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中立的《春蠶》曾被估價高達至少8000萬元

羅中立的《祈》獲1986年國家級優秀獎

如果說有一幅畫曾經深深地感動、震撼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那么羅中立的《父親》是當之無愧的。 1980年，在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當中，這幅高達兩米的普通農民的肖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高票當選了那屆畫展的金獎。30年過去了，當年大三的學生，已經成為了四川美術學院的院長，而他對大巴山人的那一份牽掛，那一份描繪卻從未停止。在今天的羅中立身上，我們依然能夠看到當年那位純粹而熱忱的文藝青年的影子，無論是對于藝術還是藝術教育，他都一如既往地堅持著。

一個“人”的時代開始

楊瀾：最近，大家又在中國美術館看到了您當年畫的，一整批對于大巴山人生活描述的作品，但發現唯獨缺少了《父親》這一幅，它在哪兒呢？

羅中立：在中國美術館的藏品室里。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時候，依然能想起很多學生時代的創作往事。

楊瀾：黝黑的皮膚、深刻的皺紋、樹皮似的老手、被烈日焦灼的雙眼……這幅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的油畫誕生于1980年，那時候，中國社會剛剛擺脫禁錮迎來改革開放，也是頭一次讓一個普通農民的形象占據了兩米高的畫布，呈現在公眾的面前。《父親》的出現，意味著一個“神”的時代的結束，普通人終于成為了時代的主角，這幅油畫因此成為新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我想知道，您在當時把一個普通農民的臉畫得這樣大，應該存在一定的爭議和風險吧？

羅中立：我自認當時非常有勇氣，當然壓力也很大。其實我畫《父親》的一個動力，就是這個尺寸的大小，我將一個畫領袖的尺寸，轉換成一個畫普通農民的，它象征著一個“神”的時代的結束，一個“人”的時代的開始，而這才是最重要的。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回頭審視中國的這樣一種人文關懷，重看這幅畫的時候，依然很感動。山里面的這些人，讓我有了一個去了解他們，用作品呈現他們，并承載自身經歷的寶貴體驗。

楊瀾：是他們承載了這個國家？

羅中立：對。

楊瀾：1968年，正在四川美術學院附中就讀的您主動去四川境內的大巴山體驗生活。一個大年三十的晚上，您看到一位老農蹲在公廁旁邊，像守寶貝一樣守著糞坑，這一忍辱負重的農民形象印入了您的腦海，也讓您產生了畫農民像的想法。而您在大巴山的房東老人也成為了畫像的模特，這位叫鄧開選的老人，當時給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羅中立：我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公社的干部們念一個名字就領走一個同學。當我第一次看見老人時，他在油燈下面顯得很沉默，因為天色已晚，黑燈瞎火，我們走得高一腳淺一腳的，只聽見滿院子的狗叫，知道有很多人在周圍活動，但就是看不清楚。我一進屋就覺得很嗆人，里面彌漫著刺鼻的煙味，但是每一張臉，每一雙眼睛都非常地興奮，都齊刷刷地看著我。我在人群里面看見那老人，很安靜，包著白頭發，留著長胡子，吸一根長長的旱煙。我發現他的言行舉止受到周圍人的關注，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尊敬，我據此判斷他是村里一個德高望重的老者。

求知若渴，激情燃燒

楊瀾：老人在世的時候，有沒有見過你畫的這幅作品？

羅中立：見過。他們把這些發表在報紙上的畫作都貼在墻上當糊墻紙。我去村里的時候，老人指著一張被煙熏得發黑的紙問我，“這是你畫的？ ”

楊瀾：他當時有什么評價嗎？

羅中立：他并不知道我這幅畫其實是以他為原型，融合集中了多個人物形象的一個作品，他只知道我畫的這個老頭有點兒像他。

楊瀾：1977年，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恢復，還在大巴山深處的您硬是趕了10多公里山路，成為縣城中最后一名報考者，并最終幸運地考入了四川美術學院。川美自由開放的風氣，讓學生們被壓抑的對于知識的渴望得到釋放。已近而立之年的您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那么當年您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創作狀態，會不睡覺嗎？

