靈虛靜空明，無執無為。這一方面是成圣的工夫，追求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從生理和心理層面理解為養身之方，為學之方。稷下道家極重視老子虛靜以為學這層含義，主張虛靜，使心“無藏”“無求”“無設”“無慮”“無為”。不為憂樂喜怒欲利所困。否則，心不能虛靜則躁，躁則失去精氣。失去生命思想的依據。“氣通則生，生乃思，思乃知”。以虛靜養精神，則“四肢堅固，耳目聰明”身體健康了，認識能力也強了。由此可見，稷下道家是以虛靜的方法，養人心神、生命，旨在培養一種優良的求知狀態。
人們長說，老子之學為“帝王之術”。嚴格講，老子之學只是演化為黃老之才具有了這樣的實踐功能。“心術上”強調君主把虛靜作為行為的準則，“虛者無藏”，無藏則“無形”，君主心無成見，無主觀好惡，亦不輕易表達自己的好惡，深藏不露，猶可以虛控實，譴御臣下。“心術者，無為而治也”(《心術下》)虛靜之道，成了君主無為而無不為的治國之術。《心術上》又把治國工具具體列為“義”“禮”“法”。義，是“各處其義”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個守其職；禮，是使“貴賤有等，親疏有體”，把君臣、父子等人倫關系制度化。法以“殺戮禁誅”使“簡物大小一道”，以強制手段把人們的行為統一起來。這些治國具體方法的論述，都是探求國家社會的現實問題，屬知識形態的學問。
由以上可知，《大學》《中庸》和稷下道家都貫穿著一種鮮明的知性精神，把認知現象、社會現象作為反思對象。荀子繼承《大學》《中庸》的儒家傳統和稷下道下知性的思維方式，以人性論為理論基石，在認知心理、認知本身的探討中，以“正名”學說的知識論方式論證社會倫理規范體系。這使荀子在儒家中很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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