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被人稱為大師級的作家，作品出版14年之后，人們仍對它津津樂道；其模樣就像是一陜北農民，臉龐苦難滄桑、溝壑分明，但手里卻夾著一支雪茄；名作《白鹿原》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體，以厚重的歷史感和復雜的人物形象在同類作品中脫穎而出”，“是一部民族的秘史”。
5月23日，以陳忠實為團長的中國作家“重訪長征路”采風團從南昌出發，記者有幸采訪了他。
寫一部放在棺材里做枕頭的書
在大多數人想像中，能寫出《白鹿原》這樣氣壯山河、大開大合，“緊扣幾代人精神史、心靈史與奮發史”史詩般作品的作者肯定英俊瀟灑、風流倜儻，但與陳忠實甫一見面，記者首先想到的是“父親”一詞，他的臉龐就像皸裂的黃土地，不僅縱橫溝壑，而且苦難深重，這種感覺正暗合了閱讀他的小說《白鹿原》的感覺：生命承受之重。
《白鹿原》描寫的是中國西北農村中白鹿兩姓家族的百年恩怨，它深刻反映了中國民主革命在農村所走過的歷程，小說帶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的環境描寫為小說增添了強烈的藝術感。陳忠實坐在寬大的沙發上，手持雪茄，與記者談起了他的得意之作。
記者：應該說，我們這代人都是通過小說《白鹿原》來認識、了解你的，這部小說是在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嗎？
陳忠實：我是1987年開始寫作這部小說的，1992年元月完成的。
記者：能不能給我們再回溯一下歷史，在18年前，怎么會想到寫這樣一部題材的小說呢？
陳忠實：上世紀80年代，大家都在熱衷于創作中篇小說的時候，我寫到了一篇中篇小說《藍袍先生》，這是我所有作品中唯一涉及1949年以前生活的一個中篇。書中寫了一個叫藍袍先生的人從解放前到“文革”期間的命運，在這個人物身上，我開掘了我們中華民族近代史以來的命運，并剖析了其所經歷的精神和心靈上的剝離過程。也就是在寫這篇小說時，我發現我有一個更深遠的想法，但那個中篇卻不能概括。那個時候，我就萌生寫作一部長篇的想法，當時我希望能用一個較大規模的作品來寫一段歷史，但我也知道要完成這么一部作品不像寫一個中篇那么容易，它的整個構思、著眼點究竟確立在哪里，包括生活，尤其是對解放前那一段鄉村生活的了解，我心里沒有數，于是我不得不開始作準備工作。
從1986年開始，我到西安周邊的縣市去查閱縣志、人文史料，包括一些革命黨史的回憶資料，這樣大約用了兩年時間。我當時了解的目的還不在于小說怎么寫，而是想了解我家鄉這塊土地近代以來發展的大脈相，這樣我就能感受我們那個地方比較特殊的人文精神，以及他們的經歷。
記者：你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是什么？陳忠實：我就是想把我能感受到的、理解到的關乎我們這個民族自封建體制解體以后一直到共和國成立精神歷程告訴給讀者。重大的革命歷史事件大家都知道，但普通人經歷的一場又一場革命事件，他們精神世界的歷程等等，這是我們所關注的。作為一個有著特殊記憶的民族，他們怎樣脫下長袍？為什么要脫下長袍？他們怎樣剪去那長長的辮子？為什么要剪去那長長的辮子？這就是關于這部書的最初構思。
記者：聽說當時查閱資料時還有些故事？
陳忠實：的確，當時我到長安縣去查縣志和文史資料的時候遇到一個文學朋友，晚上和他喝酒，我們一邊喝著酒一邊聊著天，朋友問我“按你在農村的生活經歷寫一部長篇小說的資料還不夠嗎？怎么還要下這么大功夫來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當時喝了酒，性情也有點控制不住了，就對他說了一句“我現在已經46歲了，我要為死的時候可以有做枕頭的一本書陪著我。寫了一輩子小說，到死的時候如果發現沒有一部能夠陪葬的書，好像棺材都躺不穩。”
白鹿原是我的根
記者：你生活在農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一位作家，你在農村呆了多少年？
陳忠實：我在農村呆了大半生吧。我是剛解放那年開始念書的，從小學一直念到高中畢業，高中畢業以后又回到鄉村。回到鄉村的時候，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后來又經歷了“文革”。那時我當小學老師，社辦中學老師，后來又調到公社當了干部，最后調到區文化館，整整20年，從20歲到40歲，全是在我家鄉那個地方度過。
不過白鹿原是我巨大的生活場。我在那里生活，看到了老鄉們的人情世故、人物風情以及人們心靈深處世代相傳的秉賦。在白鹿原，我每天最喜歡做的事是和鄉親們聊天、下棋、聽廣播、吼秦腔。