羅中立：睡覺還是要睡的，但除了睡覺就是畫畫。那個時候用電都是有限制的，因為經濟還不夠發達嘛，反正我記得十點一過就熄燈，一熄燈大家就抗議聲一片。什么敲盆、打碗的應有盡有，還有忍不住爆粗口的。但大家習慣了后，也自有準備，有同學亮油燈，有同學點蠟燭，也有同學打手電……各式各樣的照明工具讓我們在熄燈后不被黑暗所困。這個時候的宿舍會在一陣喧鬧后慢慢靜下來，然后每一扇窗前都有星星點點的亮光。大家一直學習到十二點、一點左右，第二天早上如果發現同寢室的同學比自己起得更早，就會緊張，進而重新調整鬧鐘，不讓自己落后于人。

楊瀾：那真是求知若渴的一個年代。

羅中立：對，大學生對知識的渴望，整個中國對外界的渴望可以說是發揮到了一種極致。那個年代的資訊不像如今的爆炸式泛濫，當年哪怕是一本書，一張畫，大家都是互相傳閱，視若珍寶，有時一本手抄本也能讓我們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和啟迪。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學校買了一本日本出版的《世界全集》畫冊，印刷質量雖然不怎么樣，卻也被小心收藏起來，放在柜子里鎖上。全校同學倘若要看，就得跑到柜子那邊去，一本書大概花一、兩個月的時間看完，同學們邊看邊臨摹，還會做一些筆記。到了冬天，那個玻璃柜上常常會結了一層水汽，于是我們就不斷地哈氣把糊了的地方抹干凈，擠在一起看。我感覺這一段大學時光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不斷突破不斷超越

楊瀾：1980年，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的通知下發到川美。在當時，藝術市場尚未形成，屈指可數的美展成為美院學生出人頭地的唯一機會。您對同學說想畫一幅《挑糞的農民》，而且畫得要跟毛主席像一樣大，并為這樣的想法興奮不已。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您這一大膽的創作遭遇到了層層限制，您不得不做出妥協與改變：將老農夾在頭上的一根煙卷，換成了一支圓珠筆。是因為夾上這支筆他就顯得有文化了嗎？

羅中立：是這個意思，當時提意見的那個領導如此這般建議我。當然之后有很多批評說這支筆純屬畫蛇添足，但領導的本意也是出于愛護之心，他希望這件作品能夠通過審查，所以他認為一定要有一個標志，以顯示人物是新時代有文化的農民，而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如果大家都把這個老農看成是舊社會的人物而憶苦思甜，那就失去了我創作這幅畫的意義。正因為他是新社會的農民，這幅畫才如此地讓人震撼。

楊瀾：《父親》讓您一夜成名，也讓您獲得了出國深造的機會。1983年底，您被公派前往比利時安特衛普皇家美術學院學習。期間，您游歷了歐美13個國家，當您遠赴法國、意大利等地看到倫勃朗、米開朗基羅這些名家名作的時候，又是怎樣的感受？

羅中立：最讓我感動的，是佛羅倫薩美第奇博物館中收藏的倫勃朗的兩張畫。這兩張畫的創作時間相隔三十年，而我從中看到了藝術家三十年的慘淡經營和不倦努力。我們八十年代初出國的時候，中國美術界最強的呼聲是“今天的我不重復昨天的我，明天的我不重復今天的我”，這對于中國當時的國情而言是非常有革命性的，但是就一個個體而言，我覺得每一個藝術家都應該找到適合他自己的榜樣，倫勃朗就是我的榜樣。

