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來說，畢飛宇的名字，可能不是那么耳熟能詳，但若說起由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以及由徐帆主演的電視連續劇《青衣》，無論是《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的“歌舞皇后”小金寶，還是《青衣》中“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筱艷秋，應該都不陌生。這些大銀幕、小熒屏上的生動鮮活的人物，都是出自這位被譽為“寫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畢飛宇的筆下。

繼2005年推出首部長篇小說 《平原》之后，畢飛宇的第二部長篇、《推拿》將筆鋒首度轉向了盲人群體，描繪了一群盲人推拿師的獨特生活。這部小說在去年獲得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近日，畢飛宇入選星尚大典“星尚文學先鋒人物”，并來到上海領取了屬于他的這份榮譽，在做客星尚頻道《今晚我們讀書》。節目后，畢飛宇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和我們分享了小說《推拿》背后的精彩故事。

黑暗里的“亮”色

這或許是畢飛宇寫作生涯迄今為止，最有“溫度”、“亮色”的一部作品，盡管封面上寫著“一個從未在陽光下呈獻過的故事”，封面主體是黑色，而主角也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一群盲人——這就是獲得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推拿》。雖然外界對于《推拿》結構褒貶不一，但是畢飛宇卻認為，這是他所有作品中結構最好的一部，“盲人的生活有著強烈的特點，就是‘瑣碎’，如果把整個內容串成一條線，我找來找去找到了一個 ‘性格’，那就是書中的‘王大夫’。書里面沒有主角，雖然對于小說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大忌，但是我想要的就是這樣的平等。 ”

《推拿》自2008年問世至今，尤其是在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不少人都會問畢飛宇同樣一個問題：你是在哪里體驗的生活，如此貼近一個“黑暗的世界”？畢飛宇笑言：“體驗生活這個詞用在我身上很可笑，好像一個寫書的人必須體驗生活才能寫。其實我想告訴大家，一個小說家體驗生活是沒用的，一個小說家，他的力量來自于日常生活。”他坦言，自己跟盲人之間構成的關系，并不是他去尋找、窺視、打量、挖掘的。“我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校當老師，這所學校是專門培養殘疾人學校的師資力量的。等我到了推拿房，與他們交流，他們說‘我們知道你，我們的哪個老師是你的學生’。”這是畢飛宇與盲人推拿師之間的淵源，“我們構成了一個日常的關系。雖然我帶的學生中沒有盲人，但是身為老師，我有一個重要工作要做，就是要帶著學生去見習，所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就開始和盲人打交道”。

創作《推拿》的動機也是源于和盲人推拿師交往中的一件小事。 “一位盲人按摩師請我吃宵夜，我先下樓去等他，當時外面的路燈壞了，我本能地要扶著樓梯下去，但是看到下面無邊的漆黑，我發現自己的腳就是踩不下去，這時候那位按摩師的女朋友 （同樣是盲人）走到我身邊，帶著我走，一下子就到了地面上，她說‘畢老師，這次你可不如我了’。 ”回憶那時的場景，畢飛宇說：“那個剎那，第一扇門被打開了，也是最重要的一扇門，我想寫這個群體。 ”

好小說是“等”來的

在畢飛宇以往作品中，多以女性為主角來展開情節，如《青衣》中的青衣演員筱艷秋，《玉米》中的玉米、玉秧、玉秀三姐妹，畢飛宇也因此被評論界譽為 “寫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然而，畢飛宇卻并不認為女性題材能夠概括自己的寫作生涯，而《推拿》也并不意味著“轉型”到盲人題材成為終點。 “前些年‘讀’的是女性，而《推拿》‘讀’的是盲人。我寫作的動機，永遠是‘人’。人、人性、內心、處境、關系、命運等等是我最感興趣的幾個命題。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總得有年齡和性格，所以這次的《推拿》以盲人為切入點，來刻畫一個具象的人。 ”

