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記錄的小堡村影像，從宗譜到廟會，傳統似乎還有延續，但其實一切都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圖片選自《一個村莊里的中國》　　

　　《一個村莊里的中國》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 這是熊培云的第四本書，《一個村莊里的中國》。

　　這本立足本鄉本土記錄鄉村命運，由此反思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波折的“落地”之書。最初源自江西贛北平原小堡村的一棵大樹——它延續了熊培云鄉村生活的17年記憶，一夜之間，這株記憶之樹被樹販子以2000元的價格買走。事件背后，隱喻著現代化擠壓下的中國式鄉村，土地荒蕪，人口外流，環境污染，一切仿佛都置身于淪陷之中。

　　江西有2000多年的小農經濟傳統，作為程朱理學的發祥地，人文與物理要素，決定了這里的鄉村樣本十分中國，并具有典型性。這也成為熊培云面朝廣袤中國鄉土進行深思，開啟對小堡村田野調查式的寫作的立足點。

　　在小堡村，20多戶人家的自然村依山傍水，人與動植物野生野長，在大地上遵守著約定俗成的秩序。自然災害與戰亂無法改變它們。卻在現代化的強力剝奪下，被逼得步步退讓。當農民工們依舊涌向城市，而城市人又渴望回歸鄉村式的樂活生活，叩問歷史，啟發當下。中國式鄉村何去何從?或許，回歸本鄉本土，比寄望城市化的拯救更實際。

　　落地之書 從鄉村理解社會和歷史

　　新京報：從《重新發現社會》到《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思想內核一致。變化之處在哪里?

　　熊培云：二者都是對我們向歷史和當下的反思和探索。前一本是從社會文化心理，探討人應該怎么面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如何盤活自己的自由。觀念的東西比較多，而鄉村是一本落地的書，很具體。這次寫作對我來說像是尋根，重新梳理我自己乃至一個國家100年的記憶。我調查都是在本鄉本土，有時間跨度和空間感，涉及到歷史、政治、國家與社會等深層領域，鄉村是一個很好的入口。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非做不可的。

　　《新京報》：現在的鄉村正在發生什么變化?

　　熊培云：精神上的鄉村在消逝，物理上的鄉村變得面目全非。我記得村頭的古樹，像個很具體的象征物在那里，很溫馨。它見證著鄉村的消逝。但是工業文明入侵后，它迅速消失了。

　　現在江西的發展也遇到問題，我一開始在寫這本書的初期，沒有考慮污染的問題，后來越來越擔心污染對當地的影響。農村普遍沒有垃圾回收站，欠缺環保意識，農民自己造成的所謂污染還是小事，往往是企業和國家項目帶來的污染很大。農民在危害面前很弱勢，不像城市公民有更多自我保護意識。

　　鄉村失范 狂飆突進的新農村建設

　　新京報：和小堡村作為南中國的一個樣本相似，何偉在《尋路中國》中也選取了一個樣本，三岔村，作為北方鄉村的代表，也面臨著它待突破的困局。就淪陷而言，南北是否并無差異?

　　熊培云：比如在江西的贛北和贛中平原，山勢起伏，水源充沛，土地適宜種植，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催生的傳統文化影響深刻，農村也有歷史沉積，人們多不愿遷移，而華北平原自然條件艱難一些，需要找田地和水源，人們為了求生，會經常遷移。所以對遷移本身看法不同。

　　相同的困局是有的，一方面鄉村舊有的好東西留不下來，新的生活方式又沒有建立起來，這就可能產生淪陷之感。包括環境的污染問題。人口外流，土地荒蕪，河里長滿草，遍地是垃圾。古宅被賣，古樹被遷移，城里的現代資本和現代文明，進入鄉村，不是參與建設，而是侵犯，把好東西帶走。這種淪陷感是貫穿了歷史的。一百年來，鄉村的財力物力人力，不斷向城市流動，卻不回流。留下來的人素質越來越低。我在書里提出了一個魚彀效應，魚彀是捕魚的工具。魚進入簍子后，再也出不來，簍子像城市，把鄉村好的東西吸進去，一去不返。