楊瀾：所以您站在他的畫作前痛哭流涕？

羅中立：感觸很深。回國后很多同學問我有什么體會，我回答說其實炒冷飯也是一條出路。

楊瀾：這條“炒冷飯”的出路，對您而言便是堅持一輩子畫農民；與此同時，您在繪畫的形式上不斷尋求突破與改變。然而對于普通大眾而言，《父親》的記憶實在太過于深刻，它是不是會像陰影一樣籠罩著您的創作過程？一旦作品被賦予了強烈的社會含義和歷史含義，作者再想超越、突破它實際上就很難了。

羅中立：在我看來，《父親》它就是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它并不意味著你的今天和明天，它只是記錄了你曾經的一個階段，特殊的歷史背景成就了《父親》，所謂時勢造英雄便是如此。其實，即使當時我不畫這幅畫，也許張立中、李立中也會創作出類似的、具有時代符號意義的作品。所以，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今天該做什么，明天該想什么，而不是過去的事情。藝術最可貴的本質精神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地突破和超越，在不斷地創造和求新。

堅持理想努力工作

楊瀾：既然您如此地熱愛畫畫，那又為何要接川美的院長一職呢？

羅中立：當院長是我人生當中的一次誤會，一段插曲。之前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師，在轉向行政的過程中有一番很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掙扎。當院長后我們班的同學全部嘲笑我，何多苓問我： “羅中立，你院長都敢當吶？”張曉剛也笑我： “你當院長，像不像啊？”

楊瀾：據說葉毓山老院長找你談話的時候，你不僅坦言自己不當此任，還轉而 “規勸”起他來？

羅中立：我說我不想走這條路，葉先生您也不要當什么院長了。歷史永遠只記得作品，經不住行政體制對人的消耗。后來我轉念一想，其實自從踏入校門那天起，什么樣的老師招人喜愛，什么樣的課程最受歡迎；時間表應該怎么安排，電器、水管應該怎么擺放……這些事情我都胸中了然，因此大可不必過分糾結。

楊瀾：您上任后對川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最大的動作便是投資興建起被稱為 “坦克庫”的藝術中心。每一位學生只需支付少量租金，便可在 “坦克庫”里租一間工作室進行自由創作。出自這里的年輕藝術家在藝術市場上頗受追捧， “坦克庫”也由此被稱為中國美術界的 “西南高地”。每個人都能擁有一間工作室，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藝術院校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啊！

羅中立：學生時代我們很難找到合適的地方搞創作，葉毓山院長就把一些剩余的學生宿舍分給我們當工作室用。夏天的時候重慶有三、四十度，男同學經常赤膊上陣，當時跟我一起合住的楊騫正在談戀愛，每次他女朋友一來我們就得把衣服穿上去，還要 “訓練”自己不受情侶間親密舉動的干擾……這段經歷讓我執著于單獨的空間，哪怕只有幾個平米也好，所以我在學校資金最困難的時候，毅然決定打造一百零八套工作室。我相信，只要到了晚上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室內燈還亮著，川美的希望就還是很大。

楊瀾：在30年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史中，四川美術學院涌現了一批批具有影響力的畫家，被稱為 “川美現象”。作為這一現象的第一批代表人物，您對鄉土社會的描繪、對現實的關照，使您的作品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 30年過去了，藝術品市場逐漸繁榮，商業價值似乎取代了人文價值，成為衡量藝術品最重要的標桿。當您向學生們灌輸 “讓市場敗倒在腳下，不要敗倒在市場腳下”的時候，您的底氣足嗎？在藝術和商業之間，您又會給學生怎樣的建議？

羅中立：如今的社會環境早已和當年大不一樣，我們畢竟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面臨的誘惑和壓力太多。然而，浮躁的風氣會讓年輕人早早地夭折在市場面前。我必須告訴學生，有了真正的藝術，才有真正的市場。好的藝術，一定有好的市場；好的市場，未必是好的藝術。我們一定得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且努力工作。（新聞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