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老縣城村與群眾一起打菜籽　　

　　作為讀書報獨家策劃采寫的系列報道，“作家掛職記”6月8日首期推出韓少功、張煒、關仁山三位的訪談之后，反響甚好。本期再推出葉廣芩、阿來兩位的掛職與“行走”經歷，以饗讀者。

　　葉廣芩：最珍惜“榮譽村民”稱號

　　葉廣芩有很多頭銜，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陜西省作協副主席……可是她最珍惜的，是周至縣老縣城村的鄉親們給她授予的“榮譽村民”稱號。

　　離開周至多年，老縣城人只要知道葉廣芩回來，就會做個條幅掛在大城門上：“廣芩，回家咧!”

　　她每次看到都是熱淚盈眶。

　　逢年過節，鄉親們會記得給葉廣芩送來山里的木耳、香菇，還有發面饅頭。她覺得擁有這種感情，真是幸福。老百姓喜歡她，她也離不開鄉親們。

　　48歲才開始正式寫小說的葉廣芩，起步算不得早。最初的寫作動機很簡單，就是證明給人看。那時她還在醫院當護士，沒有機會寫作，也沒有這個意識。有一個病號，躺在病床上看雜志，看得涕淚交流。葉廣芩拿來一看，說：我也能寫。“我就是想證明自己也能寫，沒有其他的想法。”遺憾的是病人沒等她寫完就去世了，而葉廣芩也就此打住。

　　可是就憑這篇小說，葉廣芩進了報社，又進了文聯，寫出了《夢里何曾到謝橋》、《全家福》。照此，葉廣芩的家族題材也能寫得風生水起。可是她又有些不甘心。她總是想：這些等你成了老太太走不動的時候還能寫，趁還能跑得動，應該多去接觸些基層的東西。

　　佛坪縣是國家自然保護區，有大熊貓保護基地，一些研究大熊貓的學者，都是大學生畢業后來到深山老林，一待就是幾十年。沒有沉下來的心境，沒有對事業的熱愛是做不來的，葉廣芩想寫寫他們。就這樣，給組織部和宣傳部打個報告，2000年，葉廣芩到了周至縣，成了周至縣委副書記，深入到老縣城村。

　　老縣城今天還存留著九戶人家，它是道光年在深山老林里建的縣城，現在都成了遺址。

　　回憶起剛到基層的時候，葉廣芩自恃是個文化人，感覺很是良好。待一段時間后，就張不開嘴了，因為你不知來者為誰。有時候遇見一個老農民，聊著聊著，發現他還在研究甲骨文;再碰到一個老農民，是研究哲學的，兩個山村老者用古體詩唱和——“民間真是藏龍臥虎啊!”她感慨道。

　　關中農村禮節很重，村民們見了葉廣芩，總是停住，恭敬地叫一聲“書記”。一開始的時候葉廣芩以為他們找自己有事，后來才知道，這是禮貌。再往后她見了他們，認識不認識的都主動打招呼。葉廣芩與老鄉們在一塊混，在地里戴著草帽揮汗如雨地幫著收麥子，收工的時候，心安理得地去老鄉家里吃一頓飯;跟著保護區巡護員一塊巡山……到現在為止，上到保護區魯班寨最高峰的女同志是葉廣芩。

　　她所做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大多并不為人所知。有一次，山里開進來一輛大轎車，透過玻璃能看到車里的人用驚奇的眼光欣喜地打量著外面。葉廣芩跑過去，跟在車后飛起的塵土里喊：“站住!站住!”車停下來了，說是背包探險的，要穿越秦嶺。葉廣芩堅決地說不行!這里是大熊貓中心區，現在正是大熊貓發情的季節……他們就問：你是干什么的?葉廣芩說：“我是山神爺!”

　　掛職期間，葉廣芩的創作題材由家族小說轉向生態小說，開始更多地關注生態和動物保護，創作出《老縣城》、《老虎大福》、《黑魚千歲》、《青木川》等等作品。她成了老縣城的一張名片，成了周至彌猴桃的形象代言人。她說，農民的感情是不摻假的，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時，村里的文化人集合起來在竹林里給葉廣芩開作品研討會。“我第一次參加農民開的研討會，這邊開會，那邊婦女搟扁扁面，在竹林里說著文學吃著面，熱火朝天的。”擁有這些人生的經歷，葉廣芩覺得是自己的福氣，作品不作品在其次，難得的是這種理解和溝通。 “這是一種養分，掛職下去是體驗生活，對作家是太好的施肥培土。”

　　多年來在西安的生活，葉廣芩完全說得一口地道的陜西話。葉廣芩說，和鄉親們接觸時間長了以后，你會覺得，老百姓的智慧遠遠超過你，無論是生活，還是對世界的一些看法，他有他的角度，不能說誰的水平高，只是角度不同。她從他們那里學到了寬厚、善良和細致，不再是以前大而化之的，純粹的城里人的眼光看農村。