　　《新京報》：你在書中也提到，鄉村消費主義的盛行導致了一種新的鄉村失范。過去一些樸素的倫理道德丟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熊培云：現在的鄉村多了一個現象，誰來幫個什么忙可能都要算價錢。有些人開始專業地做事和干農活。而在過去的集體主義條件下，大家互相幫助，算得反而不是很清楚。這是社會學上說的熟人社會陌生化。一方面，它有正面意義，是社會在鄉村的分工細化。大家更注重契約精神了;另一方面，質樸的精神遺失了，這就是我們說的，要市場經濟而不是市場社會。改善自己的生活無可厚非，但不能什么都變成買賣，人的交往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現在的農村建設有些狂飆突進的意思，這就是根源。推土機文化影響了中國的一切，不管是建設還是別的。

　　《新京報》：但是，從書中可看出，你并不那么悲觀。鄉村的發展會經歷短暫的不適應狀態，新的秩序還是會緩慢建立起來。

　　熊培云：這里面有個矛盾的地方，其實，即使沒有新農村建設，農民也會向外跑。賺錢回家蓋房子，帶來新觀念。一方面是延續十年前的思路，鄉村真的是處于不設防、越來越蕭條的狀態。另一方面，這幾年為了寫書，我不斷回到鄉村，我原本以為它們會消失，但是現在發現它一直存在，并艱難地自我更新著。

　　一個好的變化是農民不再那么辛苦，他們使用機器收割播種。社會分工也越來越細，出現了一批專業收割稻子的。另一方面，種地成本越來越高，有些人干脆不種地，造成了農村土地的拋荒，或者有的人去城里做季節工，一年做幾個月，又回到鄉下，拿錢回家蓋房子，支持孩子讀書。這些回鄉的新農民改良了農村的人口結構。城市給他們的教益，會讓他們更在乎教育和生活質量。

　　重建鄉村 民間社會與就地城市化

　　《新京報》：怎樣調和鄉村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這種矛盾?

　　熊培云：這就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和法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對比，在法國的“輝煌30年”，也出現了農民大量進城，相比來說，中國農民進城比例遠遠不夠，2002年的一個數量統計，法國的農業人口是5%，而中國農民現在還有70%之多。另一方面，城市化問題也是要注意的，優勢資源過于向城市傾斜。就地城市化，縣城可以消化大量農村人口，建立得好，大家沒必要增加交通成本，出去打工。背井離鄉，拋妻別子，還造成家庭分裂。

　　就地城市化是個非常好的出路。那么多年因為戶籍制度農民進城很難，城里人想去鄉下卻很容易。如果農村的土地市場放開了，承認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比如打造農村的宅基地市場，這是可以盤活的，城里人到農村，用宅基地蓋房子住。他收入高，教育程度好，能把好的東西帶給鄉下。所謂的見世面未必要到城里來見世面。生活好，請農民照顧孩子，打掃衛生。國家政策需要改，如果要緩解城市擁擠的狀況。要打開城市也要打開鄉村，這個局面是可以改變的。

　　《新京報》：這是個美好的愿景還是確實正在發生的事情?

　　熊培云：鄉村也在成長，原來鄉村給人惡劣和貧窮落后的印象，完全是工作的一個場所。農村也是生活的場所，是“慢”精神的象征。是國家的根源。書中，我寫到儲安平講英國的感受：“英國即鄉村，鄉村即英國。”現在的法、英、美等國，現代化、城市化發展得特別好，但是同樣沒有丟掉鄉村。城市人和鄉村生活并不是脫節的。在國內，厭倦了城里生活的人去鄉村居住，其實也把農村盤活了，這樣比送文化下鄉，喊口號比如說建設新農村更管用。

　　現在的鄉村沒有以前那么閉塞。很多地方通了水泥路，村里可以接寬帶互聯網，自由職業者在鄉村工作，不影響工作。我就看到很多農民從廣州買家具，通過互聯網和物流，很便利。這是方向性的，做加法的過程。當然，如果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得不到很好的保證，政府的醫療投入不能保證對鄉村的公平性，鄉村的重建會艱難很多。

　　在民國時，梁漱溟、晏陽初這些民間人士在搞農村建設，當時的國民政府也在做。江西是當時的重點省，需要被建設為“模范省”。雖然后來的“鄉建”失敗了，但是我們可以繼承前人的精神，從民間社會開始做。現在我們建立鄉村圖書館，鼓勵大家書寫鄉村歷史，梳理記憶，更多的記錄方法還在尋找的過程中。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劉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