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二，民族主義暗潮涌動的世界

2013-01-11 09:58:19 作者：劉力達來源：中國民族報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條

2012年的世界風云變幻，危機重重：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領土領海爭端持續升級，相關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陡然上升；后阿拉伯之春的伊斯蘭世界動蕩不安，一些國家的舊制度已經或正在倒塌，但新秩序仍未建立，伊斯蘭民族主義迅速崛起；歐盟仍處于歐元危機之中，成員國家中一些發達地區的民族分離主義情緒高漲；非洲大陸部族和宗教沖突持續不斷，生靈涂炭，成千上萬人死于非命，幾十萬人流離失所。在此起彼伏的動蕩、摩擦、對峙和沖突之中，民族主義和宗教意識暗潮涌動，成為許許多多事件爆發的誘因和激化的推手。 

海洋島嶼爭端：引發民族主義情緒

日本政府非法宣布將釣魚島國有化后，中國群眾在日本駐華使館外抗議。資料圖片 

2012年，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關于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及南海主權歸屬問題爭執加劇，于是一連串沖突事件頻繁上演，強烈觸動了民族主義這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

自2012年初開始，海洋島嶼爭端逐漸升溫。2012年4月，中菲在黃巖島發生對峙事件；9月，日本政府非法宣布將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國有化；11月，中國新版電子護照在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引起不滿和抗議。這些都表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一些國家加快了爭奪中國領土領海的步伐，而這無疑也進一步激化了相關國家間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通過上述事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義在民族國家中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這些事件充分顯示了民族主義的強大動員力量及其對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影響，同時也凸顯出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新趨勢：表達民族主義的主體開始多元化，即民族主義主體——“外國”（他者）、政府、軍方、民眾（主要是通過網絡）的分野愈加突出。深入分析，這幾個主體相互之間也存在著程度上的差別。

從橫向來看，在官方決策層面，政府（行政）和軍方在涉及軍事爭端和戰爭時在某些情況下不盡一致。至于政府和軍方在什么情況下誰表現得更加強硬，還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在南海和釣魚島的爭端中，相關國家的軍方都不同程度地釋放出強硬的信息，政府的態度則相對緩和一些，但這并不代表軍方與政府的意見存在分歧，更可能的是政府在通過軍方釋放出某種試探性的信號。事實上，文官（政府）尚武還是武官（軍隊）尚武本身一直就是一個飽受爭議的政治學命題。

從縱向來看，在政府和民眾層面，總的來說，政府所代表的官方民族主義一般遵循實用主義的原則，較為理性和冷靜；民眾所代表的民眾民族主義則非理性因素較多，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生和表達往往更側重于民族尊嚴。在一些情況下，民眾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會出現差異，后者由于走溫和路線會被前者認為沒有代表民族利益，沒有捍衛民族尊嚴。

在所謂民主國家，官方民族主義易受到民眾民族主義的操控，因為一方面雖然領導人通過民主選舉被賦予了政治決斷的權力，而且也應該是由政治精英做出相應的政治決斷（至少就專業性和情報獲取而言），但出于增加連任或下一次當選成功率的考慮，政治家往往會迎合選民的傾向。另一方面，在代議制民主體制下，選民也往往會選擇符合民眾民族主義傾向的領導人。當然，根據具體選舉制度的不同，民眾對于選舉結果的影響程度會有一定程度的差異。鑒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中日釣魚島爭端后，日本政壇右翼勢力崛起，日本首相候選人安倍晉三為了贏得選舉，在競選時就釣魚島問題發表了許多迎合選民民族主義的措辭強硬的言論，在12月26日成功當選后表示“釣魚島沒有談判余地”、“非常后悔沒有參拜靖國神社”。 

