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劇烈動蕩的年代，那個年代禮崩樂壞，有識之士紛紛起而著書立說，提出自己的治國之道。一時百家爭鳴，誠如莊子所言"天下大亂，圣賢不明，道德不一。"隱藏在這一現象背后的是社會構成對比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各諸侯、新興勢力崛起，其內外矛盾在不同程度上激化，傳統士大夫階層利益受到威脅。社會動蕩使得禮治、德治、法治成為學術爭論的焦點之一，而名家思想就產生于這樣的背景之下。
名家思想淵源主要有二，一為儒家，一為墨家。此外，先秦時期的法家和道家也對名學的產生有所影響。早期法家如子產等人的實踐是名家思想產生的先決條件。他們順應歷史潮流，紛紛在各國制定并公布新的成文法，從實踐上影響了名家的學術思想。而道家特別是莊子主張的"無名"、"非辯"，也從反面為名家思想的形成發展提供了材料。
名是名稱名稱是指物而有。如果物代表一種實體的概念則對名稱的探討則為一種分析概念的認識論課題。在先秦哲學思想的探討中對于"物"的意涵研究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指倫理的及政治的其二是指形上的與邏輯的。對于前者從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道家的老莊法家的所有人物都有其不同的主張其中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實的定義各有不同有從道德上著眼有從職分上著眼有從能力上著眼也有從感官所及的事物上著眼；但其大要皆不脫以此辨析作為其學說主張在方法學上的出發點所謂"正名"思想的廣義解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如果要談到純粹的方法學研究或專門從事概念分析試圖建立思維法則的共通原理那就非狹義所謂"名家"莫屬了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正就是以這種邏輯及形上學的命題之研究為其理論興趣發展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學派。簡言之惠施的名辨思想較具形上學特色其著名的"歷物十事"涉及探討萬物的本質與關系宇宙與空間大小與同異相對與絕對等問題反映出純智性的思想體系。公孫龍子的名辯思想相對而言更著重于認識論上經常探討的問題如認識能力的恰當應用認識作用的可能條件認識對象的詳細分析認識范圍的明確界定等使得他的學術思辨的純粹度要高于惠施而其成就也超過惠施遠甚。
基本上以概念本身的分析及思維結構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名家在傳統中國學術陣營里地位并不高其影響也十分有限即使如公孫龍子的邏輯探索及概念分析成就不下于西方早期的邏輯發展但終究未能在過于重視學為實用的中國思想史上獲得重視影響所及則為國人的概念性思維不能發展圖象式實用性及服務性的思想方式則主導中國人的思想習慣久久不能改變對于認識論的研究甚至純科學理論的發展都造成一定的阻礙未嘗不是一種可嘆的損失。
重要哲學家
公孫龍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最有名的辯論是"白馬非馬"的假說。一天，他牽一匹白馬出關被阻，公孫龍便以白馬非馬的命題與之辯論，守關的人辯不過他，公孫龍就牽著馬出關去了（或說，他還是不得出關）。公孫龍說，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于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
公孫龍的話大意是說："馬"指的是馬的形態，"白馬"指的是馬的顏色，而形態不等于顏色，所以白馬不是馬。
這在邏輯學上是一個典型的偷換概念的例子。他把"白馬"和"馬"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用在了一個問題里來進行論證，并作為同等意義上的概念來分析。在哲學上，這是把事物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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