雖然從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和盲人打交道，但畢飛宇創作《推拿》并非有意為之。“最早我并沒有想寫這部小說，當時只是想把這個題材推薦給一位法國導演拍攝紀錄片。”那時正好他的肩膀扭傷，需要接受推拿治療，“不是為了寫小說而去做推拿。如果是那樣，我就是懷著文學目的去的，是一種體驗生活，而我是去治療肩膀的，是一種生活目的。文學目的是很可疑的，但是生活目的是很珍貴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對他們有了一點一滴的了解”。畢飛宇和盲人推拿師們非常熟悉，“熟悉到我有‘兒子’、有‘女兒’、有‘女婿’、有‘兄弟’，我去了之后，他們對我的稱呼很古怪，畢老師、爸爸、大哥……叫什么的都有”。盡管和盲人推拿師“關系特別好”，但畢飛宇說，書中寫到的場景，并非自己的真實經歷。 “小說一定是虛構的，我永遠不會用寫新聞的方法去寫小說。書中寫到的推拿場景，并不是真實的。同樣，小說的本質是虛構，而來源是想象和理解，即使我不寫小說，我也會坐在那兒天馬行空地想象。作家不缺乏想象的時候，寫作的訣竅其實是‘等’。冰心老人曾對鐵凝說過，好的婚姻和愛情不是‘找’來的，而是‘等’來的。好的小說，也是等來的。 ”

相信文學的生命力

《推拿》，讓他登上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領獎臺，對于這次入選 “星尚文學先鋒人物”，他同樣重視，親自來上海領獎。問他如何看待這個與時尚甚至是娛樂更沾邊的獎項，畢飛宇笑言：“一個跟文化相關的獎，無論是什么獎，沒有詩人和小說家出席，都是不可以的。有了詩人和小說家的聲音，也和上海兼容并包的大舞臺相匹配。 ”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獎項就是一切。 “現在的光環都是不實之辭。作為小說家，如果哪天意識到自己有光環，那么小說家的身份也就徹底‘完蛋’了。小說家最大的生命力，便來源于其普通人的身份。頭上有光環，腳下就沒地。 ”

眼見年輕的孩子們為了明星的一舉一動而歡呼雀躍，畢飛宇對于“人氣”則看得很淡。讓他擔憂的，是國人不愿讀書、不愛讀書。“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孩子們看了我們的書，永遠不會尖叫。小說家對于人生有比較深刻的了解，因此應該給任何人以成長的空間和機會。說起成長，很多人都容易誤解，總覺得是孩子的事情。但其實直到九十歲，我們都應該對自己的內心提出要求，那就是成長。在我看來，不愛讀書并不是因為追星或者媒體的誘導，真正阻礙國人讀書的，是教育體制和升學模式的問題。我曾經在愛荷華大學演講，臺下幾乎沒有中國人，中國孩子表示‘沒興趣’，但外國孩子卻很喜歡。教育資源匱乏、惡性競爭砍了第二刀，而飛速發展的時代是第三個原因。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著巨大的代價。慢下來，時代才能夠積淀。 ”

與光環、人氣相比，畢飛宇更希望自己的作品擁有生命力。他說：“我是一個自負的小說家，而這種自負來源于對作品生命力的相信。去年三月，我獲得亞洲文學獎時，有記者問我最大的喜悅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十年前的作品到現在還活著’。李白之所以那么了不起，因為所有孩子在學說話的時候父母都會教‘床前明月光’。只要漢語在，李白就在。就算是沒有文化的母親，也會教孩子‘床前明月光’——活著的文學，力量之大是很恐怖的。 ”

不過，畢飛宇卻并不希望任何一個孩子去寫小說。“我不鼓勵孩子們去寫小說。一個民族在一百年里有十個作家誕生就夠了，并不需要那么多作家。此外，文學創作不僅沒有光環激勵，且不能養家糊口，寫小說并不好玩。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堅信一點：文學的種子會在某些人心中堅定生根，無論外界環境怎樣。 ”問畢飛宇是否自認是當下一百年里的“十分之一”？他自嘲道：“一百年后，別人對我的評價可能只是：這個人是來打‘醬油’的。 ”（實習生 李憶南 記者姜小玲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