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與民族關系：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思考

2010-03-12 14:10:52 作者：56china 來源：《中國民族報》瀏覽次數：0

對話人：

趙學義　中國民族報顧問 
楊圣敏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

發展的目標：為了建立更和諧的社會

趙學義：進入新世紀后，我國的各種社會問題凸現，如最近幾年民族地區群體性事件頻發，已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現象。對這些群體性事件，你怎么看？

楊圣敏：就民族地區出現的群體性事件而言，一類是政治性的問題，如分裂勢力的挑撥和影響；一類是經濟利益問題；還有一類是社會綜合性問題。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不是分裂活動是否長期存在的問題，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分裂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問題在于，如果他們不能煽動起一部分群眾，就不會有什么力量。所以我們討論的是分裂活動為什么會在群眾中產生煽動性的影響？在民族地區發生群體性事件的土壤是什么？

在總結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教訓時，大家往往會提到，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時，往往是社會矛盾的高發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規律，這種情況在中國也有所表現，主要體現為由于經濟迅速發展所引起的新的社會矛盾。高速度發展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平衡而新的社會平衡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無數好處：生產發展了，物質豐富了，收入增加了，物質生活改善了……但同時它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就隱藏在這些好處之中。當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作為經濟高速度發展的副產品——社會成本就顯示出來了。這個成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環境的成本，二是自然環境的成本。這兩種環境遭到了過快的改變和破壞。 
趙學義：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家在經濟社會方面的變化是向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轉變。這種轉變帶來的是深刻的制度變遷和社會變遷。是不是只有變遷到一定程度，東部地區和西部民族地區之間某些深層結構的差異才能顯露出來？ 
楊圣敏：近30年來，中國的民族地區由于自身的特點和國家政策的推動，呈現出兩個階段性變化，即前20年與內地差距拉大時期和近10年的快速發展時期。 
政府的發展戰略是按照東、中、西的順序展開的，首先得到快速發展的是東部地區，接著是中部地區，這是改革開放前20年的特點。這一時期，西部地區與東部、中部地區的現代化差距拉大了。就發展水平而言，中國出現了東、中、西3個明顯的梯次，即發達地區、次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這3個地區也分別對應著漢族地區、各民族雜居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 
最近的10年，是民族地區加速發展的時期，它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政府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這10年中，在全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到9%的情況下，新疆、內蒙古、廣西等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已經連續幾年保持在兩位數。從這10年來看，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已經趕上甚至超過其他地區。這本來是好事，但也存在隱憂。分析這些地區發展增速的原因就會發現，這些地區的發展主要是一種資源開發型的發展，是一種外部拉動的發展。其特點是人力資源特別是技術資源主要依靠內地，資金也主要來自中央、央企和發達地區的投入。同時，特別值得關注的一個情況是，部分民族地區內部的社會平衡被打破了。 
資源開發型發展的特點是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其結果是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改變，這就造成了對當地少數民族傳統農牧業生產環境的沖擊。受到沖擊的農牧民囿于資金、技術、社會觀念和語言等方面的局限，沒有及時改變其生產方式，對開發的參與程度較低，這也導致資源開發型發展對當地社會進步和現代化的帶動不夠。 
比如新疆的資源開發，對生態環境的一個明顯影響是水的缺乏。我對新疆吐魯番地區進行了連續20多年的追蹤調查，當地農業灌溉所用的坎兒井在上世紀80年代有1000多條，現在大多已經干涸。在傳統的牧業區，很多旅游區的開發占用了大量牧場，使得一些牧民面臨被迫改行的命運，盡管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并不具備改行所需要的經驗、技術、知識和資金。于是社會差距在這些民族地區拉大了。 
發展的目標并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多的經濟收入，而是要建立更和諧的社會，但更和諧的社會不一定是更富裕的社會。 
以我在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的調查為例：該縣自然環境惡劣，是新疆人均收入最低的縣，也是中國最貧窮的縣之一。但是通過在當地的調查我卻驚訝地發現，該縣已經保持了50年無刑事犯罪的記錄，最近10年來，它仍然是新疆犯罪率最低的縣，還是新疆民族團結模范縣。同時，該縣塔吉克族人口的人均壽命明顯高于其他收入較高的鄰近縣。 
民族地區過去大多是傳統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但經濟上“窮”，社會未必就不和諧。貧窮與不和諧沒有直接的相關性。當然，普遍貧窮的低層次的“和諧社會”，需要逐漸向高層次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發展并不意味著只是出于經濟考慮就輕易地將一種社會平衡狀態打破，一旦打破這種狀態，又不能以新的、健康的平衡狀態代替它，社會就會不穩定，犯罪率就會增高。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特別注意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在邊疆和民族地區，保護了自然環境，往往也就是保護了當地少數民族的利益，保護了當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趙學義：西部開發和市場經濟在推動民族地區GDP迅速增長的同時，也沖擊著原來比較平衡的傳統社會。這種變化如此迅速，我們都缺少應有的準備。 
楊圣敏：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目前，很多經濟學者認為，在中國，顯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這是內地近20年來群體性事件成倍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民族地區，收入差距同樣在擴大，與內地不同的是，這種差距如果出現在不同民族之間，就會引發民族矛盾與沖突。 
重要的標尺：社會和諧、穩定、平衡和安全