后阿拉伯之春國家：舊制度與新秩序

　　2012年，穆罕默德·穆爾西代表穆斯林兄弟會參選埃及總統，6月24日，他當選埃及第五任總統。資料圖片

　　2012年12月17日，突尼斯數千名民眾高喊口號要求總統馬爾祖基下臺，以抗議政府未能解決經濟問題，改善貧困民眾的生活水平。資料圖片

2011年肇始于突尼斯一個小販的自焚所引發的全國性抗爭運動，觸發鄰國的連鎖反應，結果出人預料：突尼斯總統逃亡，也門總統交權，埃及總統成為階下囚，利比亞最高領導人死于反對派手中。2012年，這些推翻了強人政治的國家開始走向所謂民主之路，然而，這一轉型過程卻充滿了曲折，現狀與預期相去甚遠。

首先，民生問題沒有改善，整個社會反而落入動輒發生暴力沖突的后“革命”時代的路徑依賴之中。例如，突尼斯已經選出了總統和總理內閣，然而，由于經濟的不景氣，示威沖突依然接連不斷。

其次，在新制度構建過程中，宗教派往往獲得民眾更多的支持，伊斯蘭政治勢力強勢回歸。伊斯蘭世界在經歷了阿拉伯之春后，伊斯蘭政治力量開始以政黨的形式參與民主選舉，如在埃及和突尼斯的總統或議會選舉中勝出，在利比亞、蘇丹、阿爾及利亞獲得議會的眾多席位。伊斯蘭政治力量的崛起，一方面使國家獨立性增強，親西方的傾向有所改變，但另一方面也使原先的世俗生活方式遭到強烈沖擊。

再次，世俗派和宗教派別斗爭激烈，造成社會共識的嚴重分裂，從而給政治秩序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世俗化與宗教化的斗爭基本是零和博弈。例如，埃及以司法系統為代表的世俗派和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伊斯蘭政黨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雙方難以妥協。阿拉伯世界首位民選伊斯蘭主義國家元首穆罕默德·穆爾西提出公投憲法草案，而這部憲法草案是以伊斯蘭律法為立法的主要來源，從而引起了世俗派、少數民族（主要為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和女性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導致埃及多地發生大規模的游行抗議，甚至在宗教派和世俗派之間出現暴力沖突。雙方政治斗爭日趨白熱化，社會局勢持續動蕩不安，因意識形態的絕對對立而造成的社會分裂難以在短期內平息，后阿拉伯之春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進行得異常艱難。

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1968年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分析了后發國家的政治現代化問題，即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常常出現政治混亂和社會動蕩，例如政變、暴動、革命等，因為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在打破自然共同體后未能及時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共同體。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形成除了共同體成員間的利益互惠和認同之外，還需要一套有效的政治體制，而這有賴于政治參與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普力奪政體（即缺乏制度化渠道參與政治的政體）到公民政體（即實現政治秩序的政體）的道路有兩條，一是革命，二是改革。亨廷頓進一步分析道：雖然革命被廣泛認為是對政治秩序的破壞，但成功的革命的確能夠實現政治秩序，其中最有可能成功的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動員農民參加革命，而聯結這兩個階級的紐帶就是民族主義。

但接下來更為關鍵的問題在于，革命之后如何建立新秩序。亨廷頓給出的方案是建立強大的制度化政黨組織和有效的競爭性政黨制度。但亨廷頓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個政治現代化藥方并沒有考慮到當宗教以政黨組織形式出現時會產生的情況。按照亨廷頓的政治現代化理論，政治現代化的第一個方面是權威的理性化，即世俗化，全國性的政治權威代替宗教的、地方性的（或宗族的、家庭的）傳統政治權威。然而，就具有相當組織化程度的伊斯蘭政黨而言，卻正好相反，政治現代化恰恰是其要改革的對象。與之前三次民主化浪潮有所不同，阿拉伯轉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帶來的其實不是世俗化，而是宗教化——在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伊斯蘭民族主義作用下的宗教化。因此，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在宗教民族主義高漲的同時構建現代政治共同體是否可能？政治現代化是否一定是世俗化的？強大的宗教化政黨（如伊斯蘭政黨）是否會帶來穩定的政治秩序？當然，回答這些問題還需要實踐和時間。 