　　有人對葉廣芩說，陜西不缺寫農村題材的作家，有賈平凹有陳忠實，你能寫得過他們嗎?葉廣芩想：他們是農村這塊土地浸泡出來的，是背靠。我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是面對，從語言到角度都是不一樣的，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挑戰。比如《青木川》的敘事語言跳出陜西的范疇，用城里的語言講述鄉村故事，也是一種嘗試。葉廣芩說，掛職的經歷使自己的寫作有了靈動性。《采桑子》是掛職前和其間寫的，《狀元媒》是掛職后寫的，人生境界不一樣，視野不一樣，第二部比第一部對人生的感悟更透徹，達到了一種通達的境界。創作話劇《全家福》時，葉廣芩在樓觀臺住了很長時間，這是一部非常“入世”的戲，從1949年一直寫到改革開放，樓觀臺是老子講《道德經》的地方，回顧當時寫作的經歷，她仍然覺得很微妙。

　　因為葉廣芩的作品《老縣城》， 過去安靜的老縣城變得熱鬧起來了。“我再到老縣城，看到這偏僻的小山村蓋了很多奇怪的建筑，外面來的人對這塊地方并不珍惜，拍戲想用什么景就用什么景。很多老鄉們我見了不認識了——穿上了戲服。他們告訴我說拍一個角色一天能掙多少錢。”葉廣芩說，賺錢是令人高興的事，保護與開發，這是一把雙刃劍，當地百姓沒義務用貧窮為你保護這片凈土。這是個令人為難的問題。

　　說到眼下，葉廣芩在秦嶺的最新收獲是與植物學家黨高弟合作的《秦嶺無閑草》，兩人科學、全面地介紹秦嶺植物奇葩和相關人文風情，講述植物藥用及養生知識，并用溫情細膩的語言，通過秦嶺之草感悟人生、剖析人性。今年8月，《秦嶺無閑草》首發儀式在三官廟舉行。三官廟山高路遠，地處秦嶺深山。沒有請領導，沒有叫媒體，只叫了幾位朋友，但是當天仍有近百名來自北京、上海、湖北、深圳等地的“葉迷”自發趕來，跟隨葉廣芩徒步穿越涼風埡到三官廟8公里的原始森林。

　　寫了這么多年，越寫越有信手拈來的感覺，隨便談點什么，都能進入小說的境界。葉廣芩說，這是人活熟了的緣故。大道理講不出來，看山還是是山。過去看到孫梨那么樸實的語言，就想我也能說，可是說不出來，就是因為境界不到。葉廣芩得出結論，人是越活越簡單。活到一定程度，是要做減法的，人生的過程是一個清零的過程。“文學能凈化人的心靈，忙碌一天，晚上在昏黃的燈光下，慢慢地讀著一篇讓人心儀的文章，融入進去，讓焦燥的心放松下來，這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事情”。

　　阿來：我不掛職，我自己走

　　談到“掛職”和“深入生活”，阿來說他始終想不明白：“干嘛那么早從生活里出來，又去掛職?”在他看來，生活中的樂趣，有些是刻意“掛職”體會不來的。而“我們深入生活，其實不見得知道我們要了解生活的什么。以為生活有什么傳奇，其實沒有。”

　　“加拿大有位作家叫阿塞·黑利，每本書寫一個題材，寫汽車史、寫航空港、寫醫務，沒聽說他去掛職。掛職是進到這個行業里生活，小說主要是寫人，不只是一種職業，一定把行業運作中知識性的東西寫出來。”

　　但是他的車里備有登山的常用裝備——邊游歷邊寫作本就是他最喜歡的生活與創作的方式。決定出發之前，先去超市買一大堆火腿、奶酪等往車里一放。在外的時間或長或短，走到哪兒困了，睡袋一搭就露營了。

　　他主張掛職不必“一刀切”，因為不是所有作家都適合掛職。必須承認作家寫作的差異性，如果確實想了解某一個特殊行業的一些特殊事情，就得深入到行業中去。而就他目前寫作的打算和領域，不需要任何掛職。阿來說，現在掛職鼓勵作家走向基層，他倒覺得，走向高層難，走基層太容易。“如果讓我掛個官職會有困難，我有交際的障礙。但和老百姓沒有。百姓很容易就知道大家情感上是不是在一起;如果不是，有些人會拒絕你;如果他們認同你，就容易跟他們打成一片。”阿來覺得，自己學習能力強、領悟能力強，腦子好使，就是不擅長當公務員。他說，即便掛職，他也不會寫什么官場小說，中國有一本《官場現形記》就夠了，官場小說也就到此為止。當下中國的官場小說沒有美感，沒有批判性，只寫復雜的人際關系和陰暗的心理，小說的觀念小說的追求無從談起，使人看了有一種窒息感。

