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同時問題也已經凸現出來。在學界看來，貧富差距、腐敗、道德失衡，甚至經濟上也出現一些亂象，應當更深入地思考改革的目標是什么。</p>
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同時問題也已經凸現出來。在學界看來，貧富差距、腐敗、道德失衡，甚至經濟上也出現一些亂象，應當更深入地思考改革的目標是什么。</p>
最近在復旦大學高等研究院成立三周年的論壇上，國內政治學界精英把議題集于轉型中國的社會正義。</p>
復旦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鄧正來，被南京大學一份《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稱為是中國唯一一個橫跨六個學科，并在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核心社會科學學科同時位居前五名的學者。日前，鄧正來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詳談其對社會正義的見解。</p>
第一財經日報：不久前你提到，轉型時期的世界尤其是中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漸進性，這逼著大家去思考有關社會正義的問題。但是我們更為真切感受到的是各類矛盾的突發性、爆炸性、尖銳性，是不是也意味著存在著“漸進”到“急遽”的變化可能？我們是否還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以漸進改革的方式去解決這類問題，正如梁漱溟晚年的那個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
鄧正來：的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了諸多你所講的“突發性、爆炸性、尖銳性”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正是社會轉型中制度轉軌和利益重組所帶來的必然現象。但是，我所講的“漸進性”主要是針對中國改革進程的性質而言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改革進程的“漸進性”。更具體地說，這是一種相對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的漸進式改革。對我們而言，這種“漸進性”體現了一種歷史的規定性，是各種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也是意圖性后果與未意圖性后果“高度張力”的結果。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研究，特別是與蘇東地區的比較研究，我就不展開了。我認為，正是這種“漸進性”決定了我們應當更為理性、更為全面地看到中國在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特別是群體性事件。</p>
就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特別是群體性事件，包括最近出現的烏坎事件）而言，我們要看到，它們在性質上其實大都是利益沖突，并沒有提出威脅國家根本體制的政治性訴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它們并沒有威脅到整個國家改革進程的“漸進性”，因為它們沒有扭轉整個國家改革進程的性質——總之，沒有朝向“休克療法”轉變。當然，其他性質的沖突不是沒有，但還遠不構成主體。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很重要，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應對這樣的沖突。</p>
日報：最近復旦發展研究院發布報告稱，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今天以及未來中國發展的軸心機制，在創造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深刻地作用于其所連接的兩大車輪，一是國家，二是社會。我們想聽聽你對此的看法：在國家的另一端，“社會”是否已經能夠作為一大“車輪”出現，目前的改革是否會促進其趨于平衡？
鄧正來：我事先就看過了復旦發展研究院的報告，也提出了我的建議。自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中國倡導“國家與市民社會”范式以來，中國學術界一直都對“社會”（特別是“市民社會”）充滿了期待，希望通過“市民社會”的建構來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在對中國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以“關系性視角”對待國家，不可將“國家”視為當然有效、無須置疑的分析單位。即使在反思發展主義與現代化理論的研究范式的過程中，中國論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沒有對支撐這種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視“國家”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研究的“分析單位”的思維方式進行檢討，反而在此后的中國研究過程中,更是不知不覺地強化了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研究取向，這一方面使得我們基本上忽略了極其繁復的世界結構，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們忽略了“國家”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因利益和權力重構而出現的分化。因此，這從反面上意味著：我們必須承認世界范圍中所存在的結構性的支配與反支配關系以及在具體情勢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換言之，我們必須把國家置于這種關系之中加以認識，而絕不能把它視作一種孤立的存在。第二，我們也絕不能對“社會”這一范疇的理解采取簡單化的方式。這里的理由主要在于：“社會”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是被理解為以“鐵板一塊”的形態出現的，而且“社會”這個概念也無法用來對除國家力量之外的全部社會勢力做一種籠而統之的認知與解讀。就當下中國而言，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以及這種“二元結構”在都市中的延伸和擴展，“國家與市民社會”中的“市民社會”其實遮蔽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復雜性。這乃是因為：“國家與市民社會”這一理論范式，在中國現階段所表征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國家與中產階層”的關系，而根本無法把農村這個龐大的社會領域以及農民、農民工等群體納入到其解釋模式當中來。這里的關鍵乃是“國家與市民社會”框架，就中國的當下情勢而言，在根本上所透露出來的乃是一種我所批判的“都市化”取向。因此，我們不可以簡單地拿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框架來看待中國的問題，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p>
