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流氓都在變老，但我還零星記得多年以前他們隱在書后歪嘴哂笑的樣子。

上世紀80年代后期，北京的小區里火柴盒似的樓房一座挨一座，全部是灰蒙蒙的，樓前的草坪是僅有的綠意。草坪上總有打羽毛球的半大孩子。從他們的角度仰頭看天，或許可以看見二樓陽臺上晾干的大花褲衩，還有我的涂著紫藥水的膝蓋。因為暑假總去游泳，腿曬得特別黑。那陣子作為一個17歲的好學生面對世情的全部挑戰，就是沉浸于《動物兇猛》的情節：“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們被關進了三間通廈的北房里，一個個被命令在地下蹲著面朝墻，不許說話。我們低著頭互相瞅著悄悄笑。有人放了一個屁，屋里響起一片低低的笑聲……我聽門口一個女民警惡聲惡氣地罵：臭德性！還涂口紅呢……”

“他們簡單搜查了我們的身上，然后讓我們解下鞋帶和褲腰帶，由兩個民兵把我們解往東風市場派出所。我們提著褲子趿著鞋，像一隊俘虜被押著穿過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駐步好奇地看我們……我哭了，一進民警辦公室，看見那個民警在擺弄一副锃亮的手銬就給哭了。我一哭，使那個民警很反感，說就你那樣兒還打算在王府井一帶稱王稱霸呢？去去，擤擤鼻涕走吧……”

它像中國版的《美國往事》。或者說，世界上的少年人都是同一族類。但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我們還在為穿不穿紫色的風衣而和父母爭執不休，還在為去不去紫竹院的英語角而猶豫不決，還在為唱卡朋特的《世界之巔》或者《世界末日》而偷笑與興奮，還半遮半掩地在英語口語的名義下，遞進社交，愉悅生活。我們的思想中被深刻地打上了精神的暗格。那些好與壞的秩序與生俱來，天經地義。在學校的報欄里常見一幅廣告畫：兩個男女青年側面重疊著，同時望著高于水平的前方，滿心的理想抱負。我們也常常被暗示著，其中一個人就是我，高傲、自負、幸運，有著無限的未來。

這樣看來，那些抽煙、打架、招惹女孩、四處游蕩的少年人無疑是一幫壞孩子，大逆不道，離經叛道，在我們所接受的教育里無處歸屬，出位、另類而荒唐。但是很奇怪的，青春的本能卻仿佛是有嗅覺的，可以準確地辨認出他們即是我們，我們也是他們。那些沒有雕飾過的青春，渾不正經又天真可愛。我們仿佛無意間找到一種顛覆規矩的活的依據。這種力量漫不經意又排山倒海，足可以悄無生息地把我們的暗格模糊和拆解。人仿佛能量充實，五臟六腑也變換了全新的格式，乃至重新創了世紀，四邊的參照系也逐漸地改觀了。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頑主》、《許爺》、《浮出海面》、《玩的就是心跳》是陸陸續續看的。我至今記得“許爺”在暗夜里，從高臺跳水板上直跳下來，摔死在水泥臺底下的聲響。也記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吳迪含情脈脈地對流氓方言說，“我還沒有愛上你……”

1988年和幾個朋友在西單電影院看電影《輪回》。男主演大概叫雷漢。我喜歡他那副打扮：大皮鞋底上有很厚的鋸齒，穿一條有很多口袋的軍綠褲子，大大咧咧地踢了踢路上的土塊，走路的時候肩膀晃得厲害，瞇著眼睛一副壞樣子。以致多年以后看到這類男性就認同為少年時代熟悉的伙伴。當時也喜歡女主演譚曉燕的白襯衫和牛仔裙，此后瘋狂地四處買了很多條。

王朔的世界似乎始終怪誕和離奇而在世人的想象之外。若干年后的上世紀90年代，王朔和葉大鷹合開“文化在中國”網站，請一些媒體人去幫忙，辦公室樓下就是藏庫酒吧。工作之余經常找朋友們去那里坐坐。那時王朔老師已一反戰斗風格，有了江山美人亦如何的松懈感和厭倦感。他當時得痛風，飯不能多吃。按他的話說：“我不能再胖了，再胖就真成一胖子了。”

那陣子“文化在中國”公司同仁及周邊文藝人士來來往往，有一個絕色杭州美女叫馬晴的，后來也不知去向了。還有一位名季景姝的美女精英，當時是網站的COO，據說后來去了澳大利亞。多年后我在某電視節目中還見過她。此外，還有一批江湖寫手和畫家、演員出沒。這對我們來說更如一群鳥一樣是不確定群體，也有一些民間英雄——總之說好聽了就是法國的左岸，說不好聽就是烏合之眾——經常聚合一起神游仙飲。王、葉自然是山大王，樂不可支。