記者：你的文學傳統來自哪里？陳忠實：我出生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家庭。我父親的爺爺，大概是一個民間鄉村的私塾老師，我小時候剛剛念書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家的木樓上頭，兩個大箱子里頭全部堆的是書，有一年我父親不知道是干什么，拿下來兩本書給我講，說這是我爺爺用毛筆寫下來的，我開始以為那都是石印的，那個規范那個工整，小孩看不來，那都是用毛筆一筆一畫抄下來的。
記者：什么時候開始發表作品？陳忠實：上世紀70年代就有作品發表，慢慢地，對自己的寫作建立了一份自信，工作單位也因為寫作而發生變化。
記者：白鹿原到底是個什么地方？陳忠實：那是我的家鄉。白鹿原的名字其實很古老，最早見于周朝，據史書記載，那時原上因有白鹿出現，乃祥瑞之兆，故稱白鹿原。到了西漢時，白鹿原這一名字逐漸被霸陵原取代。其原因是漢文帝陵墓修建于此，而漢朝又皆以皇帝埋葬之地命名陵名，所以多稱作霸陵原。再后來又因大將軍狄青長年屯兵于此，后世又多稱其為狄寨原。狄寨原這一名字被人們一叫就是上千年，直到我的小說《白鹿原》出版后，白鹿原這一已被我們當地人疏遠了兩千多年的名字，才又重新變得響亮起來。
記者：這是否讓你很興奮？因為你令一個地名“復活”。
陳忠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作家的價值，那就是“命名”與“重塑歷史”的作用。我看到白鹿原這個地名因為我的作品“復活”感到愉快。
文學工作兩不誤
記者：《白鹿原》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社會反響一片叫好，你的文學生涯是否因此受到影響？
陳忠實：影響當然有，但最影響不了的是讓我繼續成為一個作家，因為我還要寫作。
記者：它是否會成為你今后寫作難以逾越的障礙？
陳忠實：我不會把它當作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因為我不會這樣比較，我還會進行其他方面的寫作，包括短篇小說和散文。
記者：現在回過頭看這部《白鹿原》，你自己覺得滿意嗎？陳忠實：我現在不看，我沒時間去看，偶爾打開看上那么幾眼，感覺還有一種自我安慰，我當時還能寫出這么好的句子。
記者：現在，你除了作家這個身份，還有一個身份是陜西省作協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這和作家的身份是很不一樣的。
陳忠實：或許是承擔著一些文學的責任。我當作協主席的時候是最困難的時候，辦公的地方是一個老式的四合院，原先是一個起義軍閥的公館，時間長了，房子破漏，當時文學界有一句開玩笑的話“拍聊齋，作家協會就是最好的外景。”包括我自己的辦公室，墻縫可以塞進去一個指頭，上世紀90年代是陜西省經濟困難的時候，當時的省長把它叫“吃飯經濟”，就是只能給你發工資。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我爭取省里投資500萬元，地皮不用花錢，蓋起了一座辦公大樓。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培養陜西更年輕一代的作家，每年都要根據陜西的文學狀態確定工作計劃。
記者：我覺得陜西那個地方特別出人才，尤其出作家。
陳忠實：這是解放以后，解放前沒出過什么作家。
記者：作家出現是否有規律可循？陳忠實：作家出現真有點說不大清楚，好像沒有什么規律性可言。陜西涌現出這么多作家（路遙、賈平凹等），而且一出來都表現出比較高的水準，這很有意思。有的是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至今還活躍在文壇上。
記者：江西有很多朋友都是文學愛好者，有很多人都聽過你的名字，看過你的《白鹿原》，借此機會想請你對我們江西的文友說上幾句話。
陳忠實：借這個機會向所有江西的專業和業余的作家們表示敬意，感謝他們對我創作的理解和關心，作為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心靈慰藉。
人物簡介：
陳忠實，1942年6月生，陜西西安人。著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后去》，中篇小說集《初夏》、《四妹子》，長篇小說《白鹿原》，《陳忠實文集》（5卷）等。
中篇小說《康家小院》獲上海首屆《小說界》文學獎，《初夏》獲1984年《當代》文學獎，長篇小說《白鹿原》獲199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炎黃杯文學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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