就當下中國而言，“社會”與其說已形成一種獨立于和外在于“國家”的力量，毋寧說，它還是一種有待培育和發展的力量。不僅如此，如何深入認識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社會”的要素以及其間的各種關系，如何實現“社會”本身體系化、組織化、自主化和“市民化”也是亟待解決的大問題。</p>
日報：你提到，要搞清楚目前社會正義的訴求所針對的是何種不公平，是改革進程本身帶來的還是其他造成的？如下崗職工問題，我們也注意到，如轉業軍人也開始有上訪，甚至警察、法官個體也在通過各種非常規途徑尋求公正，改革舊體制可能會造就不公正，而現有體制也在制造不公正，那么改革是否會陷入兩難，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議？</p>
鄧正來：你所講的這些問題都是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具體問題。若要講具體問題，我還可以給你補充很多。但是，作為理論研究者，我更關心這些問題背后所體現的一般性的理論問題。我之所以說我們要搞清楚社會正義的訴求所針對的是何種不公平，是旨在提醒我們應當在提出“社會正義”訴求的同時充分認識到當下中國問題的歷史性和整體性及其背后所可能體現的某種正義觀念。所謂“歷史性”，是指當下中國的社會正義問題既與中國既有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密不可分，也與20世紀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的歷史進程密不可分，特別是與其在革命階段關于“中國理想圖景”的歷史承諾有關。所謂“整體性”，是指當下中國的社會正義問題絕不僅僅是“正義”問題，而是與其他諸多問題聯系在一起，比如說，經濟領域的分配和再分配問題、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問題，特別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身份認同問題。就社會文化領域與正義的關系來講，這在理論上涉及到我們如何在中國語境下看待所謂的“正義”（正當）與“善”的關系問題；換言之，我們究竟如何看待各個不同層次的主體基于自己對身份認同的想象所產生的不同性質的正義訴求。當然，這里涉及非常復雜的理論問題，在此無法一一展開。</p>
日報：你提到了執政者從理想情結轉向世俗化，而在社會層面也呈現出更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極端現象（如寧在寶馬里哭、不在單車上笑；少女賣身換iPhone等），冷漠和殘忍的個案也屢見報端（如小悅悅和洛陽性奴案等），反復沖擊著人們守護著的一些傳統觀念，這是否意味著社會危機的醞釀，而更被反復提及的是這個社會缺乏信仰，你怎么看待？</p>
鄧正來：這個問題非常復雜，涉及到我們如何看待社會“世俗化”及其帶來的諸多問題。就西方社會而言，他們主要依靠宗教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中國人缺乏那種超越性的、建立在“兩個世界”基礎上的宗教觀念，所有外來宗教（無論是佛教還是基督教）到了中國只有變成世俗化的宗教（即“一個世界”的宗教）才能贏得民眾的普遍接受；但是，我們不能把它一般性地視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缺陷所在，而應當真正深入地探究其實踐邏輯以及隱含在它背后的中國人自己的生存哲學。就你提到的這些現象而言，這當然意味著中國在社會文化領域的某種危機。但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解決最終要訴諸時間，我對目前可以想到的任何理性化的、企圖一攬子解決所有問題的行動方案都保持懷疑。</p>
日報：十五大報告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十六大報告強調“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更進一步，更在注重公平，那你認為在即將舉行的十八大，可以在這個領域有什么突破或者進步？公平是不是已經超過效率而成為執政黨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你對此有何建議？
鄧正來：公平問題是不是已經成為執政黨首先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可以訴諸我們每個人的自覺和經驗，但更需要做精深的社會科學調查，特別是要對中國的“基尼系數”進行更為細致、深入的分析。我并沒有做過這種研究，無法做出判斷。我更關心的還是其間涉及的理論問題。在我看來，就公平或社會正義而言，我們一定要注意其邊界和限度。如何在保證社會活力和社會生產率的基礎上促進社會正義一直都是政府當局要面對的難題。對此，我們要吸取北歐福利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作為學者，我個人只能建議我們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進而為中國確立適合自己的宏觀政策奠定扎實的理論基礎。但是有一點是必須強調指出的，共產黨從十五大到十七大越來越強調公平問題，這是一個事實，但是這里所講的公平，基本上是市場領域內的再分配問題，而基本上沒有涉及市場領域之外的再分配問題，而面對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我個人以為，我們絕不能簡單地把“社會正義”問題視作市場領域中的再分配問題，而應當把它與“市場領域之外的再分配”或者政治認同和承認這個政治哲學中的核心問題緊密連在一起來看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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