西亞北非地區：軍事沖突與宗教民族主義

2012年2月5日，近千名敘利亞政府支持者聚集在首都大馬士革的七湖廣場，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盡快結束動蕩局面。資料圖片

　　2012年，西亞北非地區一直處于動蕩不安之中，一部電影點燃了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怒火，宗教極端主義促使宗教沖突不斷升級，并推動了恐怖主義組織的發展壯大。

對于極力避免重蹈利比亞覆轍的敘利亞、未受西亞北非動蕩波及的伊朗以及為“民族解放”而戰斗的巴勒斯坦而言，2012年是頗為艱難的一年。敘利亞內戰已持續了1年多，至今難見分曉。針對敘利亞危機如何解決，國際社會依然存在嚴重的分歧，英美與俄羅斯的立場相互對立；在敘利亞國內，政府和反對派依然處于僵持階段，難分勝負。政府方面雖有高官叛逃、官兵嘩變，反對派方面雖然武裝力量有所增強，且有外部勢力的支持，但短期內雙方依然將僵持。敘利亞作為中東的基石，其動蕩的局勢影響著整個中東地區，已經殃及土耳其、黎巴嫩等鄰國，內戰的外溢效應開始凸顯。

伊朗因核問題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孤立、壓制和制裁，如1月23日歐盟通過了伊朗石油禁運令，美國大幅增加其在波斯灣地區的軍事部署，以對抗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威脅，以色列亦多次威脅要對伊朗的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

而在加沙地區，自11月中旬開始，以色列就針對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哈馬斯）發動接連不斷的轟炸，而哈馬斯也堅決予以反擊。加沙地區炮火不斷，硝煙彌漫。11月29日，雖遭美國和以色列強烈反對，但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的力主下，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大會經投票通過，終于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這對于巴勒斯坦尤其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來說是一大勝利，無疑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在與哈馬斯爭奪巴勒斯坦合法代言人的斗爭中增加了更多的砝碼。

9月初，一部名為《穆斯林的無知》的電影在網絡傳播，該片由一名美國籍埃及裔的科普特基督教徒制作并導演，嚴重侮辱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因而激起了全世界穆斯林的極端憤怒，引發了伊斯蘭國家大規模的反美抗議浪潮。9月12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斯遭當地反美抗議者襲擊身亡，這也是自1979年以來美國駐外大使首次死于武裝襲擊。利比亞由于美國的支持和介入得以推翻舊政權、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其民眾的宗教情感卻遠遠超過政治情感，宗教民族主義成了強大的反美動員工具。但同時，后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并未如美國設計的那樣走上真正的民主之路，只是徒有民主的形式而無民主的實質，政治秩序的重建困難重重。

宗教民族主義是一種以宗教為主要動員工具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宗教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潛在的宗教認同和民族國家認同的資源在特定情境中動員起來的產物”。宗教民族主義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宗教的政治化，即宗教成為政治運動的工具；二是政治的宗教化，即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由于宗教因素的參與而被賦予神圣性和合法性。敘利亞與伊朗之間的準聯盟關系、以色列在伊朗和巴勒斯坦問題上勢不兩立的態度、非洲大陸跨越撒哈拉沙漠的武裝組織之間越來越緊密的聯系，都體現了宗教民族主義的強大威力。此外，不論是2011年的挪威槍擊案，還是2012年愈演愈烈的巴以沖突、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陸的多起爆炸案，都表明極端的宗教民族主義正日益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宗教民族主義情緒放大了不同宗教信徒之間的差異和矛盾，極端的宗教民族主義更是預設不同的民族（由宗教來劃分民族）無法和諧共存，因此，只能以消滅肉體的形式解決差異問題。

