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第一次去作家查建英北京的寓所拜訪，談的是熱銷的人文訪談錄《八十年代》。她訪問的，都是“文化熱”中的“現象級”人物。離開查家后，我向同伴感慨的第一句話就是，查建英比我想象的漂亮。

查建英是一個有生氣的寫作者和有豪氣的談話者。其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叢林下的冰河》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1984年，她拿著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的英語碩士學位轉投哥倫比亞大學，在夏志清先生門下攻讀比較文學。

通過了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口試，查建英領了筆獎學金，說是要回中國研究“美國的‘越戰’小說和中國的‘文革’小說”。臨別前，時任哥大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的薩義德教授疑惑地問：“你是不是還會真的回到我們這兒？”果不其然，查建英最后沒有寫出博士論文，因為她自認為不適合做一個站在講壇上的大學教師，“與其做一個特別糟糕的學者，不如做一點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寫作是一個個體戶嘛，我對固定的單位也有一種排斥。”查建英沒像研究自然辯證法的父親查汝強那樣走上治學之路，她選擇了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寫作。“不甘心只用一個海外華人的方式來寫作，我得試試英文。”查建英用英文撰寫的第一篇文章就被美國媒體刊發，這引起了獨立出版商的注意。1995年，“第一本比較成熟的”非小說類英文著作《中國波普》（China Pop）出版，查建英借鑒“新新聞主義”的寫法，描述和分析中國市場化浪潮沖擊下的社會與文化轉型，以及身處其中的文藝人和知識分子的種種面相。該書被不少美國大學作為中國文化課程教材。

高個子、被朋友形容為“男氣”的查建英閑不住，旅居紐約、芝加哥、休斯敦之后，她一家三口于2000年前后搬到香港住了兩年，此間一直用中文為香港媒體介紹北京，用英文向歐美介紹中國。

通過為《讀書》、《萬象》等刊物撰文而實現某種程度的“文字還鄉”后，查建英還希望有更多的“在場感”，于是2003年帶著古根漢姆寫作基金重返中國，每年在紐約和北京各住半年。住回北京，也是為了便于收集《中國波普》續集的資料。

她堅持讓女兒Siri上了幾年中文學校，為了能夠讓她“明白這個世界上不單只有美國那樣一種國度和文化”。

查建英寫過作家王蒙，標題是《國家公仆》，是《紐約客》雜志去年11月一期的封面頭條。她和王蒙是忘年交，所以前年夏天中國作協就王蒙的新疆題材作品舉辦采風和研討時，她受邀全程參加——這是她第一次參加中國作協的活動。但是，這份私誼并沒有阻止查建英對王蒙復雜性和豐富性的深入探討，她追問“中國最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改革者還是一位辯護士？”

《國家公仆》發表并瘋傳于中文網絡后，王蒙未置一詞，繼續和查建英一起去上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

迄今為止，珍視隱私的查建英未開通博客，為“潛水”用而注冊的微博賬號也早忘了。她堅定地認為，自己更適合對談、談話而非演講。參與“鏘鏘三人行”，在她看來，是她目前能找到的獲得“在場感”的最合宜方式之一。

熒屏之外，“吃飯”是查建英生活中的一個高頻率詞。“我本來就是一個好吃之徒，所以好飯局、好飯館是不太容易拒絕的。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信息源，你在飯桌上就能聽到各種各樣的消息，包括人們對這些消息的態度。”

12月中旬，我再次拜訪查建英，深感放棄專業學術研究的她通過寫作取得了應有的成就，堪稱殊途同歸。（張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