趙學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概括地說就是一方面經歷了高速度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在這種變化之中也包含一些沒有變的因素。首先是中國經濟經歷30年的高速度發展之后，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同時社會主要矛盾也沒有變。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主要體現在8個方面。這8個方面的特征其實就是8對反差，是現階段社會問題的反映，這種反差在許多民族地區往往甚于內地。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當民族地區的這些反差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社會問題就會以民族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 
楊圣敏：是的。新中國成立60年來，各民族在政治上都翻身做了主人，在經濟上有了飛躍式的發展，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整體來看，有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水平、現代化程度仍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新時期以來，這種差距不僅表現于東、西部地區之間，而且在一些民族地區內部，各民族、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變化。出現這種情況后，就可能為民族沖突提供社會土壤。對發生在民族地區的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和原因進行分析時，我們需要判斷，這些事件是否只是被境內外敵對勢力和分裂主義者煽動的結果？有沒有民族地區社會內部矛盾激化的因素？ 
趙學義：二者兼而有之。我們現在似乎應該將更多的注意力用于分析和解決各種人民內部矛盾。鏟除了我們自己社會中這些不安定的土壤，境內外敵對勢力也就永遠掀不起大浪。 
楊圣敏：是的。實際上，速度對于發展來說是重要的，但是絕不等于經濟發展的速度越快越好。有的時候，經濟發展的速度應該適當放緩。放緩的目的不是停頓，而是要適當調整，調整各種失衡，以降低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減少社會矛盾。民族地區要改變過去那種強調發展，就是單純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觀念。我們現在提倡科學發展，它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社會成員團結互助的和諧發展。也就是說，社會各階層各類人之間不僅要競爭，也要互相關照，共同進步。在保證政府財政收入提高的同時，公共服務水平也要不斷提高，社會保障體系要更加健全，使發展的成果對全民都有好處。所以不能以經濟作為發展的唯一標尺，應該把社會和諧、穩定、平衡和安全也作為重要的標尺。 
趙學義：對單純的發展速度造成的社會關系失衡問題，我們的認識要跟上，比如基尼系數的上升，貧富差距的擴大，自然會帶來比較高的社會風險，這是世界許多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教訓，我們千萬不能重蹈覆轍。 
楊圣敏：“發展”一詞，英文里面叫做“develop”，其本意是“開發”。其實無論是“開發”還是“發展”，都是有成本的，一是自然環境的成本，這個問題已經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另一個是社會環境的成本，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般的理解是，經濟發展了，其他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其實不然。由于民族地區的特殊情況，經濟改革的成本在民族地區有可能轉化成政治性成本，就是說，它造成的矛盾可能會在民族關系、在民族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出來。 
適當調整：適應新的經濟、社會形勢

趙學義：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是“各民族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將“兩個共同”確定為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是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的轉型。“兩個共同”的重要意義在于，提醒人們要注意到民族地區的實際，要遏制以至于改變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民族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 
楊圣敏：在全國，有一個縮小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差距的問題。在西部民族地區內部，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形勢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封閉的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化的形勢下，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差距也拉大了。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競爭者的勝負主要取決于其掌握的資金、信息和技術的多寡與優劣。在這方面，不少少數民族與漢族是有差距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各種信息領域，漢語文的信息量比少數民族語文的信息量大了不知多少倍，來自內地企業的資金、技術也明顯占據優勢。 
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特點是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固然激發了包括各少數民族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巨大熱情和潛力，是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但在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它也沖擊著傳統的對少數民族照顧和優惠的政策。1978年以后，內地有大量資金和技術進入新疆市場，競爭的結果是，在資金、技術、語言、信息等方面都占有一定優勢的一方，在經濟收入上也會明顯占有優勢，一些地區對民族優惠政策的執行力度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被削弱了，就業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趙學義：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要保證社會是健康的，就離不開百姓的安居樂業。對于大多數家庭來說，收入的主要來源取決于個人的就業機會，所以就業是最關鍵的。 
楊圣敏：是這樣的。近年來，新疆少數民族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比較低，漢族畢業生就業率相對高一些，這是就業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近30年，民族地區內部貧富差距拉大了，一些城鎮的少數民族青年沒有充分就業，在群眾中產生了不滿情緒，這就為民族分裂主義者的動員提供了機會。失業和對社會不滿是分裂活動的現實土壤。 
趙學義：從當前看，民族政策實踐的核心在于爭取民心，要在改善各族群眾最基本的生活條件方面多下功夫。 
楊圣敏：民族地區政府的精力不能只放在發展速度上，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的<a target="_blank" >科學發展觀，要注重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民生。我們所說的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就是利益兼顧。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國家比較窮，發展的速度沒有近幾十年快，但做到了利益兼顧，所以民族地區是平衡穩定的。改革開放以來，政策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動力機制的改變。當民族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出現了利益的博弈時，既要承認這種博弈的客觀性，又要正確引導和平衡各方利益。在市場競爭中，不同民族、人群和階層的競爭能力是不一樣的，因此會產生差距。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對此加以協調，差距就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進而挑戰和諧的民族關系。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講的：“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趙學義：就目前而言，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仍然是平衡民族關系、解決民族問題最核心的制度及政策手段。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的政策立足點是在制度上確立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通過這個制度，國家在經濟社會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特殊的優惠政策關照少數民族，維護了各民族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平衡關系。現在面對經濟利益上的失衡，應該如何完善我們的政策制度？

楊圣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目的之一是縮小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差距，包括經濟收入、政治權利以及文化發展機會等方面的差距。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快速變化，調整后的利益格局和舊的不同，它既造就了一個很大的新的受益群體，也對一部分人造成了沖擊，有些照顧少數民族的政策在新形勢下難以充分發揮作用。所以在目前形勢下，在西部某些民族區域適當放緩開發的速度，對某些政策進行適當調整以適應新的經濟、社會形勢是必要的。

關鍵詞：發展觀經濟發展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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