有一次，不知是誰倡導大家每個人說一段戀愛故事。有一個女孩說愛上一個大她20歲的男人又追隨他出國的驚心動魄種種，另有隱私床事若干。眾人聽了柔腸百轉。王朔老師光著眼睛道：“是啊，又怎么了？”馬上就要暴粗口罵人的樣子。他的喜怒哀樂如乒乓球打在凸凹不平的墻上一般角度不確定地亂飛。跟他對話似乎不需要積學也不需要生活經驗，甚至不需要超凡脫俗或異類，他不缺這個，他什么都不缺。他只需要有趣，以及摻于它們其中的正常態。

在這些談話之余大家也大談文學藝術，且偶有精辟之語。我記得王朔老師曾說，“男性寫東西，往大了寫，因為世界是無限的；女性寫東西，往細微處寫，無限小也是無限的，所以容易寫進去出不來。”他也說過，“讀者和作者之間永遠存在著誤會，那就讓他們誤會著吧。”“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也永遠存在著誤會。現實生活永遠比想象豐富得多。”

他當時就很喜歡茨威格。《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都是他常常說起的。有一次，他還把一套茨威格的書拿到公司，以換走我的一套1987版的淡綠皮的人民文學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他說他喜歡出風頭。按他的話說，“在舞臺上聚光燈越亮，哥們兒越精神。你們挨罵，被說兩句就急了，我一點不急，我高興。”——他的文學觀和世界觀似乎永遠把自我和世界隔絕開來。我是我，世界是世界。我偶爾進犯世界，而世界無奈我何。

記得王朔老師說過，看一個女孩有沒有趣，得看她是不是接得上你的話。你罵她兩句她就臉通紅沒詞了，就很沒勁了。但是他對于女性說話顯然是有殺傷力的。有一次幾個人說起一個女作家，我們都說她“勁兒勁兒的”。王朔笑道，“嗨，反正就是自個兒寵著自個兒唄。”但是，他很快解釋了他的戰斗原則：“我從來是一個人對一幫人，不對一個人。”下作的人和事，他似乎是很不屑的。他帶著某種優越感稱那些瞧不上眼的人：“一定是從小兒受苦來的。”

他當然是自負的。他身上還保留著部隊大院那幫人的姿態，站立的時候很直，不松松垮垮，但走起路來很浪蕩，似乎總有一種天生的傲慢。那陣子一次筆會，一批作家去云南采風，啟程時在首都機場，他拖著一個行李，手上一樣東西沒有，而且到得比其他人都早。因為飛往昆明的飛機起伏顛簸得厲害。林白平常就暈車，臉色蒼白，一言不發。王朔老師回頭嚴肅道，“以后去哪兒，都得買國航的飛機！”后來他寫文章描述這次顛簸叫作“好像被人放了一遍風箏”。那次在云南大家玩瘋了。他被一個叫作菊花的旅游局女局長陪著。那天他喝多了。由當地的兩個人架著，一步一趨，結果在路邊當眾解扣撒尿。

他說他喜歡70年代以前的人，那時候的人“都茁壯和漂亮”。盡管新世紀的青年人說起王朔這個名字，似乎跟說起崔健和金斯堡一樣時髦。但是他的精神似乎一直活在改革開放初期，并沒有與時俱進。

十幾年前王、葉兩位就已感慨自己老了。當時我寫過一篇《北京斷章》中有許多童年的北京記憶。“怎么連徐虹這么大的孩子都開始回憶了！”他們很驚詫，我則笑不可抑。

直到新世紀的這些年，世界似乎以“鳥巢”為北京的地標了。但是中國人還是認老祖宗留下來的天安門。如果以天安門為圓心，北京的建筑交通結構，正像一塊巨石落水后的漣漪，慢慢地向四邊拓展。時隔20多年，但我仍記得那次看完電影《輪回》后，朋友們居然爬上一座大商場的樓頂。風很大，只有綠漆剝落的簡陋圍欄。我們瘋跑著一面一面看下去，看到了蒸蒸日上的大工地。這座城市剛剛形成發展的態勢，如一只猛獸瘋狂之前的靜默。風不知道朝哪個方向吹，我們頭發紛亂，風衣幾乎被整個掀起來。現在回想起來，那些笑聲很有些凄厲的意味……時間迅速地往前走了。

現在，我們也逐漸老成，體面，安穩，那些書中的頑劣少年和他們的締造者以及為他們所著迷的當時的年輕人，正在慢慢老去。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