　　他把自己的“走基層”稱之為“取樣調查”。

　　老話講，功夫在詩外。阿來所下的是“詩外”功夫。他正在研究人類學、社會學的問題，讀歷史讀哲學。因為他覺得，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在深入研究他們的對象，他們用什么方法?如何建立了指標性的東西?他認為，作家應該像社會學家們那樣學會分析、采樣。當然，阿來更多的時候讀詩歌，反復讀惠特曼、聶魯達的詩歌。他記得第一次讀到惠特曼的詩歌，瞬間感覺自己“不一樣”了。

　　大概也正由于阿來做了太多的案頭工作，掌握了足夠多的材料，他的小說中除卻人物關系虛構，人物發展的命運虛構，很多東西是經得起考證的。他也因此常常有寫非虛構作品的沖動。有時他會想：你虛構什么?虛構會損失掉很多，包括豐富的材料、現實的信息。如果以非虛構的方式寫出來，可以發議論，可以非常多地使用原始材料——有些原始材料本身就很有力量。但是，他會警告自己：你還是小說家，別這么想。

　　作為小說家的阿來是可以自傲的。多年來在川藏地區生活的積累和游歷，沉淀出《塵埃落定》、《格薩爾王》等厚重而影響廣泛的作品，也收獲了《空山》這樣綻放出層層絢麗的高原之花。他思索的問題，則顯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家”。從某種角度說，被某些評論家評價為“不介入現實”的《空山》，是阿來“取樣調查”寫作的結果。“《空山》是真正介入現實的。文學是介入現實、質疑現實，甚至對現實保持某種警惕，富有批判性。可能讀者對文學的要求發生了變化，無論閱讀還是寫作，都有逃避現實的傾向，沒有對現實介入比較深的作品。”阿來說，從讀金庸開始，讀者就逃避現實，發展到穿越小說，跟現實距離越來越遠。讀作品不是介入而是逃避——這些有助于解決人生的任何困境嗎?沒有，只能讓你短暫地忘掉現實。

　　阿來不太操心有多少讀者，他認為可讀性是一個偽命題。創作時應該兼顧到讀者的需求，但是無法兼顧時，他斷然不會犧牲自己的寫作。“如果去滿足想象中的讀者的期待會損害我的表達，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讀者永遠照顧不來，有等而下之還有等而下下之。過去我們說引導，讀者是希望上升的;現在讀者沒有這個要求，所有運動包括思維運動當中，向下滑翔很愉快。道德下滑也是很輕松的。整個社會風氣、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就像青藏高原上的冰川，不是往前是往后。大概正因為看到這一點，阿來在《空山》里將故事設置在“機村”，在藏語里“機村”是根、種子的意思。

　　他“不在乎”讀者，讀者卻沒有“不在乎”他。《塵埃落定》累計印數已有上百萬冊。知名作家永遠是出版社追逐的目標，阿來也一樣。但他不太規劃這些事。有出版商找到他，一而再問他什么時候出新作品。阿來說，最好別等了，我沒計劃，要寫什么我不知道。有出版人愿意出高價預約他下一部作品，他不收，半開玩笑地說：“萬一寫不出來，錢又花了怎么辦?”出版人緊追不舍：“我們買你未來。”阿來又說：“我又不是年輕人，我哪有未來。”

　　玩笑話只是隨口說說，阿來仍然按自己的方式豐富生命。他陶醉并珍惜于閱讀與行走給他帶來的一切。他覺得讀書思考到處行走，到了一定程度，作品自然會流出來。

　　阿來大部分的時間用來行走，真正寫作的時間很短，經常一兩年兩三年一字不寫。但是當開始動筆，三五個月就可以完成。他頗有些自負地說：“我是才華型的作家。上天給了我才華，如果我不承認，老天爺不高興。”他從來不對中國作家排序。但可以肯定的是，阿來是寫得好的，沒人能夠替代他。

　　現在他又從青藏高原的植物中找到了新的樂趣。有多少人會對身邊的花草感興趣呢?大多是熟視無睹而已。但是阿來用了心思：為什么天天和它們在一起，就不認識呢?那就學吧!學起來才發現了解這些花草不容易，但他還是學下去。阿來笑道，老了老了又搞點風花雪月。他將植物的背景與自己的游歷結合起來，一種植物就寫一兩千字，配幾張照片，陸續寫成了“成都物侯記”。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時，阿來的作品也在其中，最終落選。有記者采訪阿來，當時阿來正在山上，他干脆地說，別問我這種問題。

　　地偏心自遠。他覺得，在那種環境中說這些是沒有意義的，這些與他毫無關系。“得獎能解決什么?肯定有很多好處。我最想得到的好處，是把小說寫得更好。得獎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本報記者 舒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