著名宗教政治學家馬克·尤爾根斯邁耶在1993年的《新冷戰：宗教民族主義對抗世俗國家》一書中指出，宗教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對世俗民族主義失敗的一種反應，同時也是一種挑戰。在1996年的《宗教民族主義：全球性威脅》一文中，他還進一步將宗教民族主義得以彰顯的伊斯蘭國家視為對于世俗西方的威脅：“隨著世界各地區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加深，可以想象，從中亞到南亞，從中東到非洲將會出現一個統一的宗教集團，他們一旦擁有核武器，就將取代前蘇聯而成為世俗西方新的全球性敵人”。就2012年西亞北非地區的安全局勢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觀點得到了“自我實現”。 

歐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族群沖突與民族分離主義

2012年，在歐洲大陸，持續發酵的歐元危機引發了歐盟與成員國、成員國內部中央與地區之間的緊張關系，一些長期以來擁有分離主義傳統的民族地方再次掀起獨立運動。在非洲大陸，國境線和部族分界線的不一致導致一國內不同的部族長年混戰，社會激烈動蕩。

2012年是歐洲的多事之秋：歐盟忙于解決歐元危機，歐盟與各成員國之間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展開博弈；民族分裂主義幽靈徘徊多年的地區亦紛紛有所動作。例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比利時的佛蘭德斯地區和英國的蘇格蘭地區。其中，蘇格蘭地區的動作最大。10月15日，英國中央政府與蘇格蘭政府簽署了關于蘇格蘭進行獨立公投的最終協議，準許蘇格蘭于2014年舉行獨立公投。

至少從短期看，歐元危機對于歐盟深化和擴大化都有負面的影響。由于成員國對于歐元的信心產生動搖，特別是對要替其他成員國的債務危機買單而心懷不滿，直接激發了成員國的國家民族主義化傾向，以至于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需要頒發給歐盟以彰顯其對促進歐洲繁榮與和平的貢獻，從而肯定歐盟存在的價值。值得歐盟派慶幸的是，歐洲央行終于在12月底得以一統歐盟財政大權，即統一監管歐元區的大銀行，成為歐洲金融主權的代言人。這意味著歐元危機將得以往樂觀的方向發展。

但更為棘手的問題隨之而來，歐盟成員國開始面臨內部富裕地區欲分離成為獨立國家的訴求。這些地區主要有如下特征：富裕（如加泰羅尼亞GDP占西班牙GDP的20%）、少數民族地區（比如：加泰羅尼亞人不認為自己是西班牙人，同為比利時國民，說弗萊芒語的弗萊芒人并不認同說法語的人）、實行區域自治。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阿圖爾·馬斯呼吁西班牙政府給予加泰羅尼亞更多的財政自由權，但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絕。于是，加泰羅尼亞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度高漲。9月11日的民族日演變成了150萬加泰羅尼亞人的獨立大游行，民眾打出“加泰羅尼亞，一個全新的國家”的標語，自治區政府還打算舉行獨立公投。比利時弗蘭德斯區的弗萊芒人雖已有高度的自治，但仍不愿意和瓦隆區和布魯塞爾的講法語的人共處，這種分離的情緒在10月中旬的地方選舉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歐元危機使歐盟成員國深陷經濟泥潭，凸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和稅收等方面的緊張關系，從而激化了長久以來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歷史積怨。正如開放社會研究所布魯塞爾主任格拉貝所言，分離主義的關鍵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并不是錢，而是歷史恩怨和語言。

不過，這些地區有可能在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的關系問題上陷入矛盾的處境。歐元危機影響成員國經濟，從而使得民族地區的分離主義就政治獨立而言能夠獲得更多的民意和合法性。但是，歐元危機雖意味著“歐洲化”的倒退，卻并不利于民族地區分離后的經濟發展，因為這些地區分離后成立新國家的預設是其會加入歐盟和歐元區以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然而，歐元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這一預設。因此，歐元危機實際上將有可能使這些地區處于兩難境地。

