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欣將鏡頭對準了農民工群體，記錄并思考大時代下農民工及農二代的命運和未來

《歸途列車》海報中小女孩倔強而迷茫的眼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范立欣，1977年出生于湖北武漢，畢業于華中理工大學，從1998年起先后在武漢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任新聞記者，2006年移民加拿大。2006年，范立欣在中國協助拍攝紀錄片《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隨后花三年時間完成《歸途列車》，獲得多項國內外紀錄片獎。

高瘦清秀，書香門第，體制內從業經歷，持加拿大綠卡，林林總總，說范立欣這個人“高富帥”不為過，他卻笑著擺手，自己還在到處找錢拍片呢，拍紀錄片的，哪里有什么錢。

2009年，因為導演的《歸途列車》獲得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紀錄長片獎，范立欣在海內外紀錄片圈內贏得聲譽。海外載譽歸來后，這部關注農民工家庭的紀錄片，在范立欣的努力下，2012年居然攻下了18個城市的院線，獲得了紀錄片寶貴的公映機會。最近，他又開始籌拍關于二代農民工落腳城市的題材。從《歸途列車》到農二代，一以貫之的是他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對大時代中個體命運的思考。

春運與農民工 人性是全世界共通的

新京報：你是如何想到要拍攝以春運為主題的紀錄片的？

范立欣：和以前的新聞從業經歷相關，自然就更容易關注弱勢群體。2004年2月，我剛到CCTV工作，有一天晚上整理帶子看見幾組鏡頭，第一組是火車站，幾個人背著大包小包在走路，第二組是火車開出，一片綠色的田野。第三組是一片林海雪原，太陽正在落下。當時是深夜，我關著燈對著屏幕，心想，這個國家真大，這么多人，為了一個目的，在同一個時間，拼命想要回家。有人看到的是林海雪原，有人看到的是綠色田野。

幾億人的生活，無數家庭對新年的期盼，都聯系在鐵路上，我是個雙魚座，感情比較細膩，覺得很震撼，哭了。

新京報：《歸途列車》成功的原因很多，如本土化思考，國際視野，你認為最重要的是什么？

范立欣：拍攝的三年我去過很多國際電影節和西方導演溝通，漸漸發現這個中國化的故事有很強的國際背景，這可能會導致它的國際市場更有潛力。很多觀眾認為這個紀錄片像為西方拍攝的，因為故事情節很強。但實際上，它是中國視角，加入了全球化的元素。任何一個好影片，都要觸及人性的層面。除了全球化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更能打動人的是親子關系。片中，父母忙，孩子叛逆，溝通少。西方觀眾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人性是全世界共通的。

新京報：你知道，一部紀錄片無法解決農民工的生存問題，你堅持拍了幾年，理由是什么？

范立欣：我想讓更多人了解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態、貢獻和疾苦。你看到個體被時代的車輪碾軋，并直觀地感到這是沒法停止的。拍《歸途列車》前我沒經歷過春運。我在剪接室里看到這一段，想哭——站在火車站天橋上往下看，成千上萬的人背著大包，他們曾經背井離鄉，為了夢想，要回家，而他們在城市落腳了嗎？也沒有啊。在這個人口最大的國家，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產生的陣痛是暫時的，但波及面很廣。雖然他們成了炮灰，但時代也是他們的，紀錄片就算不能解救他們，也應該給他們立個碑吧。

農二代落腳城市 80后90后關乎國家命運

新京報：《歸途列車》的主題是回家，而你近期開始在籌備的“農二代”題材，則是他們試圖在城里落腳。二者之間，有沒有內在聯系？

范立欣：內在聯系就是，兩代人對城市的夢想不同，第一代人，年齡在四五十歲，退休的年紀，夢想是去城里掙錢，養活家人，然后還是要回家，他們的未來在農村，暫時住在城市。《歸途列車》里的陳姐前段時間告訴我，她的眼睛看不見了，她只會車針，眼睛看不見就只能回家看孩子。他們沒有文化，只會賣苦力，賣不動就回農村。第二代人是80后90后，家鄉被城市化沖擊，土地漸漸變成上一代人的養老金，年輕人只能向城市求生，像《歸途列車》中的張琴，十多歲輟學出來打工，受過一點教育，但還是只能做艱苦和危險的工作，甚至更容易被誘惑。城市化對農村造成了普遍性的家庭問題，兩代人永遠沒法生活在一起。

新京報：什么讓你如此關注農二代的生存狀態，這似乎是一個正在進行和變化中的現象。

范立欣：張琴的命運讓我揪心，我看著她長大，她沒受過很多教育，鏡頭前，我清楚地看見她的叛逆，她對未來的理解，她的幼稚。好奇這個孩子的未來會怎樣。她代表的是80后90后，這群人的命運關乎國家的命運。總的說來，第二代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接觸互聯網，有一定法律意識。80后90后農民工的未來到底在哪里？現在我沒有一個明確的想法，但是，新一代的秩序可能會建立起來，他們活在底層，追求夢想的力量更強。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通過社會化媒體，有更多的維權行為。

新京報：前段時間《落腳城市》的作者桑德斯來北京，曾和你對談，你們是否在關注城鄉人口遷徙流動的話題上有很多一致看法？

范立欣：我和桑德斯以前就是朋友，《落腳城市》的部分中國調研是我幫他做的。遷移和歸屬感，應該是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環境里，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關于農二代的片子還在征集意見中，5月下旬去重慶選人物。重慶有個叫十八堤的貧民窟老城區，快要拆遷了，那里住著很多從農村來的一代和二代，那里雖然是個混居環境，很窮很破，但是個落腳的地方，人們生活，打工。他們從農村被拔地而起，空投到這個地方，會怎么和城市對接？剛能扎下一點根，馬上要搬遷，那時他們的未來又在哪里？我非常關注。

紀錄片一城一映 差異化產品綁定院線

新京報：國內紀錄片一直苦于無法上院線播放，你提出的一城一映模式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范立欣：一城一映就是紀錄片綁定一個城市的一家藝術影院，對忠實受眾長期放映。在國外很普遍，但國內紀錄片要上院線光發行成本就得200萬，很多片子都放不起。我嘗試著和MOMA合作，MOMA從去年7月開始，放了四個月，沒有花一分錢宣傳費，上座率卻有八九成。我覺得這個模式很好，想推廣到全國。我們請企放網在每個城市的觀影小組幫忙，通過他們找本地合適的影院經理去溝通，經理再和院線溝通。我拿著在MOMA的票房成績去打動他們，希望拿最小的廳，每周安排一場放映。影院也希望有差異化產品，我們又有廣電總局的龍標，就跳過了200萬的發行門檻，2個月內推了18個城市。我一個人，只帶著圣丹斯電影節1萬美元的發行基金，住快捷酒店，拖著拉桿箱，帶著兩大卷海報，一城一城地簽約，辦成了這件事。這是一個可供其他紀錄片借鑒的模式。

（記者 劉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