在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的非洲大陸，依然是族群沖突不斷，安全局勢持續惡化。3月23日，主要由胡圖族組成的剛果（金）政府軍與國內的圖西族武裝爆發內戰，這一由部族沖突演變而來的軍事沖突造成了240多萬人流離失所。3月26日，在2011年因民族和宗教沖突而分裂為兩個國家的蘇丹與南蘇丹之間，由于石油分配的利益問題再度爆發軍事沖突，這一沖突持續到5月底，傷亡達數千人。8月底，在馬達加斯加和肯尼亞相繼發生為搶奪牲畜和水源而產生的部族沖突，造成幾百人死亡，上萬人流離失所。

歐洲宗主國在非洲有意將一族分置于幾國、將有世仇的幾族同置于一國，造成許多非洲國家長期存在以分離主義為訴求的民族主義運動，而由于沖突雙方往往有世代積累的仇恨記憶和利益沖突，加之缺乏緩解沖突的機制設計和制度傳統，這些民族主義運動往往以叢林法則式的、激烈的方式呈現。例如，大屠殺、小規模軍事爭端、大規模戰爭等。分離主義的要旨是制造差異，制造“我們”和“他者”。而差異的產生，大多圍繞著對資源（小到水源、牲畜，大至石油）的爭奪以及無法和解的歷史仇恨（如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來展開。值得指出的是，分離主義并不能真正解決族群矛盾，例如蘇丹和南蘇丹問題。通過“民族自決”成為獨立民族國家并不意味著既有矛盾的消失。 

結語：民族主義遠未終結

著名民族主義學者安東尼·史密斯在他的著作《族群象征主義與民族主義：一種文化的路徑》中認為，民族主義大致可被定義為“為獲取和保持一個群體的自治、統一和認同而進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它構建了一個實存的或潛在的‘民族’”。以賽亞·柏林在《論民族主義》中則強調：“沒有人甚至暗示過民族主義將主宰這個世紀的后三分之一。影響所致，任何社會運動或革命，必與民族主義結盟，至少不直接與之對抗，方有成功可能。”的確，民族主義自誕生以來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而2012年在亞洲、歐洲和非洲，民族主義更是異常活躍，影響廣泛而巨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地緣政治和世界的格局。

民族主義本質上是民族大眾性質的，因而主要是非理性的。著名自由民族主義學者耶爾·塔米爾坦言，民族主義自身有鼓動性和非理性的特點，“缺少易于理解的結構、緊密的邏輯和內在的一致性”。所有社會群體中，只有民族和宗教群體這兩類社會群體有著強大的、近乎天然的認同感。因此，由它們而起的社會政治運動也有著更大的威力。民族主義能滿足族群成員的民族和宗教情感歸屬需要，激起人們內心強烈的維護欲望，在政治需要的時候能夠成為高效的動員工具，使人們得以快速分清敵我。由于各種力量和意識形態都可以使用民族主義這只軀殼，因此，民族主義所呈現的形式、內容和產生的影響會隨之產生差異和變化：或積極或消極、或溫和或激進、或是政治經濟的或是社會文化的、或是社會運動的或是政治制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的面貌可能會千變萬化，但從作用機制上看，其源于人性（歸屬感）的特點是恒定不變的。所以，民族主義總是能夠日久彌新而不失其強大的群體動員能力，但也因此難以逃避被各種力量以其名義動員、操弄群體的命運。因此，不論是南海和東海的爭端，還是西亞、北非后阿拉伯之春國家的政治派別斗爭；不論是敘利亞、伊朗和哈馬斯與西方國家的沖突，還是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張力，以及歐盟成員國與其國內民族分離地區的博弈，民族主義都在以不同的面貌發揮著直接或間接的強大作用。

民族主義是“超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它不是理性或自由的產物，其所蘊含的非理性和暴力沖突傾向、狂熱的浪漫主義和政治上的彌賽亞信仰最終會導致自由的滅亡。歷史還遠未終結，國際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時代仍遙遙無期，民族主義將會在未來人類歷史上產生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一二民族主義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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